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生活里，这一点点油脂和蛋白质，不是食物，是续命的药

如果让朴英秀回忆她的童年，最先涌上的不是画面，而是感觉——一种浸入骨髓的冷。

咸镜北道，山褶皱里的村庄。冬天的风像刀子，能穿透土坯墙的每一条缝隙。屋里的水缸，内壁结着厚厚的冰，每天早晨，要用菜刀背才能敲开取水。窗户上糊的油纸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寒气与昏暗是屋子永恒的客人。最冷的深夜，她常被冻醒，听见母亲在隔壁轻声咳嗽，那是长年吸入劣质煤烟落下的病根。

“冷，可以忍。”母亲总这么说。但比寒冷更难忍受的，是胃里那种空荡荡的、火烧火燎的感觉——饿。

在英秀的家乡，“肉”不是一个日常词汇，而是一个节日符号，一个遥远如星辰的念想。

国家的配给系统里，肉是清单上最稀缺的一项。一年中，或许只有在光明星节（2月16日）或太阳节（4月15日）前后，幸运的家庭才能凭特殊供应券，领到一块巴掌大、带着厚厚白色脂肪的猪肉。那块肉，是一家人在未来一整年关于荤腥的全部记忆。

她记得十岁那年春节，父亲排了整整一夜队，带回一块冻得硬如石头的五花肉。母亲将它放在温水里慢慢化开，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那盆水，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肉被切成薄如纸的片，和大量酸菜、土豆炖成一锅汤。油花在汤面星星点点地散开，那是世界上最诱人的图案。那一晚，汤里每一片肉都被赋予了人，孩子们碗里总能多几片。英秀含着一片肉，舍不得嚼，让那纯粹的油脂香气在口腔里慢慢融化，感觉整个世界都温暖明亮了起来。

那种味道和幸福感，成了她此后人生中衡量所有美好的基准尺。

改变英秀命运的，是她背诵领袖语录时惊人的记忆力，和一副清亮的嗓子。十八岁，她被选送到平壤的一所导游学院学习。

当她第一次走出平壤火车站，看到宽阔笔直、灯火通明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时，她恍惚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星球。这里有穿着体面呢子大衣的行人，商店的橱窗里竟然陈列着商品，公寓楼的窗户透出稳定而明亮的灯光——那是电力充足的表现。

学院的伙食，更是颠覆了她的认知。每周有两次荤菜，虽然只是几片肥肉或一点肉末炒蔬菜，但已经是她在家乡不敢想象的奢侈。第一次在食堂吃到猪肉炒白菜时，她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瞬间想起了家里瘦小的弟弟，他可能正在啃一个冰冷的、掺杂着玉米芯粉的窝头。

就是从那天起，她开始了一个秘密的计划。

她买了一个厚厚的铝制饭盒。每次食堂有肉菜，她就只吃配菜，小心翼翼地把那几片珍贵的肉挑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饭盒，再藏到宿舍窗外——那里是天然的冰箱。同宿舍的室友们心照不宣，很多人窗台上都有这样一个“宝盒”。盒子里积攒的，不是食物，是活下去的希望，是连接两个世界的脐带。

除了存肉，她还将外宾偶尔给的一两颗糖果、学院偶尔发放的补给品（如一小包白糖或奶粉）都省下来。她用做导游兼职攒下的微薄“外汇”（其实是内部流通券），在涉外商店排长队，为父亲买一副能御寒的皮手套，为母亲买一管真正的牙膏，为弟弟买一个印着“平壤”字样的铁皮铅笔盒。

每一次回乡的旅程，都像一次悲壮的迁徙。行李箱沉得离谱，里面塞满了冻肉、猪油、糖果、旧衣服、药品……过检查站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检查人员有时会打开箱子，看到那些用层层旧报纸包裹的冻肉块，会停顿一下，然后目光复杂地看她一眼，通常只是默默合上箱子，挥手放行。这是一种沉默的共谋，一种对艰难生活的集体谅解。

回乡的火车是破旧的“千里马”号，没有暖气，车窗关不严，冷风嘶嘶地往里钻。车厢里挤满了人，呼出的白气在头顶凝结。英秀紧紧抱着她的行李箱，仿佛那是生命的火种。车窗外，景色从平壤周边相对整齐的农田，逐渐变为北方荒凉、裸露的山脊，积雪越来越厚，仿佛火车正从一场勉力维持的文明，驶回亘古不变的荒寒。

离家越近，空气越冷，她的心却越热。她想象着弟弟扑上来的样子，想象着母亲摸着那瓶豆油时颤抖的手。

家，似乎比记忆里更矮小、更破败了。弟弟长高了一截，但手腕细得可怜，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显得格外大。母亲的眼角添了深如沟壑的皱纹。

那天晚上，家门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母亲将英秀带回来的肥肉炼成油，油渣撒上一点珍贵的盐，是给孩子们至高无上的零食。一块五花肉和满锅的萝卜、晒干的野菜炖在一起，香气霸道地充盈了整个房间，甚至盖过了煤烟味。这是一年里最丰盛的一餐，是一场隐秘而盛大的节日。

父亲沉默地喝着用猪油炒过的玉米酒，脸颊泛起难得的红晕。弟弟几乎把脸埋进碗里。母亲把肉最多的部分舀到英秀碗里，英秀又一片片夹回去，说自己“在平壤天天吃”。

夜深了，家人都睡下后，英秀听到母亲在厨房极力压抑的、细碎的啜泣声。她走过去，看到母亲正对着那罐雪白的猪油和剩下的一小块冻肉，肩膀微微耸动。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生活里，这一点点油脂和蛋白质，不是食物，是续命的药，是女儿从另一个世界偷渡回来的生存可能。

回到光鲜亮丽的平壤，英秀继续穿上笔挺的制服，用流利的外语向游客讲述国家的伟大成就。她站在温暖如春的酒店大堂，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望向外面灯火璀璨的街道，脑海里却是家乡那盏在寒风中摇曳的、昏暗的煤油灯。

她知道，她带回去的肉，无法真正抵御北方的严寒，也无法填补长期的营养匮乏。那只是一次短暂的喘息，是黑暗冬夜里一根勉强划亮的火柴。但她必须继续这么做。那个窗台上的铁饭盒，是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冰冷现实所能做出的最温暖、最固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