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宋庆龄在病重时立下遗嘱：去世后要和保姆李燕娥合葬

1927年秋夜，淮海路的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街灯下，一位瘦小的年轻女子拖着竹箱低头急行，她叫李燕娥，16岁离家出走，这是她第一次踏进上海。几小时后，她被同乡领进了位于莫利哀路的一幢西式小楼，而迎接她的正是时年34岁的宋庆龄。没人想到，这次雇佣竟会延续半个世纪，并最终改变两个人的归宿。

李燕娥到宋宅的第一晚，就见识了女主人的细致与体贴。宋庆龄把原本属于佣人的偏房换成了朝南的小间，又递上换洗的蓝布衣裳。短短几句话，让刚逃离暴力婚姻的李燕娥放下了惶恐。她在心里默默起誓，要一辈子守护眼前这位“夫人”。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1928年，宋庆龄在楼上书房接待地下党人，楼下却突然闯入两名探员。李燕娥端着托盘稳稳挡在楼梯口，只说了一句：“夫人午休，改天再来。”探员无功而返，危机就此化解。从那天起，宋庆龄亲昵地称她“李妈”，钥匙和账本一并交给她保管。

日军于1937年11月攻占上海。宋庆龄决定转赴香港，李燕娥没犹豫片刻，将所有随身细软装成木箱紧跟主人南下。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屡遭轰炸，九龙塘那幢房子屋顶被掀开一个大洞。一次警报响起，宋庆龄刚迈到院子里，天上炸弹呼啸而至。李燕娥扯过扶梯，扶着宋庆龄翻墙钻进隔壁防空洞，两人衣衫尽湿，却安然无恙。宋庆龄轻声说：“幸亏有你。”这句淡淡的感激，李燕娥记了整整四十年。

1949年，北平解放。宋庆龄被推选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常驻北京。她把上海淮海坊小楼交给李燕娥，并附上一张亲笔照片。李燕娥把照片摆进卧室，出门前总要看一眼，仿佛主人仍在屋内。

进入五十年代，宋宅又来了位广东大厨何元光。表面上，他手艺一流，骨子里却贪小便宜。几次买菜短斤少两被李燕娥戳破，他怀恨在心。1961年11月25日清晨，厨房传来金属撞击声，周和康冲进去看见何元光高举菜刀。短促搏斗后，李燕娥头部和肩背多处被砍，血迹斑斑。事发当晚，在北京的宋庆龄没收到例行书信，心生不安。三天后真相传到香山寓所，她立刻飞回上海。刚踏进门，李燕娥扶梯而立，额上绷带还渗着血。宋庆龄再无法克制，搂着她哽咽：“李妈，你要撑住。”短短十一个字，压住了所有痛惜。

从那以后，“李妈”被改口为“李姐”。宋庆龄在餐桌安排主座让给她，朋友来访也一律介绍“这是我姐姐”。对这种礼遇，李燕娥总是红着脸推辞，但宋庆龄的坚持无人能改。1971年，宋庆龄在北京给周和康写信，要他备好油鸡和水果为李燕娥庆生，“她已跟我四十余年，应有所慰。”字迹略显急促，却温暖如常。

1979年深冬，李燕娥被确诊子宫癌晚期。宋庆龄把她接到北京，安排在阜外大楼最安静的病房。每天清晨，一碗鸡汤、一碟苹果片准时送到床头。李燕娥体力衰退，却仍惦记着厨房采购。宋庆龄轻声劝她安心养病，随手把病历合上。

1981年2月5日，清晨的北海公园薄雾未散，电话铃突然响起：李燕娥病逝，终年七十岁。宋庆龄沉默许久，只留下四个字：“送她回家。”此时她自己已因慢性白血病时常胸闷乏力，但仍执笔写信给上海市有关部门，嘱托将李燕娥的骨灰安葬在父母墓旁，并特别要求立碑：“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同年4月4日，墓穴完成安葬。上海细雨，黑色丝绒布缓缓落下，墓碑字迹雪白。

五月，宋庆龄病情急转。临终前，她交给秘书一份加盖红印的补遗：“我去后，骨灰亦放李姐旁，与之相对。”5月29日深夜，她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七日后，灰白色骨灰盒抵沪，依遗愿置于右侧墓穴。两座碑相距不足两米，一高一矮，静静对视。

时人疑惑：一位国家名誉主席，为什么选择与普通保姆合葬？答案其实简单。五十四年的生死相随，已经把雇佣关系熔化成血脉般的亲密。有人说这是一段传奇，也有人视作人生难得的知己。可对宋庆龄来说，无非一句“同去同归”，便足够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