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刘少奇之子不被允许参加高考，他给邓小平写信：我不服气

1977年7月28日，北京的气温冲到三十七摄氏度，起重机厂铆焊车间的铁板像烙铁一样滚烫。刘源收工后钻进澡堂，耳边忽然传来一句话：“听说了没？国家要恢复统考！”工友声音很大，水汽腾起，一时间呼哨声、议论声混在一起，那股子亢奋几乎要把天花板掀翻。

“恢复高考”四个字，对十年没摸课本的人来说，像一记惊雷。刘源靠在墙边没吭声，只把手里的肥皂攥得更紧。他知道，一旦真考，自己这颗“靶心”能不能被放行还是未知数，可机会总归来了，先抓住再说。不抓，后悔十年；抓住，即便失败，也算尽了人事——这是他当晚在宿舍里给自己下的判断。

八月中旬，教育部正式宣布招生办法：本人表现为主，择优录取，不查家庭出身。通知贴在厂宣传栏，黑体字醒目。刘源盯着那张纸，心里咯噔一下，“不查出身”六个字像一只手，把压在心口的石头往上推。1961年出生证上“父：刘少奇”四个字，烫得他走到哪儿都不太自在，这一次也许能松口气。

报名表很快填好，政审栏干干净净，没有附加条款。可不到三天，表格被退回，理由只有一句：“超龄”。那年他二十六岁，而文件对白卷考生并无年龄限制，工友里三十岁以上的老三届大有人在。纸条递到刘源手里，他笑得有点冷，“超龄”二字比任何刺耳的批评更让人无奈——这明显是绕道拦人。

夜里灯泡暗黄，刘源摊开信纸，几次停笔。写给谁？想了想，只能找邓小平。联想到1964年春节，父亲在家中接待过“小平叔叔”，那份熟悉感给了他胆量。信不长，短短两百多字：

“小平叔叔：听说您主持恢复高考，我非常敬佩。若因我父母的问题不准报名，我不服气。考不上怪我，连考的权利都剥夺，我难以接受……”

写完折好，他找来四分邮票贴上，信封上只写：“中共中央 邓小平同志亲启”。第二天早班前，随手把信投入永安里的绿色邮箱，那一下轻微的“嗒”声，像是押上一切的赌注。

九月初，北京的槐叶开始泛黄。刘源蹲在车间门口补鞋，忽听值班员喊他：“组织科让你去一趟！”他心里直打鼓，一进屋，却看见桌上那张熟悉的报名表，角上多了一行字：批准参加高考。落款是北京市委。原来，邓小平批示已经传到地方，“刘源考学问题，按一般知识青年对待”。

拿到准考证的那天，他在车间试焊的钢板上写下一个斗大的“考”字，铁花飞溅，把同事们吓一跳。刘源哈哈一笑，抹把汗：“兄弟们，真要上战场了！”那股子兴奋藏也藏不住。

十二月，高考正式开考。北京零下十度，晨雾裹着寒意。刘源穿着母亲留下的呢子大衣，拎着挎包，硬塞进手心的不是准考证，而是一张村民们集体签名的“加油条”，上面写着：“白坊村老少祝你考个好成绩！”字歪歪扭扭，却烫人心肺。那是他插队七年换来的真情。

考完试，三个月的等待像拔河。直到1978年2月，录取通知书终于落在他手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志愿北大落空的原因，外人莫衷一是，刘源却没太在意。他说话总带着一点军队里练出的简短：“能念书就好。”

春节后的北京城依旧寒冷，北师院的操场却生机勃勃。刘源背着铺盖卷进校门，门卫大爷悄悄嘟囔：“那就是刘家的小子吧？”旁人起哄，他听见也只笑笑，径直走向宿舍。日后同学忆起初见，说他“像从操场一路正步走进教室的，背挺得笔直”。

课堂上，刘源常坐第二排，记笔记用的是工厂发的旧图纸本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史、中国现代史，他听得入迷，老师提问总能抢答。有人笑他“书呆子”，可他不恼，拍拍对方肩膀：“我耽误了十年，得拼命补。”十年浩劫，让几乎失学的一代人珍惜每一堂课，他不过是其中之一。

校园外，国家也在加速复苏。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工作重点转移”。时代风云激荡，课堂里那张世界地图仿佛在震动。老师说到巴黎公社时，刘源忽然问：“社会变革是不是也像焊接，先得把旧的熔掉，才能有新的合金？”教室里笑声一片，这位大个子学生的比喻虽直白，却道出深意。

1980年2月，关于刘少奇的平反决定正式公布。那天，刘源正在图书馆翻资料，校广播里突然播出新闻。旁边同学推他：“老刘，听听！”他没说话，只把书合上，低头许久。过去的标签像窗外的雪，一场风吹散了。有人问他打算转到北大吗？校方也愿意开绿灯。刘源沉吟片刻，摇头：“还是留在师院，我欠这里一份情。”

大学四年，他始终保持“早操必到，考试从不缺席”的纪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毕业典礼前的那封信，他再次给邓小平写道：“多年前您给我一个机会，现在我即将走向新的岗位。谢谢。”字仍旧不多，却掷地有声。这封信后来并未公开，但据知情者说，小平看后只是点点头：“青年人，有志气，好。”

毕业后，刘源入伍深造，转战南北，最终成长为解放军上将。多年后在军校演讲，他谈起那封“我不服气”的信，说自己不过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片树叶，“卷起我的，是恢复高考的那股风”。他还嘱咐 cadets：“读书救不了所有人，但给了我们抉择的权利，这就够了。”

不得不说，1977年的那封信，20世纪中国教育史里只是小小一笔，却映照出国家与个体之间最质朴的信任：有理可申，人人平等。对于百万“老三届”来说，高考像一扇猛然打开的大门；对于刘源，这扇门后是一条与父辈截然不同的道路。四十多年过去，那段滚烫的岁月已成记忆，可只要提起“恢复高考”，很多人仍会想起那个在车间火星下悄悄磨笔头的青年，和他写下的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