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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名酒,绕不开“国酒”之争。茅台的拥趸说它是国宴标配、红墙特供,汾酒的粉丝搬出开国第一宴、千年正史渊源,还有人说酒祖杜康才是实至名归,就连春节的屠苏酒都被拉来凑数。这场争论吵了数十年,却少有人知道核心答案:我国从来没有官方认定的“国酒”,茅台的“国酒”商标曾被多次驳回,汾酒、杜康也从未获此殊荣,所谓的“国酒之争”,不过是历史渊源、文化符号与时代地位的博弈,背后藏着中国酒文化的千年脉络。
很多人对“茅台是国酒”的认知根深蒂固,毕竟它常年登上国宴舞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摔瓶夺金的故事家喻户晓,1952年首届全国评酒会便跻身四大名酒,更是几代人心中的高端白酒标杆。但鲜为人知的是,2019年茅台集团多次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最终被国家商标局驳回,理由很明确:不存在官方认定的“国酒”,该商标易产生误导,损害其他酒企的公平竞争权利。这一结果,直接给“茅台是国酒”的说法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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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茅台的“对手”汾酒,之所以敢叫板“国酒”之名,靠的是实打实的历史硬实力,这份底蕴甚至比茅台早了数千年。杏花村的酿酒遗址可追溯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最早的谷物酿酒实证之一,北齐武成帝高湛更是将其封为宫廷御酒,这段历史直接载入二十四史,成为正史记载中最早的“皇家名酒”。就连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都让汾酒的文化符号刻进了国人基因。
更关键的是,汾酒才是真正的“开国第一宴用酒”。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贵州尚未完全解放,茅台无法顺利运输,而汾酒凭借产量充足、运输便利的优势,成为开国第一宴的指定用酒,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批示“选用汾酒,保证供应”。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晋商走遍天下,将汾酒的酿造工艺传到贵州、四川等地,成为茅台、泸州老窖等名酒的工艺源头,说汾酒是中国白酒的“老祖宗”,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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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曹操写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酒祖杜康,看似地位超然,实则并不能参与“国酒”之争。《说文解字》明确记载“杜康作秫酒”,杜康也因此成为中国酿酒的始祖,成为酒文化的精神图腾。但遗憾的是,古杜康的酿造工艺早已失传,如今的杜康酒多为后世根据史料复原,历史传承链出现了明显断裂,更多是一种文化象征,而非具备市场竞争力、能登上国宴舞台的现代名酒,自然谈不上“国酒”之说。
还有被王安石写进“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酒,更是连“品牌之争”的门槛都没进。它并非某一款特定的白酒,而是古代春节家家户户都会酿的药酒,配方多为桂枝、桔梗、防风等药材,饮之寓意驱邪祈福、平安过年,没有固定的产地,没有专属的品牌,只是中国岁时民俗中的一个仪式符号,与“国酒”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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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国酒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各有千秋”的比拼:汾酒握有千年历史正统,是中国白酒技艺的源头,正史记载、考古实证双加持;茅台占据近现代时代优势,红墙背景、国宴常客、国际声誉让它成为民间心中的“国酒代名词”;杜康是酒文化精神图腾,代表着中国酿酒的起源,是刻进诗词歌赋的文化符号;屠苏则是民俗仪式象征,藏着国人的春节情怀,是民间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四款酒,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定位,却始终没有一款能拿到“国酒”的官方认证。究其原因,不仅是为了维护酒企间的公平竞争,更因为中国的酒文化从来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从黄河流域的清香型汾酒,到赤水河畔的酱香型茅台,从酒祖杜康的文化传承,到屠苏酒的民俗情怀,不同的名酒背后,是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是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记,共同构成了中国酒文化的璀璨星河。
如今再看这场“国酒之争”,其实早已没有胜负。茅台不必执着于“国酒”名号,它的时代影响力早已深入人心;汾酒无需纠结于现代热度,它的千年底蕴本就是最好的名片;杜康和屠苏,更是以文化符号的身份,在国人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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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不定调“国酒”,恰恰是对中国酒文化的尊重。因为真正的中国酒文化,从不是某一款酒的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从来不是争一个“第一”的名号,而是守一份千年传承的初心。茅台、汾酒、杜康、屠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中国酒文化最动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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