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风险观察｜中企出海的供应链风险与ESG合规问题研究：挑战与应对【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当前，全球供应链面临多重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供应链中断、企业成本上升；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引发运营风险，干扰资源供应与资本流动；数字鸿沟与网络闭塞凸显信息安全风险，影响协同效率并加剧断链隐患。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王建认为，中企出海已进入供应链与ESG风险交织的新阶段。供应链风险呈现网络化、政治化特征，涵盖关键矿产价格波动、风险级联传导、规则排他性建构及绿色壁垒收紧等；ESG 风险则源于强制监管、市场约束与金融限制，具有显著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还会通过规则、市场、声誉机制转化为供应链中断风险。这就需要国家与企业协同发力：国家层面构建资源保障体系、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创新政策工具；企业层面实施供应链韧性战略，推动 ESG 管理向核心竞争力转化，实现从 “出海” 到 “赢海” 的跨越。‌

中企出海如何应对供应链风险？今天，走出去智库 (CGGT)刊发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王建的文章，供关注跨境供应链风险的读者参阅。

要点

1、中企出海的供应链风险已从单点中断、突发性事件主导，演变为网络化、政治因素系统主导的形态，具体体现为关键矿产金融化传导、风险级联效应、规则割裂、绿色门槛硬化等多方面挑战。

2、中企出海面临的 ESG 风险已从自愿规范转为强制合规与竞争壁垒，其风险来源涵盖东道国监管规则、核心采购方要求、资本市场约束，且存在显著的行业与区域异质性。

3、应对中企出海的供应链与 ESG 风险，需构建国家战略引导与企业能力建设相协同的综合治理体系，国家层面完善资源保障、规则参与、政策支持，企业层面强化供应链韧性与 ESG 价值转化。

正文

文/王建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

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一、中企出海的供应链风险：从效率优先到安全韧性的范式转变

近年来中企出海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已从单点中断、突发性事件诱发为主演变为网络化、政治因素系统主导。

1. 关键矿产的金融化传导与价格风险

能源转型持续推高对锂、钴、镍、稀土等关键矿产的战略需求，而全球主要资源国与消费国围绕供应链安全的竞争日趋激烈，频繁运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国家储备调节等政策工具，使其服务于产业与地缘政治目标。这一“政策工具化”倾向，叠加原生供需结构性紧张，已成为影响矿产稳定的核心变量。2025年以来，铜、铝、锌等大宗金属价格普遍上扬，金、银等贵金属价格屡创新高，正是能源转型需求、地缘风险溢价与市场避险资金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政策干预信号会通过期货市场等金融渠道被迅速放大。市场的投机交易与避险操作不仅加速价格发现，更可能脱离短期实物供需，推高远期价格预期，进而通过成本传导层层影响下游制造与终端消费，形成“政策干预—金融放大—实体成本攀升”的传导链条，显著增加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的成本不确定性与转型负担。

2. 风险传导的网络化与级联效应

现代供应链高度复杂、相互嵌套，单一节点（如关键港口、核心矿山或生产设施）的中断，极易通过供应链网络产生扩散与放大效应，引发“级联失效”。这意味着风险已从传统的“单点断供”演变为系统性、多节点联动的网络化风险。例如，在先进技术领域，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往往穿透产业链上下游，对设备、软件、技术服务乃至第三国合作方进行全方位约束，实质上大幅收紧了相关企业的供应链可选集合，导致上游供应不确定性系统性上升，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呈网络化蔓延。

3. “去风险”叙事下的规则割裂与排他性建构

以“增强韧性”和“降低依赖”为表面目标的“去风险”叙事，正被部分发达经济体转化为重塑全球规则体系的实践。通过推动供应链审查、制定基于特定价值观的尽职调查法案（如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等机制，旨在构建具有共同政治与经济导向的“盟友”供应链体系。这种基于规则与标准排他性的制度建构，试图将供应链合作与特定价值观挂钩，长远来看将逐步挤压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参与深度与市场空间，导致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出现事实上的割裂。

4. 绿色供应链门槛从倡议转向硬性约束

供应链的绿色低碳要求正从领先企业的自愿性社会责任，加速转变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市场准入门槛。以欧盟电池法规为代表的区域性立法，明确要求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进行追溯，并设定再生材料使用比例等具体目标。这些措施对供应链的透明度、可追溯性及环境绩效提出了系统性的量化要求。在技术竞争之外，“绿色规制”正在构成一套新的、兼具技术性与合规性的壁垒，对中国出海企业供应链的可持续管理能力提出了全面挑战，并将深刻影响全球制造与贸易的格局。

二、中企出海面临的ESG风险：从自愿规范走向强制合规与竞争壁垒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因素已从企业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议题，转变为影响市场准入、融资条件、品牌声誉与供应链稳定的强制性合规要求与实质性竞争门槛。

1.中企出海ESG风险的主要来源

中企出海过程中面临的ESG风险，并非源于单一规则或个别制度，而是多重国际规则、市场机制与治理要求叠加作用的结果。

（1）来自东道国和主要市场的强制性ESG监管规则

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立法和监管，将气候变化、劳工保护和公司治理要求系统性嵌入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标准并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采用。这类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触发违规，不仅会带来直接的合规成本，还可能影响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和持续经营能力。

（2）来自跨国企业、品牌商和大型采购方的供应链ESG要求

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核心企业往往通过采购标准、合同条款和审计机制，将ESG责任向上下游传导。这种“私域规则”虽然不直接体现为法律义务，但在实际经营中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约束力。对中企而言，若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往往面临订单流失、合作中断等直接后果。

（3）来自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ESG约束

随着ESG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机构日益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授信、投资和保险决策。对于出海企业而言，ESG风险不仅影响经营层面，还可能通过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渠道受限等方式，间接影响其海外布局和供应链稳定性。

2.中企出海ESG风险的行业与区域异质性

（1）行业异质性

从行业维度看，中企出海的ESG风险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不同行业对ESG规则的敏感度存在显著不同。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对环境（E）维度的规则最为敏感。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和生产工艺，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合规成本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环境合规已成为影响制造业供应链布局和订单分配的重要因素。

新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相关行业，则同时面临环境和社会双重压力。一方面，其生产活动往往涉及生态影响和资源利用问题；另一方面，在海外项目中，劳工用工、社区关系和人权问题容易成为监管和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使得该类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面临更高的尽责调查和合规要求。

消费品和品牌导向型行业，对社会（S）和治理（G）维度的风险尤为敏感。品牌方通常需要对其供应链的劳工条件、道德标准和治理透明度承担声誉责任，一旦发生ESG事件，其负面影响往往迅速放大并波及整个供应网络。

数字经济和平台型企业，则在治理维度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尽管其直接环境影响相对有限，但在数据治理、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合规要求日益提高，对其国际化和供应链合作产生间接但深远的影响。

（2）区域异质性

从区域角度看，不同经济体在ESG规则的侧重点和实施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直接影响中企出海的风险结构。欧盟在ESG规则体系中最为系统和全面，强调法律强制性和供应链尽责责任。其监管框架不仅关注企业自身行为，还高度重视供应链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对中企形成较为全面的合规压力。

北美市场在ESG监管上更强调市场机制和执法效果。通过贸易措施、反强迫劳动法规以及资本市场约束，对企业形成高强度但相对分散的合规要求。这种模式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东盟等新兴市场在ESG规则方面整体要求相对宽松，但随着其与发达经济体供应链联系的加深，ESG标准正通过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逐步传导，对中企形成“间接合规压力”。

3.ESG三个维度风险概述

（1）环境（E）风险：碳关税与绿色技术竞赛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落地冲击。欧盟CBAM已进入过渡期，并对钢铁、铝、水泥、电力、氢等产品征收碳关税。其设计存在将中国产业链的“范围二、三”间接排放纳入的潜在可能，形成歧视性成本。这不仅是成本问题，更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中企若不能快速建立符合国际认可的碳核算与披露体系，将在绿色贸易中陷入被动。

“产品环境足迹”（PEF）等标准，可能未来覆盖更多行业，要求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进行披露，供应链数据透明化压力巨大。

生物多样性及污染防控风险上升。海外运营所在地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对矿业、制造业中企的污染排放、生态保护提出挑战，违规可能导致项目暂停、巨额罚款及声誉损毁。

（2）社会（S）风险：劳工权益与人权议题武器化

劳工权益与社区关系影响中企出海，一项对刚果（金）钴供应链的研究揭示，手工采矿、童工、职业健康与安全等问题是西方舆论和监管机构攻击的重点。即便是个案，也可能被放大为对整个行业或中国投资的指控。

美欧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立法，要求企业证明其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这要求中企必须具备极高的供应链溯源能力和社会责任管理水平。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加剧。在数字化出海过程中，如何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各地严格的数据隐私法，是互联网、科技类中企必须跨越的合规壁垒。

（3）治理（G）风险：透明、合规与文化冲突的基石

治理是应对E和S风险的基石和放大器。治理结构不完善（如董事会缺乏ESG监督职能、缺乏独立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ESG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完整，会直接导致：①应对失当，在环境或社会危机爆发时，反应迟缓、沟通不力，使事态恶化；②信任缺失，国际投资者、客户和当地社区因信息不透明而失去信任，增加融资成本和运营阻力；③合规漏洞，无法系统性地识别和管控遍布全球供应链的ESG风险点；④海外腐败与商业伦理，遵守《反海外腐败法》（FCPA）等国际反腐败法律，建立诚信合规文化，是避免重大法律风险的根本。

三、ESG风险向供应链风险的转化

中企出海面临的ESG风险与供应链风险会产生叠加效应，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ESG立法中普遍采用“供应链导向”的监管逻辑，即通过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将企业合规义务从自身经营活动延伸至其供应链上下游。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不再仅对自身行为负责，而需对其产品、原材料和服务在整个供应链中的ESG表现承担合理管理责任。这种责任外延化显著提高了合规要求的覆盖面，也使供应链成为ESG规则实施的关键载体。

1.规则机制：ESG从企业义务向供应链约束的转变

ESG风险之所以能够对中企出海和供应链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源于规则层面的制度设计。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在ESG立法中普遍采用“供应链导向”的监管逻辑，即通过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将企业合规义务从自身经营活动延伸至其供应链上下游。

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不再仅对自身行为负责，而需对其产品、原材料和服务在整个供应链中的ESG表现承担合理管理责任。这种责任外延化显著提高了合规要求的覆盖面，也使供应链成为ESG规则实施的关键载体。

对中企而言，规则机制带来的挑战在于：即便企业自身合规水平较高，只要其供应链中存在ESG短板，仍可能面临合规风险。这种“整体责任”逻辑，使ESG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难以通过局部调整完全化解。

2.市场机制：采购方与金融机构的ESG选择

除法律规则外，市场机制是ESG风险向供应链风险转化的另一重要路径。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跨国企业、品牌商和大型采购方往往处于供应链的核心位置，其ESG偏好直接影响供应链结构和合作关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采购方将ESG表现纳入供应商评估体系，并将其作为合同签订和续约的重要条件。这种做法在形式上属于商业决策，但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具有强制力的市场约束。

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在授信、投资和保险等环节引入ESG评估，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机制。对中企而言，ESG风险不仅可能导致订单减少，还可能通过融资成本上升和金融支持受限，间接影响其供应链稳定性和扩张能力。

3.声誉机制：ESG事件的放大效应

声誉机制在ESG风险向供应链风险转化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与传统合规风险相比，ESG相关事件更容易引发公众关注，并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和非政府组织迅速扩散。

在供应链高度互联的背景下，下游企业往往会对潜在声誉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合作方卷入ESG争议，即便尚未形成法律结论，下游企业也可能采取预防性措施，如暂停合作或更换供应商。

对中企而言，声誉机制使ESG风险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负面信息传播迅速，而信任恢复周期较长。这种不对称性进一步放大了ESG风险对供应链稳定性的冲击。

4.ESG风险引发供应链中断的典型路径

综合规则、市场和声誉三种机制，可以总结出ESG风险向供应链风险转化的若干典型路径。

第一，合规门槛排除路径。企业因无法满足环境或社会合规标准，被直接排除在高标准市场或核心供应链之外。

第二，成本压力退出路径。合规成本持续上升，企业难以通过价格机制完全转移，最终选择退出部分市场或缩减供应能力。

第三，声誉冲击中断路径。ESG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下游企业为规避风险迅速调整供应安排，导致供应链关系中断。

第四，金融约束收缩路径。ESG表现不佳导致融资受限，企业现金流承压，进而影响其履约能力和供应稳定性。

这些路径往往并非单独发生，而是相互叠加，使ESG风险具有较强的放大和传导效应。

四、综合对策建议：构建战略韧性与价值创造的双重路径

基于前述风险分析，为系统应对中企出海所面临的合规与供应链挑战，需构建国家战略引导与企业能力建设相协同的综合治理体系，推动从风险应对到韧性建设、从被动合规到价值创造的转型升级。

国家与行业层面：完善支撑环境，引导系统治理

1.构建关键资源安全保障与多元化供应体系

建议设立国家级供应链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对重点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估与预警。通过外交合作与经济协议，推动关键矿产等战略资源的供应来源多元化，例如积极探索海底矿产等替代资源，并深化与资源潜力国家的长期合作。同时，应大力推动战略储备体系建设与循环经济发展，提升尾矿综合利用、废旧产品回收再生等二次资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与产业规模，逐步降低对初级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增强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

2.深化参与并引导可持续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应更主动地参与乃至引领全球ESG披露准则、产品碳足迹核算、供应链尽责调查等关键领域的国际规则对话与标准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且符合共同发展利益的可持续贸易体系。可借助“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平台，系统总结与推广中国在绿色基础设施、负责任矿产开发等领域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标准，增强国际话语权与规则适应性。

3.创新面向供应链韧性的政策与金融支持工具

针对企业建设海外仓、布局备用供应链、开展供应链数字化映射等提升韧性的投资行为，可考虑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专项信贷支持等激励。同时，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工具，帮助出海企业有效对冲因地缘政治动荡、支付通道受阻等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合规转型的综合成本。

企业层面：强化内生能力与主动管理

1.实施以全景映射与多元布局为核心的供应链韧性战略

企业应系统开展供应链全景映射与常态化压力测试，利用数字孪生等工具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管理，精准识别单一节点依赖与潜在瓶颈，并定期模拟各类中断情景以完善应急预案。在产能布局上，需在既有全球化网络基础上，审慎评估对关键环节实施“近岸”或“友岸”备份的可行性与经济性。此外，应转变采购理念，致力于与核心供应商构建信息共享、风险共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代单纯的交易与价格博弈，提升供应链的整体协同性与抗冲击能力。

2.推动ESG管理从合规成本向核心竞争力的价值转化

企业需将ESG理念深度融入公司战略与治理架构，例如在董事会下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将ESG关键绩效指标纳入管理层考核与激励体系。应开展覆盖供应链全链条的ESG尽责调查，特别是在高风险环节，可应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溯源能力，并定期发布经独立第三方审计的供应链ESG报告。在海外运营中，须践行本土化与社区共荣策略，尊重当地文化与法规，优先雇佣本地员工，并投资于教育、医疗等社区发展项目，以获取可持续的“社会许可”。同时，应建立主动、透明的内外部沟通机制，定期向国际利益相关方披露ESG进展，系统阐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与贡献，塑造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形象。

总结

中企出海已进入供应链风险与ESG风险共生高发的新阶段。供应链风险与ESG风险相互交织，其背后是大国博弈、规则重构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刻变革。应对之道，在于从国家到企业，必须完成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管理、从成本控制到价值创造的思维转变。唯有构建兼具地理韧性、数字智能和道德韧性的全球化运营体系，中国企业才能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实现从“出海”到“赢海”的跨越。

专家简介

王建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

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后。专注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一般社科规划项目研究，发表了多篇权威期刊学术论文，与商务部门、智库、企业合作多次参与“走出去“战略和行动调研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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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协定、关税筹划与供应链战略重构》是一份面向企业决策者与合规负责人的深度战略指南，在当前全球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合规风险与成本压力交织的背景下，为企业提供从规则解读、成本优化到布局重塑的全链路解决方案。报告以“规则-成本-布局”为框架，系统剖析RCEP、CPTPP等关键协定的差异化条款与实务陷阱，聚焦原产地合规、碳关税（CBAM）应对及反规避调查等现实挑战，更融入欧盟电池法规、美国UFLPA等新兴合规要求，通过光伏、新能源汽车、东南亚制造等典型案例，助力企业构建兼具韧性、合规性和绿色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适合企业战略制定者、法总与合规负责人作为全球布局与风险管控的实战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