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在新疆和一女同事搭伙了6年，28年后回去发现她一直没嫁人

28年后，戈壁滩上的那扇门还为我留着

八八年那会儿，我二十五，刚分配到新疆的戈壁滩上。说是单位，其实就是几排红砖房，孤零零地戳在望不到边的黄沙里。风一起，沙子打在窗户上，唰唰的，像永远下不完的雨。一起来的小伙子，没待满三个月，调走的调走，逃跑的逃跑。我没啥门路，家里也指望着我这工资，就只能定下心，熬。

李芳是我隔壁办公室的统计员。比我大两岁，话不多，干活利索。起初就是点头之交。改变是从那个秋天开始的。戈壁滩的秋天短，几场风一刮，直接就入了冬的架势。我得了重感冒，烧得昏沉沉，请了假在宿舍躺着。门被敲响了，打开，是她。端着一碗滚烫的姜汤，还有两个白面馍馍。“听着你咳嗽，喝点热的。”她说完，放下碗就走了，门带上，轻轻的。

病好后，我提了一兜库尔勒香梨去谢她。她宿舍比我的还简陋，但窗台上养着一盆仙人掌，居然开着朵嫩黄的花，倔倔的。我俩就着那点灯光，分吃了一个梨，很甜，汁水顺着指缝流。不知怎么的，话就多了起来。她说她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这份工作稳定，能贴补家里，再苦也得忍着。我说我想家，想江南的湿润，在这里，连呼吸都觉得肺管子干得发疼。

后来就慢慢成了习惯。食堂的饭永远那几样，清汤寡水，她就弄了个小煤油炉，偶尔我去市里回来带点肉、蔬菜，她来做。她的红烧羊肉做得一绝，膻味去得干净，肉烂汁浓，拌着拉条子，我能吃两大盘。我力气大，换煤气罐、修门锁、冬天囤白菜这些活，自然就归了我。戈壁滩的夜晚长得没有尽头，寒风在外面呼啸，我俩就围着炉子，她织毛衣，我看书，或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小时候的糗事，聊对未来的瞎想——虽然在这地方，未来好像一眼就能看到头。但有人说说话，炉火噼啪响着，那份孤独，就被逼退到了门外。

有一次，我出差去乌鲁木齐半个月，回来那天已是深夜。推开宿舍门，冷锅冷灶，一股子灰尘味儿。正愣神，她敲门进来，端着一碗一直温在炉子上的面条，上面卧着个荷包蛋。“估摸着你今天到，食堂早关门了。”她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黑。那碗面的热气扑在我脸上，眼眶忽然就有点潮。

第三年，我们凑钱合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她宿舍。周末的晚上，挤在那小小的屏幕前，信号不好，满屏雪花，调天线能调半天。可只要能模糊地看个影儿，听个声儿，我们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渴望》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刘慧芳哭，她也跟着抹眼泪。我没笑她，因为男人的眼睛，有时候也得使劲眨巴眨巴，才能把那股酸涩憋回去。

不是没动过心思。夜深人静，看着她低头织毛衣时垂下的脖颈，或是听她讲到家里弟妹考上学校时发亮的眼睛，心里某个地方会软塌塌地陷下去一块。但念头刚冒头，就被更沉的东西压住了。我能给她什么呢？这茫茫戈壁，这看不到出路的日子。我的家庭负担重，她的也一样。两个困在这里的人，抱在一起，或许能暖和一丁点，但然后呢？那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取暖，我怕。她也怕。所以我们默契地画了一条线，谁都不逾越半步。最亲密的接触，可能是有一次她发高烧，我背着她去卫生所，她滚烫的额头贴着我汗湿的脖子；或者是有时看电影，看到感人处，她的肩膀，会轻轻挨着我的肩膀，就那么一小会儿。

六年，整整两千多个日夜。戈壁滩上的胡杨绿了又黄，黄了又枯。第六年秋天，我等来一个机会，老家那边有个单位愿意接收，父母年纪大了，催得急。手续办得出奇顺利。告诉她的时候，我们正在她宿舍吃晚饭，还是红烧羊肉。她夹肉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哦”了一声，说：“好事，恭喜。”接着就低下头，继续吃饭，吃得特别慢，特别仔细，好像要把每一丝肉味都嚼透。

走的那天，天色灰蒙蒙的。她送我到单位门口那棵老白杨树下。“就这儿吧，”她说，“送远了，回来路长。”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把一个布包塞给我：“路上吃。”我上了车，从后窗往回看。她还站在那棵树下，风刮起她灰蓝色的褂子，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融进了无边无际的土黄色里。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几个烤馍，还有一瓶她腌的咸菜。我捂住脸，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加大了收音机的音量。

回到南方，生活被按下了快进键。忙工作，相亲，结婚，生子，在城市的齿轮里一刻不停地转动。新疆的那六年，就像压在箱底的一本旧书，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很少去翻动。只是偶尔，在应酬完回家的深夜，看着城市永远不眠的灯火，会突然想起戈壁滩上那片沉甸甸的、能把人骨头都浸凉的漆黑。想起某个冬夜，炉火映在她安静侧脸上的光晕。

二十八年，足以让一个青年步入中年，让父母离去，让孩子长大离家。我和妻子过着平淡也安稳的日子，有些感情，被岁月磨成了温厚的亲情。退休后，时间忽然慢了下来，往事便像退潮后的礁石，嶙峋地冒出来。去新疆看看的念头，野草一样疯长。我跟老伴说，想回去看看，算是了一桩心事。她沉默了一会儿，帮我收拾行李：“去吧，路上当心。”

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再转火车，窗外的风景从繁华到荒凉，熟悉感一点点回来。当年单位的小镇，如今也变了不少，多了楼房和商铺，但骨架还在。我凭着记忆找到那片宿舍区。红砖房更旧了，很多都空了，窗子破着洞。只有最东头那一间，窗玻璃擦得干净，窗台上，竟然还有一抹绿意。

我的心跳，毫无征兆地开始擂鼓。走过去，门关着。我举起手，却停在半空，一时竟没有敲下去的勇气。二十八年了，她可能早就搬走，可能……

门却从里面开了。

她站在门口，穿着家常的灰色毛衣，头发白了大半，在脑后松松挽着。脸上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平静地看过来时，我瞬间被拉回了二十多岁的那个下午。

我们彼此看了好几秒钟。

“来了？”她先开口，声音有些哑，语气平常得就像我昨天刚出门，今天回来了一样。

“啊……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

她侧身让我进去。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却异常整洁。那张我们合买的、用来吃饭写字的小方桌还在原来的位置，漆皮斑驳了。窗台上，养着好几盆仙人掌，有的正开着花，黄的，红的，星星点点。

“坐。”她给我倒了杯水，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缸子，掉了不少瓷。“路上累了吧？”

我捧着杯子，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掌心。“还好……你，一直住这儿？”

“嗯。住惯了。”她在桌子对面坐下，“单位后来散了，这片地也没人要。我就住着，挺好，清静。”

空气沉默下来，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太多话堵在胸口，却不知从何问起。最终，我听到自己问出了那个盘旋了一路，或许盘旋了二十八年的问题：

“你……后来，怎么没……”

她抬眼看了看我，目光看向窗外，那里有一角戈壁滩的天空，蓝得透亮。

“等人啊。”她轻轻说，嘴角似乎弯了一下，又好像没有，“等一个当年在这屋里，吃了六年我做的饭，最后连句像样的话都没留下，就走了的人。”

我的呼吸一下子窒住，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水溅出来几滴。

她转回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埋怨，没有哀伤，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像塔里木河冬天封冻的河面。

“我知道他为难，知道他家里不容易。我没想拦着他。”她顿了顿，“我就是觉得，万一呢？万一他哪天在那边过得不顺心，想起这儿还有个地方，有口热饭。我要是走了，嫁了，他回来，连个认识的人都没了。”

“那年你走，送到大门口，我看着车卷着沙子没了影儿，心里空了一大块。后来想想，空着就空着吧，别的东西，也填不进去。”

她说着，起身走到那个老旧的碗柜前，打开，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放在我面前。

我打开。里面是我当年零零碎碎留下的一些东西：一支没带走的钢笔，几张写着潦草数字的纸条，一本我忘了拿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还有一张我俩和另外两个同事在戈壁滩上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卷边，上面的我们，都笑着，那么年轻。

最底下，压着一个薄薄的信封，没有字。我抽出来，里面是一小绺用红绳系着的头发，乌黑乌黑的。是我的。那是我有一次嫌头发长，自己胡乱剪，她看不过去，帮我修，留下的。

“头发硬，跟你的脾气一样。”她说着，眼里终于浮起一层极淡的水光，但很快又隐去了。

我攥着那绺头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碾过，钝痛得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以为的“默契”，我以为的“理智”，我以为的“为她好”，在二十八年的孤独守望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我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理由离开，而她，只用了一个理由留下。

“你……真傻。”我声音嘶哑，像破风箱。

“是啊，是傻。”她竟笑了笑，接过我手里的水杯，去添了点热水，“可人这辈子，总得犯点傻，对不对？不然，怎么证明活过呢？”

那天下午，我们像过去很多个下午一样，坐在窗边。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夕阳西下，把戈壁滩染成一片壮烈的金红，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我们之间的空地上，那里浮动着细微的灰尘，缓缓旋转，像是时间的碎屑。

我知道我该走了。暮色已起，最后一班回市里的车不等人。

我站起身。她也站起来。

走到门口，我回头。她依然站在那里，身后是渐渐暗下去的屋子，和窗台上那些静静开花的仙人掌。

“保重。”我说。

“你也是。”她点点头，“路上慢点。”

我转身走进新疆深秋有些凛冽的风里，没有再回头。我知道，那扇门，那扇被时光打磨得无比温润、为我虚掩了二十八年的门，终于在我身后，轻轻关上了。

从此，山高水长，我和她的故事，连同那片无言的戈壁，都永远留在了门的那一边。带不走的，也回不去了。只有那盆仙人掌花的颜色，黄得灼眼，在我往后所有的梦里，静静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