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溥仪被毛主席特赦，去故宫游玩时诉苦：我回家还用买门票？

196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怀仁堂灯火通明。宴会刚开始，毛主席端起茶盏，笑眯眯地问在座几位旧交：“今天的座上宾，你们谁能猜到？”程潜和章士钊面面相觑，正揣测时，门口出现了一位消瘦而略显拘谨的中年人——他就是已改穿中山装的爱新觉罗·溥仪。主席长身而起，拉住来人的手：“这位，可是咱们昔日的‘顶头上司’呀！”一句话，满桌人尽释前疑，气氛瞬间轻松。多年后回想当夜情景，溥仪感慨：那是他真正明白“天翻地覆慨而慷”是何含义的一刻。

要把这顿饭的意义吃透，还得翻到更早的日历。1908年11月，年仅三岁的溥仪被慈禧和醇亲王载沣抱上金銮宝座。抬眼望去，龙椅高悬，金銮殿广阔得让孩子害怕，他哭闹不止，哭声沿着红墙黄瓦回荡。不到三年，辛亥枪响，六岁的他签下退位诏书。史书对这位宣统皇帝的评价一向刻薄，可别忘了，那时的他还背不动书包。

退位并未立刻送来风平浪静。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被赶出紫禁城。溥仪后来回忆：“三千年帝王梦，只剩一只行李包。”嘴上是自嘲，心里却仍迷茫。于是，他先躲进天津静园，暗自谋划东山再起。九一八后，日本人伸出橄榄枝，溥仪以为抓住了“复辟”机会，结果稀里糊涂坐上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宝座，看似风光，实则被人牵着鼻子走。连王座的朝向都得听关东军指挥，他想坐北朝南，对方偏让他坐东朝西，好让“天皇居东而令世界”。细节残忍，尊严被层层剥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逃往通化机场途中被苏军逮住，接下来的四年在伯力战犯收容所，他日日被拷问。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裁，他摇头：“李煜的词再好，也换不来一条生路，我想看看自己的结局。”1950年7月，溥仪被押解回国，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漫长的“再教育”从识字、劳动、政治课一点点展开。刚开始，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横写，看见“毛泽东”三个字也只觉陌生。转折在一次政治学习上，他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看守问他感想，他低声一句：“我得重新做人。”

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公布。名单里赫然写着“溥仪”，那天他抱着文件蹲在院子里失声痛哭。出狱翌年，溥仪住进了北京植物园职工宿舍，一起端着铁饭盒排队打饭，倒也自在。可第一次发工资只有百余元，他不敢乱花。七叔载涛送来一句提醒：“记着，是毛主席让你活得像个人。”此后，溥仪逢人便说：“我这一条命，是共产党给的。”

工作日侍弄花草，周末闲逛京城，走着走着就想起紫禁城。第一次站在午门外购票窗口，他愣住了，问同行的杜聿明：“我回自己的家，还用买门票？”杜聿明哈哈一笑：“制度面前，一律平等。”溥仪脸微红，掏出两角钱，检票进门。脚踩金砖路，他故意放慢步子，指着太和殿廊柱说那漆面是哪一年换的，指着角楼飞檐又聊到防火规制，游客越围越多。有人认出他，小声议论，他竟然毫不避讳，索性当起“临时解说”，口音又重又急，却赢得连连喝彩。

尴尬瞬间并非没有。一次他指图册纠正讲解员：“那是光绪，不是我父亲载沣。”对方先是不信，见他神情郑重，再核对资料，才发现确有差错。人群哗然，讲解员面红耳赤。溥仪却轻轻摆手：“都过去了，弄对就好。”这番气度，与昔日满洲国皇宫里那个易怒的傀儡判若两人。

同年春末，毛主席把溥仪和几位老先生请去吃饭。酒过三巡，主席突然问：“传国玉玺还在吗？”一句话，筷子全停了。溥仪额头渗汗，吞吞吐吐：“在天津时被人偷去，下落不明。”主席摆摆手，从侍卫递来的木匣里取出一枚青铜国玺，温声道：“新的国家，自有新的印记。”那一刻，溥仪的肩似乎轻了几分。

生活有了转机，还缺温度。周总理亲自牵线，为溥仪介绍协和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两人相差十九岁，却相看两不厌。结婚那晚，院子里支起一口旧铁锅，邻居们端来小米、红枣，一碗热乎乎的甜粥喝得溥仪直掉泪：“这么多年，头一次觉得有人家味儿。”

1963年“五一”刚过，小两口又去故宫。玄武门前，游客熙攘。溥仪指着门洞：“三十九年前，我从这儿被赶出去。”李淑贤嫌他话多，拉袖子低声提醒：“小声点，被人认出来多难为情。”溥仪笑笑，收住话头。绕过御花园，他让妻子看看毓庆宫锁着的铜环，讲起当年锯门槛学骑自行车的小插曲：“太监在后面追我，像赶一只没头的鹿。”围观者忍俊不禁，气氛轻松。

值得一提的是，新职务也来了。同年底，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核对清宫档案。坐在一堆奏折里，他常常自嘲：“以前批折，现在抄折。”工作之外，他埋头修改《我的前半生》。毛主席看过初稿，批示“不要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书稿删删补补，终稿在1964年交付出版社。书里保留了那句有名的自我画像：“我是封建帝制最后一块残砖。”不少读者说看完恻然，也有人觉得他太自责，但没人否认这本书供给了珍贵的一手材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起，溥仪身体本就羸弱，肾病雪上加霜。周总理安排北京医院专家会诊，用药、透析，一刻不敢耽误。沈醉去探视，病床前两人小声聊天。溥仪轻抚吊瓶管路，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新生”二字。说到这里，他喘了口气：“我要是提前十年没想通，恐怕走不了今天这条道。”

1967年10月17日凌晨，病房灯光幽暗，监护仪划出最后一条平直的线。61岁的溥仪离开，身后没有王冠、没有龙椅，只有一柜子亲手整理的档案和厚厚的手稿。骨灰先安置在八宝山，二十八年后迁至清西陵。墓碑正面镌着“爱新觉罗·溥仪”六字，再无帝号。有人去凭吊，看见碑侧刻有他生前的话：“愿以余生求真理，补前愆。”风吹过，松涛起伏，像极了那位旧皇帝在故宫当义务讲解时的轻声絮语：“各位，这里原来是我的书房，可如今，人人都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