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提名李济深为副主席，遭众人反对：他和我党有血海深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北京上空礼炮震响。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微微转身，拍了拍身侧那位灰衣长者的臂膀，轻声一句：“老李，辛苦了。”李济深点点头，抬眼望向广场上人海如潮的红旗，神色复杂。就在此刻，他已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然而城楼下却有人对此大为不满。

把时间拨回二十五年前。一九二四年初春，广州高师礼堂灯火通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热烈进行。湖南代表毛泽东与广东粤军一师师长李济深在谭延闿家里首次握手，相互称赞，言辞客气。那时谁也想不到，二人会先并肩而立，又拔剑相向，再携手并肩。历史的折返线，从这次相遇开始悄悄铺陈。

两年后，北伐炮声响起。毛泽东在农讲所里鼓动农民翻身，李济深则接蒋介石之令坐镇广州，代行总司令职权。立场不同，步履渐行渐远。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李济深在广州“清党”，逮捕、枪决大批中共干部，这一刀子捅得极深，往后在不少共产党人记忆里，他的名字被贴上了“血债”标签。

然而李济深的政治轨迹并未就此封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满于蒋介石的独裁与内战政策，屡屡唱反调。二九年汤山软禁、三一年恢复自由、三三年的福建事变，这一连串打击让他彻底认清蒋介石与自己的分歧，只能“改旗易帜”。

令人意外的是，此时的中共也在寻找新的统一战线伙伴。毛泽东在陕北斜阳下写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纲，而几千里外的香港，李济深正在筹划国民党内部的另一种可能。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拉拢各方抗日，李济深虽被安排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却自行南下桂林办起抗战宣传，暗中与延安递送书信。中共方面由王若飞、董必武牵线，两人逐渐建立起信任。

抗战胜利，蒋介石重又将矛头指向民主力量。四七年李济深移居香港，翌年元旦，他与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在九龙半岛宣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他的书斋里贴着一行字：“反蒋者存，亲民者兴。”这简短八字，道尽了他的政治归宿。

然而南来北往的封锁线并不好闯。为护送李济深北上，地下交通线做足准备：香港驱车至罗湖口岸、转乘小火轮抵汕头、再换苏联制造的C-47运输机，沿海低空穿行，半夜落大连，只用了三天。面对香港英当局的严密布控，这一路宛如刀尖跳舞。好在化名“李老先生”的他一路有惊无险。

二月二十五日，李济深踏进北平西单旧礼王府，政协筹备会的大门为他敞开。许多共产党代表并不买账，悄声嘀咕：“当年广州血案，难道就算了？”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找来几位情绪最激烈的同志，“能认错、能改正，就是同志。”这话不算大道理，却直抵人心。

九月三十日晚，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手表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举起的提名表上，“李济深”三个字端端正正。反对票依旧有，但最终赞成票远超所需法定多数。这位六十二岁的广西人就此入列，上天安门那天，他身着深灰中山装，胸口贴一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字样的红色臂章。

有人私下问毛泽东：“他曾对我们下过狠手，为何还要推他上来？”毛泽东把烟头摁进烟灰缸，只说了八个字：“大厦初成，要有栋梁。”在那个急需团结一切可能力量的时刻，一个能代表国民党民主派、又曾统兵百万、威望犹在的李济深，比任何人都更能昭示国家新政权的包容与正当性。

随后几年，他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外事场合能说一口流利粤语与英语，常让来华访问的东南亚华侨长者倍感亲切。抗美援朝后期，他又协助政务院推进军属优抚条例。有意思的是，每逢内部谈起早年“中山舰”旧事，李济深总是先自嘲一句：“当年糊涂，可别再算旧账。”一句话带过，不逃避，也不纠缠。

一九五九年十月，李济深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二岁。毛泽东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亲笔写下“故友”二字。一位从蒋系将领、清党推手，到新中国副主席的政治人物，其曲折经历折射了大时代的骤变。回看他数十年的行履，可以发现一个清晰脉络：国难当头时，他选择抗战；甲子维新时，他选择共和；建国关头，他举手顺应历史。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