1983年《四渡赤水》上映，杨得志看后发牢骚：老师长没有一个镜头

1991年深秋，北京西郊的老战友联谊会上，七十七岁的杨得志挤在人群中，终于与阔别多年的李聚奎再次握手。银发与军功章交相辉映，他的第一句话却是：“师长，当年的电影没给你留半点位置，这事我一直介怀。”李聚奎摆摆手，只回了一句：“战场上流血的是战士，不是镜头。”

那一幕勾起不少老兵的回忆。八年前，也就是1983年春节前夕，《四渡赤水》在全国公映。许多人头一回在大银幕上直面那场惊心动魄的机动作战。大厅里掌声此起彼伏，可等字幕滚完，杨得志却皱着眉。他在片中偶尔露了个侧影，偏偏领他闯过生死关的“老师长”李聚奎只字未提。影片结束后，他用湖南口音嘟囔了一句：“怎么，就把他给漏了？”同坐的战友心里有数，却也不好多说，只陪他干了一杯酒。

如果把长征比作一条火红的脉络，那么红一师就是最锋利的刀尖，而这把刀的握柄，正是李聚奎。1934年冬，湘江边炮火成海。国民党把数十万兵力兜了个口袋，想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李聚奎率红一师扑在最前，硬生生撕开缺口。那一役之后，毛泽东称他是“开路先锋”，杨得志从此把李聚奎叫成“老师长”，一直叫了半个多世纪。

湘江战火尚未熄灭，1935年1月，乌江又横在眼前。这条江两岸皆是峭壁，水流湍急，守军还架了轻重机枪。时间却不等人——后面追兵只差一日夜。夜色降临，李聚奎召来几个团长，灯光昏黄，他把木棍在沙盘上一点：“今晚先试水，不行就再想办法。记住，保命第一，务必摸黑过去。”杨得志领命，还来不及合眼就带人在江边找竹排。第一次强渡失败，退回岸边时，竹筏被打得筛子一样。汇报时，他低声说：“师长，再来一次吧。”李聚奎只答：“等月亮落山再说。”午夜潮声盖过枪炮，第二次冲锋一举成功，打开了通往遵义的门。

遵义城头的红灯笼破旧却明亮，红军终于有了短暂喘息。可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命令又至：沿赤水河机动，牵制追兵。毛泽东判定敌军部署单薄，决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于是，一场在军事史上写下传奇的四渡赤水开始上演。第一次渡河在土城，第二次悄然北返，第三次突袭回师遵义，第四次雷霆折返突破敌后——表面绕来绕去，实则针锋相对。每一次摆渡，红一师总是打头阵，他们像门闩一样为大部队顶住枪林弹雨。

电影里，观众看到的是李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的身影；历史的褶皱里，却站着李聚奎这样的“无名主角”。有人统计过，仅四渡赤水前后，红一师先后接敌二十余次，靠的是夜行军、山野穿插和绝不言弃的意志。杨得志后来回忆：“赤水河水泡得脚跟都烂了，可师长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只盯着前面——‘敌人在哪儿？下一道河在哪儿？’”

赤水之后，是更加险恶的大渡河。1935年5月，到达安顺场的那天，河面如同撕裂的铜墙铁壁。彼岸滩头的国民党碉堡机枪口黑洞洞，任何迟疑都可能酿成石达开悲剧重演。李聚奎让杨得志去找船。夜幕下，村民老船工被轻轻唤醒，听说要拉红军过河，只问了一句：“船翻了，谁来管家里？”杨得志塞给他两只鸡蛋：“大叔，船不翻，咱都活。”一句玩笑，半真半假。

七条小木船，在波峰浪谷之间飘摇。第一批七人率先出发，枪口与桨刃同时挥舞。机枪子弹打在水面，激起一片白浪。刚踏上对岸，杨得志便大喊：“掩护！”枪声如织，对岸守军不及反应便被压在石坎后。第二批紧跟而至，架设轻机枪，火力一过，红旗已插上山顶。几个小时后，河风仍烈，水声依旧，却再也听不见敌人的喧嚣。

随着主力师团接续渡江，红军彻底摆脱被围歼的险境。几天后，毛泽东得报，连称“干得好”。可等表彰名单下发，李聚奎却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挪到最后。有人不解，他只淡淡一句：“我不上榜，没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历任后勤部部长、商业部部长，依旧低调。1983年，《四渡赤水》火遍全国，观众记住了“千里走廊”与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却很少有人提起那位在赤水、乌江、大渡河屡建奇功的红一师师长。杨得志的几句抱怨，不过是老兵对领路人迟到的敬意。

岁月没有抹去硝烟的味道，只把勋章的光泽磨得柔和了。李聚奎晚年常对身边人说：“长征是无数人命换来的，谁的名字被记住都一样，关键是别忘了那些牺牲的弟兄。”或许正因为这种胸襟，他才成了众人眼里的“老师长”。

对于年逾花甲的观众来说，烽火岁月并不遥远。那些血与火交织的年月里，除了决策者的宏图，还有无数“开路先锋”静默前行。电影未必能记录一切，但历史自有公论。听过老兵在风中压低嗓门的一句“火力掩护”，才知道胜利来得多难；读懂李聚奎的淡泊，才明白荣誉之外，还有更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