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词,如同一道惊雷划破了维多利亚港的宁静,也彻底击碎了许家印最后的幻想。在这场涉及万亿债务、跨境资产与司法尊严的博弈中,法律的天平终于倾斜至正义的一端。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不仅驳回了许家印针对接管人任命的上诉许可申请,更下达了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必须在2月20日下午4时前支付120万港元诉讼费,否则将被剥夺在本案中的抗辩权。
这不仅是一场程序性的裁定,更是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朴素商业伦理的司法捍卫,是对市场秩序与债权人权益的强力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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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穷途末路的抗辩:从上诉被驳到费用困局
回顾这一案件的脉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的商业帝国在司法程序下的步步溃败。
早在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便已作出原判决,委任Edward Simon Middleton(杜艾迪)和黄咏诗为许家印全部资产及业务的共同及个别接管人兼管理人。这一判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恒大集团高达2.6万亿港元的巨额债务危机,以及许家印对公司资产长期的不透明操作。然而,许家印及其名下XIN XIN (BVI) LIMITED并未束手就擒。2025年10月17日,其向法院提交了两项传票:一是申请上诉许可,二是申请暂缓执行原命令。
许家印一方曾提出三项核心上诉理据:一是指控高等法院错误认定任命临时接管人的法律标准;二是主张接管令条款范围超越香港法院管辖权;三是极力反对由恒大清盘人——这一所谓的“诉讼对手”来担任临时接管人。
然而,法律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法官在审理后逐一驳回了这些理据,斩钉截铁地指出:这些上诉理由均不具合理的可争辩性。既然上诉许可申请不成立,所谓的暂缓执行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等法院随即驳回了上诉许可传票及暂缓执行传票,并判令许家印方承担恒大集团因这次上诉产生的诉讼费用。
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发生在“120万港元诉讼费”的支付环节。早在2025年10月21日,法院便已评估费用并要求许家印在当年11月4日前支付。然而,直至2026年2月3日,这笔钱依然未见踪影。
许家印给出的辩解显得苍白而无力:他声称自己被内地有关部门拘留,沟通受限,无法具体操作付款;又称有2000万港元律师费保证金卡在前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处,因无法提供“直接指示证据”而无法提取。
但法官的判词如同一把利剑,刺穿了这些托词。判词犀利地指出:许家印自2024年10月8日起便持续聘请JC LLP律师行及资深大律师团队,若真无资金支持,何来高昂的律师费支付?“既然许家印能够使用未披露的资金支付其自身的法律团队费用,那他就没有理由不能使用同一笔资金支付已评定的诉讼费。”这一逻辑闭环,彻底封死了许家印以“没钱”为由的拖延战术。
二、 帝国崩塌的缩影:550亿资产冻结与信托击穿
这120万港元的诉讼费,绝非仅仅是一笔钱的问题,它是打开许家印庞大资产黑箱的钥匙。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并非一日之寒,其留下的窟窿高达2.6万亿港元,这是一个足以让市场震颤的数字。为了保护全球债权人的利益,香港法院必须对许家印的个人资产进行全面接管。根据此前的判决,许家印名下约550亿港元的资产已被全球冻结和接管,这其中包括了分布在香港、英国、美国的多处物业,甚至连两辆车牌为“粤A98888”和“HD3333”的劳斯莱斯幻影、私人飞机、游艇等奢华资产也未能幸免。
更令人唏嘘的是,许家印曾引以为傲的“资产防火墙”——那个设立于2019年、规模高达23亿美元(约163.8亿元人民币)的境外家族信托,也在司法的重锤下被击穿。法官引用了“沙布拉禁令”(Chabra Injunction)原则,明确指出:即便资产被置于全权信托中,只要法院认定被告对该信托享有实际控制权,且设立信托的目的在于规避债务,便可直接冻结信托内的资产。
这一判决不仅针对许家印,更针对丁玉梅及其子女持有的33家境外公司和7个银行账户。从中国银行香港、汇丰银行到工商银行的离岸账户,从英属维京群岛到开曼群岛的壳公司,法律的触角已深入到了离岸金融的每一个角落。这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司法正义面前,没有所谓的“法外之地”,复杂的股权架构和离岸信托并非逃避债务的“避风港”。
三、 司法的刚性:程序正义不容交易
香港高院的这一系列操作,展现了极其成熟和刚性的司法逻辑。
首先,是对“程序正义”的绝对坚守。无论许家印身处何地,无论其曾经的地位多么显赫,在法律程序上,他首先是一个被告,必须遵守法庭命令。法官欧阳浩荣在判词中强调,许家印屡次蓄意藐视法院命令,理应不得宽恕。这种“虽远必诛”的态度,维护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治声誉。
其次,是对“责任并行”原则的深刻诠释。许家印虽在内地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但这并不影响香港民事司法程序的独立推进。民事债务的清偿、诉讼费用的支付,是独立的法律责任,不能因为涉及其他领域的调查而豁免。这体现了不同法律体系下责任追究的并行不悖,确保了债权人的利益不因债务人的特殊处境而受损。
最后,是对“市场公平”的终极捍卫。恒大的倒塌让无数供应商、购房者和投资者遭受损失,追回资产、公平清偿是挽回市场信心的唯一途径。法院通过接管人制度,防止资产被转移或隐匿;通过诉讼费的强制缴纳,打击债务人的恶意拖延。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在废墟中尽可能多地为债权人挽回损失。
四、 结语:正义虽迟必到,市场未来可期
截至2026年2月4日,摆在许家印面前的路只剩下一条:在2月20日之前凑齐120万港元。如果逾期未付,他将彻底丧失在本案中的抗辩权,这意味着他将无法对接管人的任何资产处置行为提出异议,甚至可能面临高达433亿元人民币的全部责任追偿。
这不仅是许家印个人的至暗时刻,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商业史上的一个深刻注脚。它警示所有后来者:商业的归商业,法律的归法律。任何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复杂架构或特权地位来挑战司法权威、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尽管恒大的债务黑洞依然巨大,但香港高等法院的这一系列雷霆手段,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力量。它像一把手术刀,正在切除依附在市场肌体上的毒瘤;它像一束光,照亮了跨境债务处置的迷雾。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程序的深入推进,随着资产接管的全面落地,恒大的债务处置将进入一个更加透明、规范的新阶段。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对未来的奠基。一个尊重规则、敬畏法律、保护产权的市场环境,正在这种阵痛中浴火重生。正义或许会因为复杂的案情而稍显迟缓,但它从未缺席,也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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