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在西苑机场秘密阅兵，战士们后来回忆：真骄傲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涿州城外的夜色被马达声轻轻划破。几辆并不起眼的吉普车依次驶出驻地，车灯用暗罩遮住，只留一线微光。车队中央，身披军大衣的毛泽东沉默凝望车窗外的荒野──他正赶赴北平，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即将载入史册的西苑机场。

车轮一路北滚。唐县、良乡、长辛店的路口暗暗布防，每百米就有哨兵，既紧张又克制。护送人员并未被告知“贵宾”是谁，只有简短指令：确保道路绝对安全。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人分散在车队前后，一旦有变，立即处置。谨慎，是胜利前夜的第一道防线。

三大战役尘埃初落，全国大势已定。可谁都知道，越是临近胜利，越不能掉以轻心。北平刚刚实现和平接管，城里暗伏的一万六千名特务仍未肃清。若大张旗鼓办庆典，万一消息外泄，引来意外空袭，古城和百姓都将陷入险境。于是，中央很快放弃在城内阅兵的提议，改选西北郊外的西苑机场——一座日军于一九四〇年修筑的小型机场，地势开阔，邻近颐和园，易守易控，也便于临时封锁。

抵达清华园车站时，东方泛白。短暂休整后，中央首脑与野战军高级将领在颐和园偏殿商议。有人提议干脆停办阅兵，专心筹划即将来临的渡江战役。刘亚楼却坚持：“士气正盛，何不趁热让战士们舒口气？打一仗，强一分。”毛泽东微微点头，却提醒道：“喜是喜，弦不能松。”一句话定下基调：阅兵照旧，规模精干，务求稳妥。

此后两日，西苑机场俨然成了秘密“大工地”。临时指挥部划出跑道，集中二野、三野部分陆战装备，又从四野调来精锐摩托化方队。坦克、榴弹炮、野炮、高射炮一应俱全，却总人数不过八千，远少于公开大阅兵动辄数万的编制。兵力小巧，火力却足够震撼，一来示范胜利之势，二来确保机动，万一有警报，立刻可战可撤。

战士们欢欣又紧张。多数人是北上途中才得知要接受最高统帅检阅，许多人第一次见毛泽东。上午九时，队列彩排开始。军号一响，不到三分钟，各方阵便列成整齐长队。刘亚楼在场地中央来回踱步，时而挥手，时而蹲下丈量车距。下午三点再排一次，直到每名战士都能闭眼也踏准节拍，才算过关。

最让人纠结的是检阅车。机场里能用的只有一辆缴获的美制吉普。车身斑驳，前排右侧无门，后排没装甲防护。叶剑英直摇头：“太危险，得换辆安全的。”毛泽东听罢，笑了笑，语带幽默：“咱们就是用敌人的车，省心，还长志气。”众人互望，只得另想办法加固，给车厢焊了道简易护栏，又安排刘亚楼站在车后半步随时护稳。

下午五时，暮色微垂，汽笛长鸣。随着《向前进》乐曲响彻云霄，吉普车缓缓驶入跑道。毛泽东摘下军帽，向列队官兵频频挥手致意。炽烈的春阳斜照，车旁尘土飞扬，他的长风衣被风鼓成一面旗帜。走到塔山英雄团前，战士们齐声高呼：“主席好！”毛泽东回以招手：“同志们辛苦！”短短五字，掷地有声，许多人攥紧钢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有意思的是，机密戒备的背后，北平城内竟无人知晓郊外正上演的壮阔场景。城区依旧是平日模样，茶馆里谈兵论政的学者商贩，完全不知道几里外炮口林立。直到事后《北平解放报》用一整版披露西苑阅兵，市民才恍然惊叹：“原来那天的隆隆声不是雷。”

阅兵持续不足一小时，却像一把战鼓，催促南线大兵团快马加鞭。四月二十日夜，渡江总攻令发出，号称“长江天险”瞬间被突破，五月初南京、上海相继光复。后来有人问参加阅兵的老兵有没有遗憾，他摆摆手：“那车颠得厉害，但看到主席从战利品上给我们敬礼，值！”

若干年后，西苑机场的跑道依旧在，随着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它一度承担卫星与飞船运输任务。机场边的老营房早已改作他用，可院墙斑驳的红色标语尚存，依稀可见“解放全中国”几个大字。当地驻军逢节日仍会在跑道尽头列队，向空中三声敬礼，据说那是向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前辈致敬。

往事不必涂抹额外色彩。那一场不到万人的简朴队列，以雷霆之势亮出了人民军队的信心，也用最节省的方式告诉全世界：新的中国，已经站立起来。多少年后，回忆当初的年轻士兵说：“嗓子都喊哑了，可心里痛快。那天，我们真正相信，苦日子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