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授衔的名单,为了拟定它,评委会那是把每一位战将的过往都翻了个底朝天,生怕有一点疏漏。
按说这已经是精挑细选后的最终版本了。
可主席拿过名单细细一过目,脸上的表情就严肃了。
问题很大:缺了个山头。
红一、红二、红四甚至起义的将领都有代表,唯独把“陕北红军”给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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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二话没说,提笔就添了个名字——阎红彦。
没这个名字,这份名单就是“跛脚”的。
这事儿得往回看,看看咱中国革命欠下的那份“情分”。
大伙儿常盯着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觉得那是神迹。
可大伙儿别忘了,几万人马走到头,得有个地儿歇脚啊。
要是没陕北这块地盘,红军往哪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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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陕北红军就是那个在大雪天给中央红军开门的“东道主”。
在最要命的关头,是人家守住了西北这摊子事。
到了1955年大封群臣,要是连个带头的上将都没有,别说老陕北的战士心里凉,就是也不符合“五湖四海”这个大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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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给陕北红军留个上将席位,是必须要办的事。
那咋就轮到阎红彦了呢?
这里头的筛选,透着股悲壮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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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陕北这块儿也是猛将如云。
刘志丹、谢子长,那都是响当当的大旗。
这二位要是还在,别说上将,大将位置都得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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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天不遂人愿,两位老大哥都为国捐躯了。
领头羊都拼光了,剩下的人里头,想找个资格老、战功足、能镇得住场子的,眼光自然就聚到了阎红彦身上。
这绝不是没办法了才凑数的。
翻翻老阎的档案,那是真吓人。
他1909年出生,1925年就入了党。
这党龄,比好几位元帅都长。
当初当兵是为了混口饭,后来被谢子长一点拨,人就觉悟了。
到了1931年,组织让他去山西拉队伍。
这活儿难干,但他硬是搞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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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晋西游击队”,是西北头一支红军。
请注意“头一支”这三个字。
在讲究辈分的军队里,这就是“开山鼻祖”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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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形势紧,大队长牺牲,队伍群龙无首。
作为副手的阎红彦面临生死大考:硬顶还是撤?
他拍了板:渡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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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把赌对了。
队伍过了河,跟南梁那边的兄弟汇合,这才有了后来的陕甘游击队。
阎红彦当了一支队的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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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论资排辈,他是创始人;论地位,仅次于刘、谢;论活着的,他是独苗。
主席选他,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当然,光有老资格不行,还得有真本事,不然这上将衔也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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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解放战争,阎红彦去了刘邓大军,在三纵当副司令。
这时候,考验来了。
这支部队刚开始打得不顺手,跟兄弟部队比有点掉链子,战士们心里犯嘀咕,觉得自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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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老阎没发火骂娘。
他明白,士气这玩意儿看不见,但能定输赢。
他沉下心来抓思想,专解战士心里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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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轮整顿下来,三纵脱胎换骨,后来在邯郸那仗打得漂亮极了。
这就是带兵的能耐,把一群绵羊带成嗷嗷叫的狼,这才叫水平。
还有个事儿能看出这人脑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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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大别山,那个冬天冷得刺骨。
部队缺衣少食,换个死板的领导,估计就只能等着上面发,或者让战士硬抗。
阎红彦不干,他动用早年跑江湖的关系,联系上了当地做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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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荒马乱的岁月,能跟商人搭上线还能搞来东西,既要有胆子也要有手段。
结果战士们穿上了棉衣。
哪怕就暖和那么一点,在那个冬天也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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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了生存,敢想辙、敢破局。
至于打仗,他在老鸭掌被围过,受过重伤,那是实打实拼出来的战功。
建国后,老阎转业去了地方。
按说大官当着,坐办公室听汇报就行。
但他那个“较真”的劲头又上来了。
那时候风气不好,动不动就吹牛亩产多少万斤。
阎红彦根本不信,挽起裤腿就下地,亲自过秤。
一旦发现是假的,当场戳穿,谁的面子也不给。
但他不是为了整人,是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跟他打仗时一样:战场上骗自己是送死,地里头骗自己那是饿死人。
1955年授衔那会儿,阎红彦肩上的三颗金星,沉得压手。
这不光是奖赏他个人的枪林弹雨,更是国家向那支埋骨黄土高原的陕北红军敬礼。
主席加上的不光是个名字,是座碑。
那些没走完长征的战友,那些死在沟沟坎坎里的兄弟,借着阎红彦这个名字,跟新中国的荣光连在了一起。
这笔历史大账,主席算得透亮,也算得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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