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管理应遵循“好人原则”还是“坏人原则”？

2025年，慈善领域多家机构在盘点年度十大事件时，尽管评选结果略有差异，“强监管”无一例外地位居首位。过去一年，整个慈善行业最深刻的感受便是来自监管层面的压力。

志愿服务领域同样如此。自《关于开展志愿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发布以来，各地社工部门相继响应，部分甚至开设了24小时监督热线。民政部公开的公益慈善领域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中，多次涉及志愿服务内容；中央社会工作部也通报了多起志愿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案例，四川、辽宁等地亦陆续公布了本地违规案例。可以说，2025年是志愿服务行业监管最为严格的一年。

岁末，各地陆续发布志愿服务组织“白名单”，许多机构纷纷询问：“我们在白名单上吗？”“我们合规吗？”“下一步该怎么走？”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理解2025年志愿服务行业为何走向“强监管”：

1.行业快速发展伴生乱象

慈善与志愿服务领域近年来蓬勃发展，社会组织数量曾超92万家，近期虽以每年约2万家的速度下降，但志愿服务组织与志愿者数量仍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诸如“买卖志愿服务时长”“成都少年志愿者平台卷款跑路”等事件屡有发生，严重损害行业声誉，阻碍其健康、高质量发展。

2.政策制度相对滞后

2017年颁布的《志愿服务条例》已难以适应当前志愿服务的发展需求，缺乏系统、细致的行业规范，难以有效约束各类行为。

3.执行依据与监管力量不足

长期以来，志愿服务领域监管力度较弱，执法依据不充分，专业管理队伍匮乏。

4.涉及面广，易引发舆情

志愿者规模庞大，服务领域广泛，一旦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关注。例如，每年暑期“买卖时长”现象常成为舆论焦点。

5.部分组织与志愿者政策意识薄弱

因不熟悉政策而引发的风险时有发生，如非法募捐、应急救援保障不足、利用志愿者从事商业活动等。

在志愿服务高速发展期，行业并非没有负面现象，但过去的管理逻辑倾向于相信“大多数人是好人，坏人是少数”，不愿因严管少数而限制多数人的热情。如今，逻辑似乎发生了逆转——“坏人逻辑”逐渐主导，为防范少数违规行为，宁可整体收紧，甚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好人”开展服务的空间。例如，因个别组织“违规开展评选评奖”，部分地区便全面叫停志愿服务激励活动，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甚至出现“坏人管不住、好人被管死”的局面。

那么“坏人逻辑”何以成为主流？

1.风险驱动取代使命驱动

恶性事件与重大舆情发生后，监管部门首要责任转为“控风险、保稳定”，“不出事”的逻辑压倒“多做事”，形成“宁可管死、不可错放”的导向。

2.问责压力下的“免责式”管理

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下，监管者最“安全”的做法是制定一套清晰、统一、可追责的“禁止性”清单和审批流程。这直接催生了“负面清单过长、正面激励不足”和“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将监管责任通过条规“转嫁”给执行方。

3.治理能力与行业复杂性不匹配

面对数以百万计的组织、上亿志愿者构成的多元生态，精细化协同治理需极高的专业能力与管理成本。当行政力量不足时，退回“命令控制”模式成为最直接的选择。

但是，强监管对志愿服务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

1.从“社会协同治理”向“政府行政管理”的退化

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平等协商、合作与共治。志愿服务在其中是主动的建构性力量，能敏锐发现社会需求，灵活创新解决方案。社会管理则更倾向于政府作为单一权威主体，对社会事务进行规划、控制和规范。志愿服务在其中容易沦为被动的执行工具，主要任务是完成行政指令。当行政干预过强时，前者会不可逆转地滑向后者。比如目前的志愿服务更多的是服务补缺型，而非治理参与型：志愿活动被局限在填充政府公共服务“缝隙”的范畴（如助老与助残服务等），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发挥的深层治理功能被抑制。组织在实质上成为政府的“延伸手臂”或“外包执行方”，其独特的民间性、社群性和倡导功能被削弱。

2.抑制民间创新活力

严监管环境下，组织往往倾向于跟随政府导向，对自主创新心存顾虑，导致服务模式趋同、独立性减弱，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下降。

3.加剧资源分配不公

大型、官办背景的组织更易符合监管要求、获取资源，草根组织则进一步边缘化，导致服务覆盖不均，马太效应凸显。

志愿服务的核心在于利他、信任与社会资本培育，而“坏人逻辑”驱动的强监管，本质建立在风险规避与责任转移之上，两者内在冲突明显。深层矛盾体现为“控制逻辑”与“协同逻辑”的对抗：前者追求秩序、统一与确定性，后者则需要包容多样性、自发与一定的复杂性。

志愿服务管理必须超越“好人原则”与“坏人原则”的二元对立，转向一种以“底线规则”为基础、以“发展生态”为目标的“系统原则”。换言之，管理逻辑不应是“相信所有人是好人”或“预设所有人是坏人”，而应是：“为好人创造自由发挥的舞台，同时以坚固的围栏将坏人挡在场外。”

“坏人逻辑”的盛行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的阵痛，但绝不应成为常态。未来出路在于，通过技术赋能、行业共治与生态激励，系统性地区隔并融合“管控坏人”的刚性底线与“激发好人”的柔性空间。管理的目标不应只是让人“不敢做坏事”，更要让有意愿、有能力做好事的人“能够容易地做成好事，并因此获得鼓舞”——从“划禁区”的裁判，转变为“筑跑道、降门槛、递火炬”的生态构建者。

为此，建议构建“底线守护”与“活力激发”并行的志愿服务管理新框架：

管理层次

核心目标

主要手段

第一层：刚性底线（管住“坏人”）

零容忍清除害群之马，保障行业生命线。

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并公开、透明、常态化地发布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威慑。同时，建立“负面清单”机制，明确禁区和底线。

第二层：柔性空间（服务“好人”）

最大限度释放善意与创造力，减少合规成本。

1.技术赋能：志愿服务时长的买卖问题，主要是因为全国平台多，没有监管和滥用的问题，如果全国层面统一管理，并制定相关的措施，至少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以及建立负面机制，规范目前的运营情况；同时采用区块链、定位签到、人脸识别等技术，确保服务记录真实、不可篡改。
2.行业共治：大力扶持行业协会，将服务标准制定、能力培训、日常监督等职能实质性转移给行业，实现“好人管好事”。

第三层：激励生态（成就“更多人”）

引导行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建立“阳光评估”体系：评估结果不与惩罚挂钩，而是与资源链接、政策优惠、社会表彰挂钩。评估标准应侧重服务成效、创新性、社会参与度。

志愿服务管理旨在平衡秩序与活力、管控与信任，推动志愿服务在规范中持续生长，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中的重要力量。

作者：王忠平 | 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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