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的一个午后,周恩来在延安旧址外停下脚步,他要找一座“看不见的坟”。陪同人员摇头,说墓地早已被战火夷平。周恩来沉默了好久,只吐出一句:“要把友才他们找回来。”这一幕,为三十六年前的枪声再添回响。
时间拨回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甫到陕北,各地党组织千疮百孔,恢复地下网络迫在眉睫。周恩来成了国民党特务重点猎杀的对象,中央挑选了与他身形相似的陈友才担任贴身警卫。陈友才出身湘南起义,通信、警卫、便衣均拿得起放得下,代号“老陈”。熟人常打趣:“哨兵远远一看,还真分不清谁是周副主席。”
1936年2月东征,周恩来深入绥德义和镇。敌军设下埋伏,陈友才殿后时腿部中弹。简单包扎后,他拄枪坚持到天黑。有人劝他留下疗伤,他摆摆手:“副主席动,我就动。”短短一句话,后来成了他所有行动的注脚。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刺蒋、护蒋、借机上位的各种算盘交错,周恩来赴谈判路上危机四伏。中央特科分析:若谈判失败,全面内战即刻卷土重来;若周恩来遇刺,各派势力趁乱分羹。于是警卫组扩编到三十多人,陈友才仍是核心。
1937年3月,杭州会晤蒋介石后,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再启程准备4月25日飞南京磋商红军整编。敌探冯长斗捕捉到行程,密告陕北土匪头目姬延寿、李清吾。伏击圈设在甘泉境内的劳山湫沿山,两侧皆陡崖,卡车一旦驶入,退无可退。
4月25日拂晓,护送队驶离延安六十余里。车上气氛松弛,年轻警卫员谈笑风生,惟陈友才眉头紧锁。他已经换上周恩来的西装礼帽,周恩来则穿旧军装,把领子竖得很高。有人半开玩笑:“陈队,这身行头穿得太像了!”他只答:“越像越好。”
午后一点左右,湫沿山口忽然传来“啪”地一响。有人说是鞭声,另一个接口:“此地瘦草寒林,哪来的牧羊人?”话音未落,机枪扫射撕碎空气。第一排子弹击穿驾驶室,司机用尽力气把车横在道口,随即倒下。山谷里回荡着杂沓的脚步和土语咒骂。
警卫副队长陈国桥组织火力反击,陈友才察看地形,发现右侧树密草深,便命刘久洲等四人护送“军装男子”突围。枪声渐急,他干脆伏在车尾高喊:“机枪压低!左前方两点钟射击!”刻意压低嗓音,模仿周恩来的口气。林中敌匪果然全部朝他聚火。
短短十五分钟,卡车周围已躺下七具战士遗体。陈友才腿伤复裂,血浸裤腿,却仍换弹匣射击。敌人包抄上来,他用最后一颗手榴弹逼退冲锋。弹烟散开,一支步枪几乎顶到他胸口。连串枪声后,他跪倒在泥里,仍紧握枪托。匪首翻出他上衣口袋的名片──“周恩来”三字赫然在目。确认“已毙周恩来”后,匪徒又朝尸体连捅二十余刀,带着名片迅速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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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附近红军通讯班报告警卫团。团长黄霖率两个班火速驰援,于途中接到周恩来。周恩来面色苍白,却只问一句:“友才他们在哪?”黄霖赶到现场时,硝烟未散,血迹沿山石蜿蜒数十米。战士们抬回七具遗体,血染毛毯。周恩来低头,泪落毛毯,轻声说:“友才替我死的。”
4月27日,宝塔山下简单土坑,陈友才等人合葬,无碑无棺。延安城里,警卫队写了一行字贴在内务墙:“陈友才,生于1903,卒于1937,使命:护卫。”字迹因雨水晕开,却没人舍得擦掉。
延安解放后,墓地被胡宗南炮火夷平。建国初期,各地修复烈士陵园,唯陈友才的名字长年留在一纸阵亡名册。1973年那天,周恩来站在荒草间久久不动,侧身对陪同干部叮嘱:“请给他们立碑,写上名字,写明任务。”
三年后,周恩来因病辞世。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他内衣口袋发现一张泛黄旧照,背面一行小字:“劳山遇险,仅存四人。”照片折痕极深,说明主人常常翻看——那是周恩来能找到的、仅存的替身英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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