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亿万退休人员，农民养老金急需上涨，郑功成一句话道出民心

不少甘肃、湖南、宁夏的农村老人发现，自己社保卡里的数字变了。

虽然变化的幅度在很多人眼里或许不够惊人，但它确确实实代表着一种风向，一种国家对于“老有所养”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回应。

就在1月1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正式上调，从2025年的每月143元涨到了163元。

这20元的涨幅，若是放在繁华都市的咖啡馆里，或许只够买半杯拿铁，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外卖都点不到。

但若是放在黄土高原的土炕上，放在江南水乡的灶台边，它可能意味着两位老人半个月的盐钱，或者是孙子过年回家时手里多塞的一把糖果。

就在大家还在讨论这20元究竟能解决多大问题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养老金急需上涨。”

更关键的是，他补了一句让无数人眼眶湿润的话——国家今天的巨额财富中，包含了老一辈农民的无私付出。

这句话，太重了。

它重就重在，终于有人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把农民养老金从“财政负担”的冷冰冰算盘里拿出来，放到了“历史良心”的天平上。

从“交公粮”到“领社保”

郑功成教授的观点之所以能瞬间击穿舆论场，引发亿万网友的共鸣，正是因为他触碰到了那个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事实：今天的养老金，不是施舍，而是偿还。

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农民用肩膀扛起国家的时代。

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了211个隧洞。

那是30多万农民自带干粮、自带被褥，在悬崖峭壁上用铁锤和钢钎一下下敲出来的。

他们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甚至连顿饱饭都很难吃上，凭的就是一股“为国家修好水利”的信念。

这样的工程，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

修水库、挖河道、铺铁路，哪一样离得开农民的义务劳动？这些基础设施，至今仍是我们经济运行的血管和命脉。

再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

长达几十年的“工农剪刀差”，农民种出的粮食、棉花，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工业建设；而工业品则以较高的价格卖回农村。

还有那一代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交公粮”场景，最好的粮食装进麻袋运往粮站，留给自己吃的往往是粗粮杂粮。

正是这种长期的农业反哺工业，才让中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搭建。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2700多万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是农民洗脚上田，用最简陋的设备生产出袜子、打火机、小五金，赚回了宝贵的外汇，让国家有钱去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受阻，又是“家电下乡”政策，让农民掏空腰包消化了过剩产能；两千多万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默默回到土地，没有在那场危机中给国家添乱，成为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郑功成教授说得透彻，这笔账不能不算。

如果仅仅盯着现在的社保资金池，觉得农村居民缴费少，所以领得就该少，那显然是选择性失明。

现在的163元基础养老金，加上地方财政的补贴，虽然在绝对值上依然微薄，但它代表的是一种纠偏的开始。

看看2026年开年的执行情况，甘肃金昌的标准已经达到了249元，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额外补贴；宁夏吴忠也达到了250元。

这些中西部地区并非富庶之地，财政压力巨大，但依然能把标准提上来，说明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那一代人历史贡献的认可。

我们不能让那些年轻时修地球、中年时建城市、老了回农村的人，在晚年过得毫无尊严。

打破“锦上添花”的惯性

很多时候，我们谈论公平，不是要求绝对的平均，而是要求制度的温度能照拂到最寒冷的角落。

目前的养老金体系，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马太效应”。

长期以来，我们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存在一种惯性：按比例上调。

这就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基数越大，涨得越多。

城市里退休金5000元甚至1万元的老人，涨个3%到5%，那就是几百元，足够买一件新衣服或者去趟超市大采购；而农村老人原本只有100多元，即便同样涨5%，也不过是几块钱，甚至买不了一斤肉。

这种“锦上添花”有余、“雪中送炭”不足的局面，正是郑功成等专家反复呼吁要改变的现状。

2026年的这次调整，虽然基础标准是统一上涨20元，但在政策细节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微操”。

第一是高龄倾斜政策的全面落地。

今年各地在执行中，普遍加大了对高龄老人的补贴力度。

65岁到74岁，每月额外加发5到20元；75岁到89岁，加发10到60元；90岁以上最高能额外加发100元。

这个逻辑很硬：年纪越大，劳动能力越弱，医药费开支越大，对养老金的依赖度就越高。

这种阶梯式的补贴，是在有限的资金池里，尽可能把钱用在刀刃上。

第二是对于缴费年限的激励机制。

政策规定，缴费满15年后，每多缴1年，每月额外加发2到3元。

这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养老保险不是“一锤子买卖”，长缴多得。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现实痛点值得探讨。

这就导致个人账户积累很少，最后领到手的钱自然就少。

这里必须指出，单纯提高缴费上限，对于低收入群体意义不大。

真正的出路在于政府加大补贴力度，特别是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郑功成教授建议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制定明确路线图，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养老金的差距，这才是治本之策。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年收入仅几千元的农民，去承担每年几千元的社保缴费。

再看看地域差距，这依然是一道鸿沟。

2026年的数据摆在桌面上：上海的基础养老金已经超过1300元，北京超过900元，苏州705元，杭州375元。

这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老人，生活相对从容。

既然我们讲“全国一盘棋”，讲“共同富裕”，那么在养老这一最基本的民生底线上，中央财政的统筹力度必须加强，不能让地方财政的穷富，决定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这时候，养老金就成了农村老人最后的依靠，是他们看病买药的钱，是他们去集市上买点肉改善生活的钱，更是他们挺直腰杆做人的底气。

如果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能涨到500元、800元甚至1000元，会发生什么？最直接的影响是拉动内需。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能减轻年轻人的赡养压力。

当父母不需要子女每个月寄钱回家就能生活得不错时，年轻人的负担小了，结婚率、生育率或许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

郑功成教授的那句“民心”，道出的正是这个道理。

养老金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民心账。

2026年的这个开局，虽然距离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63元的全国最低标准也确实还不够解渴，但我们看到了方向的转变。

从单纯的“广覆盖”向“提质量”转变，从强调“财政负担”向强调“历史责任”转变。

每一次上涨，都是对历史欠账的一次偿还；每一分钱的增加，都是对社会公平底线的一次加固。

参考资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成：优化养老金制度 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6-01-12 16:00·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