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丁盛很尊重，两人搭档2年，回忆录以司令员称呼，没像其他人

一九七五年仲夏的南京，细雨过后空气里带着江南特有的湿润与荷香。军区机关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参谋一句“廖政委到了”，让值班室安静下来。那年六月，六十六岁的廖汉生奉命来南京军区担任政委，与时任司令员的五十八岁丁盛搭档，谁也没料到，两位老战将的交集会在随后两年里留下特殊一笔。

追溯两人的经历，几乎是两条平行的战斗轨迹。丁盛出自四野，十六岁进红军，从中央苏区一路走到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解放战争中名声大噪；廖汉生则是红二方面军老干部，长征时随贺龙纵横雪山草地。两人真正在同一所院校擦肩，却要到一九五一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上课时才算正式认识。

三年学成后，丁盛挂帅第五十四军，转战川西、进藏、援越，战功卓著；廖汉生则留在学院，很快升任院长，肩负培训高级指挥员的重任。于是，一个把刀光剑影带到雪山戈壁；一个拿粉笔在黑板上排兵布阵，台上台下只是点头之交。

进入六十年代，丁盛被调往新疆，兼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戈壁沙尘让他的高血压愈发严重。六八年，他奉调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次年升任司令员。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他既得防务南疆，又得时刻提防政治暗流。相比之下，刚复出的廖汉生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虽位高，却要步步谨慎。

一九七三年，中央决定八大军区主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韩先楚等十几位大将齐聚北京听令，最后被派往南京军区。南下前，他对老部下说：“到了南京，再打组合拳，不可松劲。”谁也没想到，新的搭档会是久未谋面的廖汉生。

七五年春，南京军区原政委杜平因病休养，中央决定启用廖汉生。组织任命宣布会上，丁盛主动迎上前，两人握手时，一个是军区第三书记，一个是新任政委，年龄相差八岁，资历却如阶梯般错落。办公室里只有两句简短寒暄：“以后多担着点。”“咱们一起扛。”寥寥数语，气氛已然默契。

丁盛身体并不理想，心脏时常作痛。军务忙碌之余，他把不少琐碎事务交给廖汉生。廖政委细心，喜欢翻阅情报、电文；丁盛则习惯跑部队，摸营盘。一次总结会上，丁盛拿出一堆基层统计，廖汉生补上思想政治工作分析，党委会很快形成决议，深得前线指战员拥护。外界传闻两人“政见难合”，可军区机关知道，碰见分歧，两人常关起门小声商量，从不在会场争高低。

有意思的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来军区检查工作时，专挑中午召见两人。老帅沉声叮嘱：“别同上海那边某些人走得太近，军队要保持本色。”这句话后来被丁盛写进了日记，并向廖汉生通报。两人心知肚明，却只能埋头做事，不惹风头。

一九七六年春，廖汉生突然剧烈腹痛，经军区医院紧急抢救后仍昏迷。医生怀疑食物中毒却查不出原因。廖的秘书万分焦急，拨通丁盛电话。丁盛沉吟片刻，当即联系上海有关部门，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与设备。三天后，廖汉生被直升机转送上海，在华山医院接受全方位检查，终于脱险。出院那天，秘书提议留院感谢，廖汉生却让他代转一句：“告诉丁司令，另日再叙。”

风向却在一九七七年骤变。丁盛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职审查，待遇骤降，数度上书未果。组织谈话时，廖汉生只能把自己所知如实报告。他后来在日记里写：“原原本本说出来，对两人都公平。”消息传到丁家，丁盛嘀咕：“人该有信义。”可也没多言，更多是叹息。

丁盛蒙尘二十余载，直至九十年代晚期仍时常致信中央要求澄清。遗憾的是，他直到二〇0〇年辞世也未真正恢复原职。廖汉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提及当年南京岁月，无一字批评，全文只称“丁盛司令员”，既不删减职衔，也不加半句闲话。知情者感叹，红军战友写旧同袍，字里行间自有分寸。

对比之下，一些回忆文字里，丁盛被当作“造反派”的陪衬，直呼其名者不在少数。廖汉生的态度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原因何在？一是军中同袍的情义。与丁盛共同主持军区，起草电报、审阅作战预案、巡视海防，两年并肩，足以相互知根知底。二是他对军人身份的珍视。廖汉生始终认为，丁盛的问题是政治环境下的际遇，与其战功、操守不能简单相提并论。

这些文字出版时，廖汉生已八十高龄。出版社一度希望删改“司令员”称谓，以与其他版本保持一致，他却摇手拒绝：“历史是要后人自己去看。”审读会上有人提醒是否担责，老将只说一句：“如实，便是负责。”就这样，“丁盛司令员”五个字完整保留。

二〇〇六年一月，廖汉生溘然长逝；时隔六年，丁盛骨灰奉厝八宝山。两人生前并未再见，但在那部不足三十万字的回忆录里，丁盛的军装、阔步、洪亮笑声，依旧被他的老搭档一笔一划地写了下来。对方的战功、疾患、无奈，皆如当年兵法图上密织的箭头，被郑重记录，既不褒亦不贬，只留“司令员”三字，以显分寸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