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前刻在石碑上的293个字，隐藏着“广元”的五个“密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石碑是1973 年出土于广元老城政府街的《广元府记》碑，该碑为元朝时期的文物，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看了碑文的记载，我才知道原来“广元”这个名称并不是这座川北重镇最初的名字，而是元朝时期由“利州”改名而来。

通体龙骨石的《广元府记》碑高 2.6 米、宽 1.38 米，存字 923 个，部分字迹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但关键信息仍可辨识，目前保存在皇泽寺内。它是广元地域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实物遗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被誉为广元“镇城之宝”的石碑上，还记录着五个历史密码。

在我们一一揭晓广元府记》碑上的五大秘密之前，先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其实广元在历史上一共有“葭萌”、“利州”和“广元”三个名称，那么到底哪一个使用的年限更长？文末揭晓答案。现在我们就深入的去解析石碑上刻着的五大城市密码。

《广元府记》碑是 “以石证史” 的典范，其石刻形制 、书体风格、刻工技艺均为元代川北石刻的代表，兼具文物艺术价值与历史文献价值。其记载的内容横跨地名、建置、军事、政治、文化五大维度，既是广元地域史的核心史料，也是元代四川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和珍贵实物见证。

密码一：最早解释“广元”由来的权威佐证

碑文中明确记载 “广元之义，在《易经》则曰‘广大配天地’，在《春秋》则曰‘谓一为元’”，最终归结为 “广配乾坤，元归宗主”，这就是“广元”名字的由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对于广元的重视，也展现了元朝想要彰显一统天下的疆域格局。

这块石碑是现存最早记载了“广元” 二字由来的实物史料，弥补了《元史・地理志》等正史对广元定名细节记载的内容不够详尽，彻底厘清了 “广元” 由利州更名的核心原因，为后世考证广元地名历史变迁提供了权威佐证。

密码二：还原四川建置的真实脉络

碑文记载了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利州为广元府的经过，以及 “广元府”“广元路府” 都是 “广元路” 的不同表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广元路总管 “张侯” 提议，特仕佐郎、广元路儒学教授章霔撰写了《广元府记》，并由广元路总管府知事王世明立石。还简述了古利州的地理位置及建置沿革，清晰还原了元代蜀北行政区划的调整细节。

传世正史与方志中，对元代广元路的辖属、置废时间、与保宁路的关系多有模糊或讹误，而这块石碑的出土就很好的“订正”了元代四川行政区划的史料讹误，还原了四川建置的真实脉络，成为后世校勘《元史》、《四川通志》、《广元县志》等史料的关键依据。

密码三：蒙宋蜀地战争的珍贵记载

碑文简述了蒙宋在蜀地几十年的战争过程，蒙古军队多次进攻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未果，依托陕西和甘肃大后方退守利州，蒙将汪德臣在利州 “寓兵于农，敌来则御，敌去则耕” 的屯守策略，并依托天险要塞使南宋军队“不敢越足北向”。

还记录了1258年蒙哥汗亲征时以利州（广元）作为蒙军南下的军事战略基地，及汪德臣率军攻取龙、剑、阆、蓬等川北诸城的史实。因为这些记载是元代人编写的史料，所以比后世追记的史料更具客观性，补充了川北战场的军事细节，印证了利州作为 “全蜀咽喉，蜀北门户” 的战略价值。

钓鱼城

密码四：元代川北地方治理的实物见证

碑文记载的 “上下协心，政行不扰，列郡阴受其赐”，反映了元代广元路军政合一、蒙汉共治的管理模式。其记载的元代广元路的历任官员（汪德臣、汪惟正父子，张公合八都、达鲁花赤玉龙壶矢等）的任职情况，用珍贵实物史料给我们清晰展现了元代的地方治理体系。

密码五：填补历史发展的文献空白

利州自西魏废帝三年（554）定名后，历经隋、唐、宋、元数代，但传世史料中对宋末元初利州的历史记载较为零散。碑文追溯了利州自西魏以来的历史地位，加上前面介绍的蒙宋战争和建制升级，使得西魏至元代广元地域的核心发展脉络得以完善，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答案来了

自秦设葭萌县以来，先后出现过多个名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葭萌”“利州”和“广元”。“葭萌”一名沿用时间约630年；“利州”一名沿用时间733年；“广元”一名已沿用737年，自1289年更名后沿用至今。所以在“葭萌”、“利州”和“广元”三个名称中，“广元”二字使用的时间最长。

结束语

广元是全国现存的极少数以彰显元朝功绩而得名的城市。《广元府记》碑作为元代广元建置变革的最重要的石刻文献，是研究元代四川行政区划、川陕军事战略、广元地域定名溯源、蒙宋蜀地战争、唐宋碑志文风、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核心实物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