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案之后，我们是否该为义和团平反了？

一、义和团之父之死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腊月三十，兰州城。

天空飘着细雪，八旗会馆里却格外冷清。

前山西巡抚毓贤被押解至此，等待正月初六开印后发配。

谁料初一中午，一道十万火急的电报从京城传来，上面写着：“毓贤祸国殃民，罪大恶极，非充发可以蔽其辜，就地正法具报。”

据说，慈禧本想将毓贤发配新疆，保他一命，但负责对外谈判的李鸿章，带来列强们的要求：“其他人可以活命，但是山西巡抚毓贤必须死！”

列强代表之所以痛恨毓贤，因为他就是义和团运动之父。

正是在毓贤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该剿为抚，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并授“毓”字旗， 使义和团不仅具有官方认可的身份，而且就是打着他本人的旗号；调任山西后，毓贤 对义和团首领"款若上宾"， 甚至亲自担任"义和团统领"，公开宣称："义和团确系义民，其魁首有二，一即我，一即鉴帅也（李秉衡字鉴堂，原任山东巡抚）"。

也是毓贤进京游说诸位大员，得到了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人的支持，并让慈禧下了支持义和团的决心。

如今八国联军已经入了北京，辛丑条约签订，毓贤自然成了罪大恶极的罪魁祸首。

毓贤接过电文，只淡淡说了一句：“君要臣死，哪敢不死。”便再无他言。

他要来笔墨，写下自挽联：

“臣死国，妻妾死臣，夫复奚疑，最难老母九旬，稚女十龄，未免凋伤慈孝治；

我杀人，夷狄杀我，亦有何憾。所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空嗟辜负圣明恩。”

沉吟片刻，他挥毫又写下第二幅：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

从自挽联可以看出，毓贤认为自己光明磊落，死得其所，只是愧疚家人无所依，国家无所报。

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却成为毓贤的行刑之日。兰州百姓听说此事，纷纷赶来为毓贤送最后一程，万民举着请愿书，请求赦免毓贤死刑。

其中还有不少逃散到兰州的义和团民众，甚至疯传有人打算劫法场，于是本来定于春节后行刑，硬是提前到正月初二，让人来不及准备。

毓贤被押赴刑场时，沿途百姓沉默不语，却无人喝彩。他身着囚衣，目光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刻。行刑前，他最后高呼：“勿忘国仇！”声音虽不高，却如惊雷般炸响在兰州城上空，久久回荡。

行刑时，刽子手手抖未断其首，毓贤在血泊中呻吟不止，惨不忍睹。一旁的戈什哈见此惨状，泣不成声，夺刀补砍，一代封疆大吏就此殒命。

毓贤

毓贤一生两袖清风，在晚清那个腐败成风的官场，实属一朵奇葩。

在八国联军已经入侵北京之后，毓贤意识到事不可为，就地遣散了这些拳民，以免他们被诛杀牵连。但带头的大师兄不干啊，你让我们来我们就来，让我们走我们就走，我们岂不是很没面子，要我们走也行，得给钱啊？

于是毓贤说了这么句话：

“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

随后，他吩咐身边的下人：

“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

众人感慨，毓贤真的是一个清官啊，随后，义和团就地解散，各奔东西去了。

毓贤死后，民间有人偷偷为他修建祠堂，有人唾骂他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也有人叹息他不过是朝廷的替罪羊。但无论如何，他那句“勿忘国仇”却深深烙印在百姓心中。多年后，当人们提起毓贤，总会想起那个雪天，想起他临刑前的呐喊，想起那段动荡岁月里的家国恩仇。

传统史学家对毓贤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虽然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但认为像他这样的清官为祸更烈。清末文学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评价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因此，毓贤的评语就是刚愎自用，残忍好杀，盲目排外，祸国殃民。甚至为了诋毁他，还特意编排了一些弱智段子，如下图：

在中国人不自信的时代，河殇派大行其道的时代，崇洋媚外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言论大有市场。但如今时过境迁，中国人自信起来了，可以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再加上西大灯塔国的形象一崩再崩，爱泼斯坦案揭露西方权贵残害儿童，食人、用活人进行黑暗祭祀的行径被揭露，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一下：

毓贤不是错了，而只是败了？

如果他有错，是否只是错在缺乏斗争的艺术和手段？

但这可能过于苛求了。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在晚清那个绝望的环境，耳闻目睹外国教会在国土上，肆意残害中国百姓，荼毒儿童的，恐怕也会San值狂掉，只恨刀挥得不够快吧！

二、毓贤残忍好杀？

毓贤，生于1842年的山东，他出生那一年恰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朝蒙受重大国耻。他的字佐臣，从他的表字可以看出，他的志愿是辅佐朝廷，成为肱股之臣。

毓贤身份比较特殊，并非满人，也非汉人，而是出身于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包衣。他是服务于皇室的汉人包衣（家奴）家庭出身，属于旗人群体，但民族血统是汉人。家族几代人为皇室服务，生活、晋升渠道完全在八旗体系内，他们通常自视为“旗人”，并在政治立场上往往比满洲贵族更为保守和忠于清室，以显示其“自己人”的身份。毓贤极端的排外和忠清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带有这种身份的烙印。

毓贤并没有通过科举进入官场，而是捐了个监生，所谓监生其实并不是官，而是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资格，或者叫候选官员。在苦等十年之后，他才等来了实缺，也就是曹州知府。

从此之后，毓贤就正式进入了官场，但这个人很特立独行：

作为一名汉军旗的人，他既没有向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或张之洞等靠拢，也没有向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靠拢，更没有向顽固派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靠拢，是名副其实的“裸官”。他能官至山西巡抚，凭借单枪匹马万万不行，自然也有他的伯乐，也就是慈禧太后！

他之所以能入慈禧太后的法眼，完全在于他的为官之道，其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也是他自己经常提起的便是“三不主义”：

“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

引申出来，就是讲他要做一个一心为国为民的清官！

当时的曹州盗贼流行，他一上任就大力打击，并发明了很多严酷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站木笼”：

所谓站木笼，就是制造一种木笼，木笼上端是枷，可以卡住嫌犯的脖子，让嫌犯悬在空中，脚下再垫上几块砖，让人似踏非踏。而笼子内呢，又遍布着铁钉，嫌犯稍一动弹就扎得鲜血淋漓，痛不欲生。

近代小说家许指严曾经见过毓贤给嫌犯行刑的场景，他还听到毓贤对人讲：

“我到任两个月，站死三百七十多人，可是盗风仍未灭绝，曹州人真强硬！”

就这样，他在曹州任上，三个月就杀了2000人，不仅收获了老百姓赐予的“屠夫”称号，还收获了朝廷给与的“善治盗”嘉奖：

“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

过去常用这段史料，抨击毓贤残忍好杀，但是却没有人深究“乱世用重典”背后的缘由。清末由于黄河改道、漕运衰落，导致鲁西南农业经济崩溃，大量农民失去生计。绿营兵制腐朽，地方防务空虚，盗匪得以形成武装团伙。基层保甲制度失灵，官府控制力下降，形成权力真空。曹州地处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交界，行政管辖交错，成为事实上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土匪天然温床。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真正的统治者是毒贩团伙，当时的曹州匪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地匪帮装备洋枪、土炮，马队规模庞大，行动迅捷，常能击溃清朝地方绿营部队。占据边缘地带的圩寨（土围子），筑有防御工事，与官府长期对峙。

匪帮常常成群结队公开攻打附近的集镇，如沙土集、龙堌集等，焚烧店铺，抢掠财物，商户常被洗劫一空。为获取钱粮武器，他们还有组织地攻击民间自保的村庄圩寨。破寨后往往进行屠杀、强奸和裹挟壮丁入伙。

匪帮出现了绑票勒赎（“架票”）专业化，专门绑架富户家属（尤其是孩童）以勒索巨额赎金的“吃腥队”。若赎金不及时，常“撕票”（杀害人质）。对被绑者施以“压杠子”、“烧香火”等酷刑，以逼迫家属就范。时人记载“被架者非倾家荡产，不能赎回，否则立死于非命”。

对抵抗者或俘获的官差、团练，常用割耳、挖心、肢解等极端残忍手段处死，以恐吓地方。在集市等公共场所公然行刑杀人，挑战官府权威，震慑百姓。

部分匪首本身即是地方豪强或兵痞，亦盗亦官亦绅，黑白通吃。贿赂官府衙役、兵丁充当耳目，导致清剿行动常常泄密。

由于匪帮横行，对社会经济的毁灭性破坏：

主要商道盗匪出没，商旅断绝，严重阻碍了本已衰败的区域经济。农民不敢远出耕作，大量田地抛荒，加剧了饥荒和流民问题，形成“匪民互生”的恶性循环。

这么一个土匪窝子，请问你打算去以德服人吗？

毓贤通过严刑峻法，迅速止乱，避免让灾祸蔓延，防止更多百姓饱受荼毒。

毓贤治理曹州并非以为杀戮，而是剿抚并重的组合拳：

除了创设“站笼”等酷刑，公开处决匪首，形成心理震慑之外，他还推行“就地正法”简化司法程序，提高打击效率；建立密探网络精准打击匪窝。

他组织编练乡勇，选拔青壮组建地方武装，配合官兵清剿，这也是后来他说自己就是义和团魁首的依据；推行联保制度，“十家连坐”，强化基层监控；区别对待“惯匪”与“胁从”，除了罪大恶极者，允许悔过自新；设立交通管控，在要道设卡盘查，切断土匪补给线。

他还推出了一些安抚措施，灾年设粥厂缓和社会矛盾，惩治劣绅侵占田地行为，

组织官府主导的商队保障贸易安全。

正是这一连串的组合拳，才让他赢得了民心，恢复了曹州的安定，并非一味血腥镇压。否则，在中国这片充满斗争精神的土地上，只会越剿越反。

三、毓贤与巨野教案

1897年11月1日夜，阴云密布。

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黑衣人，闯进山东曹州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在此借宿的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能、韩二人原本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路此天晚而宿。薛田资听到动静后发现情况不妙，仓惶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这就是引发德国出兵夺取胶州湾（即青岛）的“巨野教案”，和前后发生的“大足教案”“冠县教案”，并称为清末三大教案，并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外国人对巨野教案场景的描绘，中国人的形象都是野蛮凶神恶煞

这些黑衣人都是当地的乡民，原本是向当地神父薛田资（德国人）寻仇的。薛田资一个凭借自己外国人身份，在中国境内为非作歹，他担任巨野驻堂教甫后，便和当地贪官污吏混在一起，四处敲诈勒索，霸占百姓资产，横行霸道。薛田资还不分好坏，肆意招收信徒。当地的地痞流氓无赖纷纷加入教会，依仗着薛田资的庇佑，在巨野四处作乱，为虎作伥。

这也是德国教会老传统了，当年如果不是压榨这么狠，也不会让德意志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如今不能在国内乱搞，于是跑到中国来撒野。

但好客的山东人民，怎么能能跟逆来顺受的日耳蛮懦夫相提并论？

他们也不惯着，直接来个血债血偿。

案件发生后，清廷在德国强大压力下严令破案。作为直接负责的地方官，毓贤展现出其在曹州任内一贯的雷厉风行作风，迅速派兵调查。毓贤动用军队和衙役，在曹州府及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搜捕，短时间内抓捕了数十名嫌疑犯，其中多数是当地民间武装成员或与教会有宿怨的平民。

审讯过程沿用其“严猛”风格，存在严刑拷打。最终，官府认定案件系当地民间组织“大刀会”成员惠潮现、雷继身处主谋，另有众多参与者。

为迅速结案以平息德国怒火，清廷和毓贤主导的当地官府迅速判决。惠潮现、雷继身等两人被处决，另有多人被判处徒刑或刑杖。此外，巨野、菏泽等地的多名地方官被革职。

此案的处理远非毓贤一级地方官可以主导，迅速上升为国家外交事件。德国以教案为借口，于11月14日出兵强占胶州湾。最终，中德于1898年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除惩凶、赔款、道歉外，德国据此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并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开矿等特权。山东由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毓贤在此案中表现出高效的执行力，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清廷“迅速息事”的要求。这巩固了他在朝廷（尤其是保守派）眼中“能吏”的形象，为他后来升任山东巡抚埋下伏笔。

然而，此案的处理过程（大规模抓捕、严刑、速决）及其灾难性后果（德国强占胶州湾），极大加深了毓贤对洋人借端讹诈的愤恨，以及对“民教矛盾”本质的认知。他开始深刻反思，是否自己做错了，并暗中重新调查教案的原委，这直接影响了他日后对义和团的态度。

四、消灭食人魔！

自从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外国传教士便获取了在中国境内随意传教的权利，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传教。其中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并非善类，他们凭着自己的外国国籍身份在中国肆意妄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比如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1891年爆发的丹阳教案，起因都是当地民众发现教堂（育婴堂）收养的大量婴儿死无全尸，惨不忍睹，因而产生了教士用“活人做药”的传言。

毓贤通过一系列调查，形成了西方人都是食人恶魔的认知，为日后激烈的排外行动埋下了伏笔。

首先，毓贤对西方医学的负面认知，可能一部分却是来自文化差异，以及对西医的误解。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展医疗活动，一方面确实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先进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也因文化差异和操作不透明引发诸多争议。例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于1866年在广州开设博济医校，不仅传授西医知识，还进行人体解剖教学。毓贤作为山东地方官员，可能通过商旅传闻，官员往来或民间传言了解到这些情况，儒家传统讲究尊重遗体完整性，入土为安，尸体解剖在他看来纯属邪恶行径。

其次，毓贤对西方"食人"传统的认知，一方面来自他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果，教堂收养婴孩，九成九最后都变成了残缺不全的尸体，这在当时是普遍共识。另一方面，民间早已长期流传的"挖眼剖心"谣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天津教案中"洋人用小孩眼睛和心肝配制新式西洋药"的说法尤为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空穴来风的谣言，而是与西方历史上的食人传统存在某种呼应。西方古代医学确实存在"以形补形"的观念，认为食用年轻人体的某些部位可以增强自身活力。这种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尤为流行，贯穿整个中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如《荒诞医学史》《食人与尸疗》一章所记载的，西方古代医学信奉"以形补形"，认为"吃年轻有活力青壮年的身体，吸他们的鲜血，特别有利于健康"。

综合来看，毓贤的极端排外立场，源于他对西方"人体利用"传统的直接或间接观察与认知，这种认知与民间长期流传的"洋人食人"传言相互强化，形成了其对西方传教士和外籍教士的极端敌意。

毓贤于1899年7月出任山东巡抚，这一任命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作为一位极端排外的官员，毓贤在山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为义和团运动的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首先，毓贤提出了"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其处理义和团问题的指导方针。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案中，毓贤一方面派兵弹压，另一方面将袒护教民的知县蒋楷撤职查办，并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抚绥"平原义和拳，同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律改称"民团"，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建立旗帜，皆署"毓"字。在奏报中，他写道：

“教堂收纳教民”，“鱼肉良儒，凌轹乡邻。睚眦之嫌，辄寻报复，又往往造谣倾陷”，“百姓遂多不服”，而地方官“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拿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又说：“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

这一举措标志着义和拳正式转变为官方承认的义和团，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毓贤对西方传教士采取了区别于其他地方官员的态度。在处理教案时，他强调"秉公讯断"和"持平办理"，但实际上对教民采取了更为严苛的立场。毓贤曾上奏指出："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然而，他实际执行的却是"惩首解从"的策略，即对教民首领严厉镇压，对普通教民则相对宽容。这种策略一方面试图控制局势，另一方面也为义和团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再者，毓贤对西方传教士的医疗活动，采取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在山东巡抚任内，曾多次上奏指出教会医院和育婴堂的管理问题，如育婴堂内"无一活婴"的情况。这种态度可能源于他对西方"人体利用"传统的认知，以及对传教士可能从事非法人体实验的怀疑。

最后，毓贤的极端排外立场得到了清廷保守派的支持。他与协办大学士刚毅为莫逆之交，与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满族权贵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为他在山东推行排外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其后来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埋下了伏笔。

毓贤在山东的政策为义和团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清廷与列强的关系埋下了隐患。外国公使（如美国康格）对毓贤的极端排外立场极为不满，纷纷要求清政府更换山东巡抚。1899年11月，毓贤被革职，由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对义和团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迫使山东义和团向直隶等地转移。

1900年，毓贤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这一任命标志着其排外政策进入了一个更为极端的阶段。山西原本并非义和团活动频繁的地区，但在毓贤的推动下，山西迅速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此时，他对洋人的行径有了更多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了对方都是食人恶魔的印象。在他眼里，吃人的洋人不能算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双。至于跟洋人站在一头的教民，作为同党加以消灭。

毓贤在山西采取了系统性的排外行动。他一方面对传教士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监控措施，另一方面则对义和团首领"款若上宾"，甚至亲自担任"义和团统领"，公开宣称："义和团确系义民，其魁首有二，一即我，一即鉴帅也（李秉衡字鉴堂，原任山东巡抚）"。这种公开表态大大激发了山西民众的排外情绪，为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毓贤的大力推动下，山西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并将矛头指向外国教会和教民。某种程度上，投靠外国人的教民挟洋自重，狐假虎威，比洋人更可恶。

1900年6月27日，寿阳县城发生了暴乱，义和团烧毁了传教士爱德华的医院，这一事件成为山西教案的导火索。

7月9日，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派兵将城中所有外国人"护送"到衙门，接受审讯。首先被斩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被斩首。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害者中包括11名儿童，如Atwater夫妇的幼女。

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毓贤展开了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大规模屠杀。从1900年6月至8月底，山西全省共杀害外国传教士191人（包括46名儿童），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成为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这种系统性的屠杀远超山东时期的"剿抚兼施"，显示毓贤的排外立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

客观地说，洋人和教民不全是坏人。但是这类群众运动一旦发动，扩大化甚至极端化在所难免。要论排外，英格兰曾经把犹太人杀到一个都不剩；要论极端，欧洲人相互厮杀的宗教战争，烈度比这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比如宗教改革的故乡德意志，因为宗教仇杀开展的三十年战争，消灭了60%的人口。

至于对毓贤的评价，怎么也得比一边暗地里卖国，一边给子孙后代留下几千万两白银的李合肥，要强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