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侨力的先行者：谷文昌侨务工作往事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周锦红 许惠英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局息息相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侨务工作的长期实践中，谷文昌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信念深耕侨务领域，用务实举措凝聚侨心侨力，堪称侨务工作战线的杰出典范。

　　谷文昌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典型。2009年9月，谷文昌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谷文昌在东山工作14年，这14年是谷文昌事迹中最感人、最丰富、最突出的部分，因此受到的关注度高，著述最为详尽。相比较而言，1972年谷文昌回到龙溪地区（今漳州）后的工作生活经历受到关注不够，现有著述中鲜少论及，或有论述也是内容简单，一些重要史实缺乏搜集考证。特别是谷文昌1978年9月起担任福建省龙溪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分管建委、侨办、统战工作，虽然身患重病，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承担了当时紧迫棘手而且繁重的接待安置越南归国华侨工作，这期间的重要事迹和精神品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着手恢复各级侨联、侨办机构

　　1976年10月，谷文昌升任龙溪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并于1978年3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龙溪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龙溪地区行政公署后，担任龙溪地区行署副专员。任上，谷文昌主要分管建委、统战和侨务工作，联系挂钩漳州市（现芗城区）。随着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谷文昌在恢复侨务工作，加强统战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78年，海内外关于恢复侨务机构的呼声日益强烈。“文革”期间，一部分归侨、侨眷的人身权利、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谷文昌分管侨务工作后，着手恢复各级侨联，通过各级侨联做华侨工作，鼓励华侨回乡投资，大力贯彻落实保护侨汇政策，侨汇逐年增加，仅1980年漳州市（现芗城区）回笼的侨汇票证就达101万份。各级侨联还积极穿针引线，引进资金、人才、设备，促进“三资”企业的发展。1979年9月2日至6日，龙溪地区第二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第一招待所会场隆重开幕，谷文昌出席开幕式并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侨务战线的空前盛会，希望到会代表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共商四化建设的大事，把代表大会开成发扬民主、增强团结、表彰先进、振奋精神的大会。3日，谷文昌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作地区侨联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印尼归侨林开德担任侨联主席。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溪地区全面落实侨务政策，先后为480人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恢复名誉；退还被占用的华侨私房215户；被冻结的银行存款全部解冻；退还被查抄的财物。这一系列举措暖了归侨、侨眷的心。

　　做好越南回国难侨安置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华侨选择回国升学和参与祖国建设。同时，东南亚的马来亚、泰国、缅甸等地实施排华和限制华侨政策，也使大批难侨返回中国。如何接收和安置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和难侨，成为中国政府尤其是侨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归难侨数量较少且相对分散，政府采取分散安置为主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广东、福建两省建立华侨农场或华侨集体农庄。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印尼、缅甸等国排华引发大批华侨归国。中国政府转为按照集中安置为主、分散为辅的方针，将归难侨集中安置在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新设立和扩建的华侨农场。20世纪70年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的排华活动引发了新的华侨回国潮。1978年，28万多名越南华侨被驱赶跨境涌入中国大陆。按照自愿原则，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被集中安置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份的86个华侨农场。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署，龙溪地区亟须做好接待安置越南归侨工作。当时作为龙溪地区分管侨务工作的副专员，谷文昌身体每况愈下，但仍拖着病躯废寝忘食，坚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抓基建为归难侨提供必需的生活场所。1978年5月，越南归难侨陆续回国，一时间大量的归难侨涌入漳州，国营华侨农场安置房建设无法满足需要。归难侨多数被暂时安顿在生产和公共福利设施用房中，部分暂居竹棚，少数借居在民房，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平方米，十分拥挤；暂住竹棚的环境差，不安全，盛暑将至，容易生病。谷文昌深入接待安置工作一线，及时发现归难侨的居住问题，经过深入调研，提出采取边接待安置，边选点定点，边设计备料，边组织施工的办法，保证基建工作任务的迅速完成。在各新居民点的建设上，谷文昌十分注重设计，居民点选点做到了既方便发展生产，方便集中管理和方便交通往来，又不占用田园，环境良好。为了寻找合适的安置地点，谷文昌踏遍了龙溪地区山山水水。侨务部门向他汇报了一个农场安置点，谷文昌到场部看后，还不放心，非得要沿着农场的周边走上一圈。跟随他的侨办干部劝他：“下面汇报的情况，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您身体不好，就不必每一处都看了吧。”谷文昌不同意，他语重心长地对侨办干部说：“归侨安置在这里，可供开垦的荒地是不是足够，还有没有发展余地，这些，都得事先调查清楚，光听汇报，没有调查研究就作决定，太草率，那不是对人民负责的作风。”在谷文昌的扎实领导下，龙溪地区较好完成了归侨安置任务。双第农场的接侨基建工作作为典型经验向全省推广。二是新建国营华侨农场，满足接待安置归难侨需要。由于安置归难侨任务重、数量大，原有华侨农场、工厂无法容纳，根据福建省侨务办的意见，决定将南靖县丰田农场和诏安县金星农场的两个作业区，改为华侨农场，漳浦佛昙湾围垦工程并入漳浦白竹湖华侨农场，诏安四都公社农工宅林场同金星农场的四都、田美二个作业区合并改建成为诏安四都华侨农场，统归省侨务办主管。为贯彻落实好省委要求，谷文昌多次深入现场踏勘、确定农场场界，并指导做好土地、固定资产、人员、作物的交接处理工作，新组建3个华侨农场并移交省侨务办，用于接待安置归难侨。

　　归难侨是因特定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而形成的国际移民群体。作为特殊的移民社区，华侨农场的人口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生活背景、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性，人口结构呈现多重性特征。作为集中设置的移民聚居区，华侨农场产生和发展也与国际背景、国家政策及侨务工作有紧密关联。华侨农场的集中安置模式，使归难侨更快地适应社会环境，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利于发挥归侨的优势和特长，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归难侨在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和照顾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帮助。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家设置难民营的安置模式，中国政府因地制宜，实践探索形成以华侨农场方式集中安置归难侨的“中国模式”，也为国际难民安置提供了“中国范本”。

　　做好港澳台同胞和回乡侨胞接待工作，争取侨心促发展

　　谷文昌热情接待港澳台同胞及侨胞回乡探亲谒祖、旅游参观、文化学术交流和洽谈经济贸易，从1979年开始回乡侨胞人数逐年增加。回乡侨胞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家乡百废待兴的景象，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根据龙溪地区侨务办公室1978年《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8〕3号文件情况与今后意见》报告的统计，当年“为了支援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些华侨主动赠送漳州市、龙海县27部拖拉机和举办一些公益事业”。1980年前后，经省侨务办同意，谷文昌还主持接收香港同胞汤登育先生赠送1台交流直流两用的心电图机，接收香港大丰商行经理康良材赠送的3台日本丰田牌救护车，分配给漳州市医院使用。

　　作为闽南侨乡集中地，龙溪地区在“文革”期间积累了大量侨房纠纷——土改时期分配、“文革”中占用的海外侨胞房产未能及时归还，成为制约侨胞返乡投资、影响区域对外交流的突出问题。1978年5月至1981年1月，谷文昌担任龙溪地区行署副专员分管侨务工作期间，恰逢国家拨乱反正关键阶段，他将解决侨房纠纷作为落实侨务工作的核心攻坚任务，形成“政策落地+民生保障”的双维推进模式。典型实践之一就是角美流传村“天一信局”侨房归还案，这座由近代侨领郭有品创办的标志性建筑，自土改时期分配给村民后，因涉及住户多、产权复杂，归还问题搁置二十余年。谷文昌接手后率先开展现场调研，提出“侨房必还、民生必保”的原则，一方面逐户宣讲《华侨房屋政策》，阐明“落实侨房是恢复侨乡信誉的关键”；另一方面实地摸排住户安置需求，协调当地政府统筹闲置房源、发放搬迁补助，最终通过现场办公敲定解决方案，仅用两个月便完成房屋腾退与产权移交。这一案例成为龙溪地区侨房落实的范本，这种“既重产权归属、更重长远发展”的侨务工作思路，既契合龙溪侨乡“以侨为桥”的发展需求，也为后续改革开放初期吸引侨资、发展“三资企业”奠定了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