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琦：十年逝水忆陈涌

学人简介：李世琦，1958年6月生，河北永年人。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人文学者、文艺评论家。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年，业余从事写作和研究。曾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联委员、河北省青联常委、河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现任河北人民出版社调研员。著有《批评的风骨》《倾听灵魂》《中国古代十大公子》《巴斯德》《平津战役实录》《颜氏家训校注》。作者授权发布。

年轻时经常读到“光阴似箭”这个成语，囫囵吞枣，没有感受。现在想起陈涌先生逝世已经十年，才有了真切的感受。想起与他的往还，虽然时间不长，次数不多，却记忆深刻，受益甚深。

陈涌出生于1919年，年长于我39岁。他在京工作，我就职于石家庄，原本是无缘交往的，却因我的一篇文章带来了机缘。

陈涌（1919—2015），本名杨思仲，广东南海人。文艺理论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4年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著有《鲁迅论》《陈涌文论选》等。

一

2000年夏，我因工作调整，到了一个有暇读书写作的岗位，开始写书评、书话类的文章。2003年3月，我评论曾镇南老师《平照集》的文章《云烟满纸气韵生》刊发于《文艺报》。不久之后，曾老师来电话，说陈涌给他打电话，问李世琦是谁，这个名字没见过，文章写的好。接到这个电话，对我是个极大的激励，实属喜出望外，没想到这篇短文会引起这位文坛泰斗的关注。这是我与老人的首次结缘。

2006年7月，我的第一本评论、随笔集《倾听灵魂》在大象出版社出版，我按照曾镇南老师提供的地址，给陈涌寄了一本。2007年元月4日，我收到老人寄来的贺年卡，附有一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还只看了一点，也觉得很有你的特点，很容易吸引人的。我因为视力不好，手头还有未了的工作，准备慢慢地看下去。镇南和我是老朋友，你如有机会来京，可以一齐约好会面，我想我们是会谈得来的。”老人当时已年近九旬，主动约我见面，既让我受宠若惊，又有点惶恐不安。

作者: 李世琦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出版年: 2006-7

2007年春节过后，我到北京出差，和曾老师约好，到万寿路甲15号中直宿舍院一同拜访久仰的陈先生。他气质儒雅，中等身材，面容清癯，穿一身中山装。住在一套四居室内。客厅的陈设很普通，书柜有些破旧，是20世纪60、70年代最普通的那种。由于书太多，书柜的横板已被压弯。沙发也很旧，坐上去有些塌陷。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家，那就是“朴素”。我们就文艺、出版，尤其是鲁迅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主要是听老人说话。他有很重的广东口音，有些话我听不懂，需要听曾老师转述。他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表现出明显的忧虑，说不愿参加流行的活动，如鲁迅博物馆请他参加会议就被他婉拒了，他对鲁迅研究中部分人的所谓“创新”是持保留态度的。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一次见面。

转眼到了2010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个来自《文艺报》的大信封，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人寄来的《陈涌文论选》，200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扉页上写道：“世琦同志：这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作，如有可能，请随意翻翻，请指正。陈涌2010年6月。”该书是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中国文库”第四辑之一，在当代文论系列，除陈涌外，还有周扬、张光年、唐弢、王瑶、钱谷融、王元化，全国共七家，可见陈涌的学术成就和巨大影响。我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晚辈，专门寄书给我，用语那么谦逊。我随即寄去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出的随笔、评论集《批评的风骨》请老人指点。7月19日，我收到老人的来信。信中写道：“你的这本近作叫作《批评的风骨》，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国内文化艺术的批评的致命的弱点，正在于没有风骨。而风骨，也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批评一贯受到重视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谨祝你继续坚持‘批评的风骨’。”耄耋之年的老人虽然极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但仍然流露出对文艺批评现状的忧虑和关切。

二

2011年4月，我与邓子平先生合作，点校整理、出版了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的《聪山诗文集》及《永年申氏遗书》，9月中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了“《聪山诗文集》暨河朔文化宝典新闻发布和出版研讨会”。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我与曾老师约好，第二次去拜访老人并送书。那天老人的情绪非常好，由于谈话投机，引发老人的酒兴，他兴奋地打开了一瓶茅台酒，开了一听沙丁鱼罐头，一袋椒盐花生米，饮酒漫谈。酒助谈兴，正是那种微醺的状态，老人两颊微红，谈笑风生，喝了一两多酒，我喝了二两多，极为尽兴。曾老师不胜酒力，只参与谈文论艺，也很开心，他说很久没见老人家这样高兴了。谈到傍晚，我们告辞，尽欢而归。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二次见面。

三

2013年10月，我撰写的《申涵光与河朔诗派》在三联书店出版，11月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出版研讨会。我想把书当面送给陈涌。

每年元旦过后，是出版界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我借到北京出差之机，先与曾老师联系，一同去拜望陈涌，告知我2014年1月8日到京。曾老师说，老人已95岁，已经几年没有下楼，他联系一下试试。时间不长，曾老师回话，说老人近期身体不错，欢迎我们去见面，8日下午3点到他家。8日上午11点，我即将抵达北京西站，接到曾老师电话，说老人需要中午多休息一会儿，时间推迟到下午4点。

下午3点20分，我与曾老师在万寿路地铁站会齐，步行到万寿路甲15号。当我们到陈先生那个单元门口时，因为没卡无法进入。曾老师就放开嗓子大声喊“陈涌同志！陈涌同志！”后来，陈涌的女儿下来给我们开了门。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极深。曾老师是老人的学生，也是老部下，不叫老师，不叫先生，不叫官衔，直呼同志，这是延安传统的自然延续，和来自国统区的文人又一个巨大的区别，他们的学生、晚辈是言必称先生、老师的，因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文革结束之前，“同志”曾是不分阶层的称呼，现在已经很少用，两相对比，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上到四楼后，老人已站在门外迎接，腰板笔直，笑容满面，看得出来状态很好。老人引我们到他的书房，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靠背椅上，说他习惯坐得高一点。他还拿出瓜子、椰子汁、杏仁露招待我们。落座后，我拿出《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一书，分赠老人和曾老师。我在赠老人的那本扉页上写上“陈涌老师赐教”，并钤了“世琦敬赠”的印章，老人非常高兴，说我整理河北乡邦文献的工作很有意义，现在又写出了专著，可喜可贺。这时，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敏也来看望老人，老人向吴子敏介绍了我，肯定了我的写作和研究工作。我们都为老人的身体健康感到高兴，老人随即说到自己的养生体会，他说：“我这个人的好处是事情看得开，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只是现在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左右。”虽然老人的状态很好，但与上次相比听力下降明显，岁月的流逝毕竟留下了痕迹。

作者: 李世琦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3-10

随着吴子敏老师的到来，话题转到了回忆文艺界旧事上。吴子敏退休前任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书。作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见证人，陈先生对过去的事情如数家珍，表现出很好的记忆力，思维极为活跃。他重点谈了周扬。他说：“解放后，周扬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现在很多谈周扬的文章都没有说清楚，我打算写一篇谈周扬的文章。”他谈到自己被打右派的细节，就是周扬点名的。当时，分配给文学研究所的右派名额还不够，周扬打电话给所长何其芳，说应该加上杨思仲（陈涌），何其芳不愿意，说了一句：“杨思仲怎么能是右派呢？”周扬立刻说：“杨思仲不是右派，你何其芳就是右派！”何其芳只能认头。说到这场磨难，他面带微笑，云淡风轻，果然是“事情看得开”，这就是人生境界吧！他接着说到周扬与胡风交往的一个细节，在19世纪50年代初文艺界一次小型聚会上，那时胡风还没有被批判。会议室内放着小点心，人们随意吃一点。胡风正在拿点心时，周扬说：“胡风的某某观点是反动的。胡风的手随即哆嗦了一下。”说明周扬击中了胡风的要害，也可见周扬那时的影响力。老人还问到了现在文学所的现状，研究人员的收入等情况，可见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对曾经工作过的文学所怀着深厚的感情。

时间不觉到了5点，我因晚餐与友人有约而准备告辞。曾老师拿出相机来说：“照个合影吧”，请陈先生女儿帮我们照了合影。这样，95岁的老人，80岁的吴老师，68的曾老师，56岁的我，这是真正的四代同堂了。合影之后，老人说：“你们都不要走，我已经从饭店订了菜，一会儿就送来。”我们这时才明白，老人把时间推迟到下午4点，就是为了留大家吃饭，可谓用心良苦。我因为与友人有约只得告辞。老人说：“你不能吃饭，那就把这瓶茅台带走，是我的老朋友送给我的。”却之不恭，我只好带上这瓶意义非凡的茅台酒，我说：“我下次出了书再来看您！”老人微笑说：“但愿还有下次。”我说：“我期待庆祝您的百岁大寿，还要庆祝您的茶寿！”老人送我到门外，并一直举着双手，目送我走下楼梯。

我走后，因为吴曾二位老师不会喝酒，气氛清淡，老人很为遗憾。这是我错过的最后悔的一场酒局。老人在2014年6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你这次来，因为和别人有约，不能久留，我总觉得是一遗憾。”因为老人第二年遽归道山，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三次见面。

这次见面之后，我写成《年末岁初访陈涌》一文，刊发于石家庄的《燕赵晚报》副刊，随后寄了一份样报给老人。他在6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记得，当时周扬说到胡风，原话是他的文艺思想‘起了反动作用’，并未牵涉到胡风的动机、用意的问题，这比起此前国民党地区不少进步思想者认定胡风是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路线的论断来，已经审慎得多，你可能觉得‘反动作用’口气很重，改为‘胡风的思想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反而太浅，不像是周扬说的。你的这篇访谈录如果收入你的集子，还是以恢复原貌为好。”收到这封信，我出了一身汗。前辈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严谨给我上了一课，我随即对文章进行了订正。在《陈涌纪念文集》中，第47页专门有一个注，就是说的这件事。注文中的“你”，就是我。

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周扬是陈涌的恩师。在延安，他提携陈涌，把他引入上文艺评论的道路，使陈涌成为解放区最年轻的文艺理论家，解放后是文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后来陈涌受到冯雪峰的影响，参与编辑文艺理论的同仁刊物，这是周扬点名把陈涌划为右派的内情。

这次见面后，陈涌写成长文《漫谈周扬》，客观、公允，为周扬说了许多好话，是研究周扬的重要文献，已收入《陈涌纪念文集。》

四

古人有“一语成谶”的话，分别时的一句“但愿还有下次。”不料真的成了永别。当时95岁的老人，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年至96岁，寿终正寝，堪称功德圆满。

根据《陈涌纪念文集》中的《陈涌年谱》，老人1919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原名杨熹仲，后改杨思仲。陈为其母姓，为怀念母亲取笔名陈涌。这一点很像鲁迅，老人一生研究鲁迅，可能是受鲁迅的影响吧。

根据年谱记载，陈涌的笔名第一次使用于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8月22日，载于《解放日报》的《回想和幻想》。此前他一直使用杨思仲的本名。

老人是我认识的师辈中最年长，又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陈先生来自延安，代表了红色文化人的传统。他的气质与来自大学、来自国统区的文人有明显的差异。比起来自国统区的文人，红色文人喜欢穿干部装、中山服。与国统区文人比较，陈先生更质朴、更随意，但更有力量。他的身材中等偏低，腰板很直，说话时很专注，能让你感觉的他的热情和自信，没有丝毫的客套，这是和其他文人、学者非常明显的区别。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最优秀的共产党文化人的典型，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融汇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让我终身受益。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三面，通了几次信，他对我折节相交，期望甚殷，对我研究鲁迅、研究河朔诗派、研究黑塞多所鼓励，让我感念至今。

回想起来，老人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应该是和他晚年的孤独、内心的忧虑密切相关的。那时社会上有一帮无知青年，企图靠骂鲁迅暴得大名，谋取名利。而鲁迅研究界部分人在研究中搞所谓“创新”，学风不正，也很让老人失望。当时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兄和我说，他们几次邀请老人参加活动均为婉拒，他听说老人主动约我，他颇感意外，又为我高兴。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人之交，贵在知心，难在知音。”我与老人年龄差距这样大，能在晚年得到他的指点，实在是我的幸运。

五

2015年10月4日，老人逝世于北京医院。

此后，我每出新书，总会想起应该给老人寄一本，付邮时才想到，他已经远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挺直的脊梁，文人的风骨，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2017年，我的《涵泳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我的《最后的骑士：黑塞传》（华文出版社）出版；2022年，我的《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遥望京华，天人永隔，惆怅何似……

2025年9月9日

于石门静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