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连长发明三朵花战术，40人击毙800美军，尸体多到下不了脚

1984年九月初，秋风穿过朝鲜高台山的松林，57岁的郭恩志在山脚驻足良久。身旁的朝方陪同轻声感叹：“这里，当年真是打得天昏地暗。”郭恩志没有回答，只是俯身捧起一把泥土，掌心的泥沙混着细小的弹片，微微发烫。

回忆被拉回到1951年六月一日黎明。那天，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正沿三八线北移，铁原成了遮护全局的最后门闩。李奇微动员了四个军，以摩托化步兵为矛、坦克和航空兵为盾，意图一鼓作气突破铁原。

彭德怀给63军下达死命令：“挺十天！”对主力只有不到两万人的63军而言，这句硬邦邦的话像巨石压顶，退无可退。军长傅崇碧粗略清点，全军子弹不足五万发，肉眼可见的空投弹药箱却正源源落向对面的美军阵地。

在兵力最吃紧的188师里，有个只余四十人的8连。连长郭恩志——河北任丘的农家子、十八岁参军、在太原城楼上扛炸药包冲锋的老兵——被点名防守高台山。那座255.1高地像一只昂首的猛虎，北爪扣住铁路，南爪探向公路，谁拿下它，谁就能撕开友军侧翼。

6月2日拂晓，山谷云雾未散，8连抢筑了“一洞三位”——防空洞、坚守位、机动位。郭恩志把2排放在坡缓林密的200高地，1排拦守崖壁陡峭的无名高地，3排化整为零作预备。分兵是冒险，可他看准了敌人习惯正面突击的“教科书”战法。

午后一时，美骑一师炮群开火。凝固汽油弹覆盖山腰，松木燃起的黑烟被旋翼气流搅成巨伞。炮击持续四十分钟，仿佛要把整座山削平。硝烟刚散，美军两个连呈散兵线摸向200高地。他们没料到草丛中冷不丁跃出的志愿军，机枪、冲锋枪齐响，第一波就倒下了六十多人。

美军吃痛，再度呼叫航空火力。郭恩志见状让全连下洞，点燃两支烟，“再来这一套，咱陪他们耗。”然而对手随即变招，转向无名高地。郭恩志带六零炮和重机枪悄然转移，在峭壁窝棚里召开临时会议，他第一次把“梅花—一串红—荷花”的三段式设想掏了出来。

他解释得极简：“先用炮花把敌人往里轰，机枪再把他们串成一排，最后左右两翼像荷叶一样合上，手榴弹、刺刀一起上。”排长们听得直点头，却没人知道能否成。实战检验很快到来。

黄昏，一支美军由山阴摸近六十米。郭恩志举枪，一声脆响划破山谷。三门六零炮几乎同时出膛，炮弹在敌群周围开出五朵爆点，泥土、碎石溅起“梅花瓣”。美军本能收拢，第二声枪响伴着重机枪怒吼，“一串红”瞬间扫出血线。第三枪响起，两翼突击组猛扑过来，刺刀寒光闪闪。十分钟后，山坡上满是翻覆的钢盔。

夜色降临，8连捡拾弹药，顺手撕下敌军臂章存作“战绩牌”。到零点，每个战士兜里都塞了几块灰底黄线的“骑一师”鹰马标。

6月4日凌晨，雨势加大。三排长报告山脚有动静：“像是在修工事。”郭恩志瞄了一阵，开玩笑似的说：“帮他们点灯。”几发迫击炮呼啸而下，新翻的泥堆丈余高。敌方工程班连哭都没来得及。

白昼再来强攻，炮火却突然停歇。山下传来蹩脚中文：“不攻了，用炮炸平。”郭恩志眯眼一笑，“想骗咱进洞？反边来吧。”全连卧倒树根，刺刀已装。果不其然，一个营摸到腰线，三朵花再次盛放，敌人被硬生生压回谷底。

6月6日下午，美军恼羞成怒，成排成连地冲。重机枪手王森茂把水冷机打到枪管通红；冷却水煮沸，他干脆往枪身浇尿。炮弹掀起整片松根把他埋住，好在他又爬出来继续扫射，“我没死呢！”短短几分钟，就又撂倒十多名美兵。

黄昏时全连只剩十三发子弹、一枚反坦克雷，联络线被切断。连里无人退却。郭恩志简单吩咐：“掩埋烈士，剩的跟我跳崖。”西侧峭壁高不足十米，夜雾掩护大家滚到谷底，奔向400高地补给。天黑再折返，高台山上灯火全熄，他们重新钻进各自洞口。

战至第七天，敌方攻势戛然而止。清理阵地的9连官兵形容当时情形——山路狭窄，脚掌落处全是尸体，不得不把对方腿臂拨开才能前行。经参谋处统计，8连以16名烈士的代价，毙敌800余，缴获轻重武器百余件。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8连记集体一等功，并授予“保卫开城钢铁连”荣誉称号；郭恩志荣膺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方面赠予一级国旗勋章。金日成在平壤宴请时举杯：“中国同志的血浇灌了我们的土地。”郭恩志只是微微点头，把酒一饮而尽。

多年以后，同伴回忆那场恶战仍觉得不可思议：四十个人，顶着整整一个师与飞机大炮的轮番冲击，只凭三朵花战术，把对手折进去八百条命。有人问他秘诀，他摆摆手：“没什么高深，炮要准，枪要狠，人要拧成一股绳。就这么几条，少一条都不行。”

1991年春，郭恩志在石家庄病逝，终年六十五岁。军区追悼会上，一个老排长捧着那枚当年缴获的美军领章，低声念出刻在背面的编号，随后把它放进棺木。旁人问缘由，他只说：“山上还有兄弟没法回来，这块铁片替他们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