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把国家带进沟里？1981到1985：中国改革最凶险的五年

1978年底那会儿，经济刚有点起色，就有人想一步到位搞大项目。结果两年里签了七八十亿美元的设备引进合同，钢铁厂、化肥厂、核电站设备堆了一堆。

可国内电力跟不上，铁路运不了，天然气也缺，这些东西大多躺在仓库里当摆设。外债一下子冲到四十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掉到八亿多，财政赤字占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上，物价开始松动。国家账本眼看撑不住，风险摆在眼前。

1979年春天，陈云在会上直接点明问题，说比例失调严重，得先调整再前进。中央定下八字方针，停缓建几百个项目，连续三年压投资。

1979年砍55亿，1980年再压80亿，到1981年基建投资从五百多亿降到三百亿左右。财政赤字很快下来，外汇储备回升，物价也稳住。

可经济增长只有5.2%，是那几年最低点，外界质疑声不少。

1982年底，第六个五年计划正式通过。核心难题是计划跟市场怎么搭。两边意见拉锯，一方说计划经济已经卡住了，一方说市场只能当配角。

最后定了个折中路子：计划管大方向，市场补缺口；公有制为主，个体户也给空间；稳定第一，发展不能停。这条路等于在钢丝上走，哪一步踩空都可能出大事。

农村那边先动起来了。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搞包干到户，第二年粮食产量翻倍。中央慢慢认可，1980年允许贫困地区试行，1982年文件明确联产承包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

1983年全国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推行了，人民公社体制基本结束。农民收入从1978年一百三十多块涨到1985年近四百块，农业生产力一下释放出来。可同时也冒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和乡镇企业得赶紧接住。

城市改革走得慢。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有权了，可原材料还是计划调拨，价格管得死，活力出不来。

1985年价格体系开始调，零售物价指数涨到8.8%，城市更高，老百姓有点慌，囤货现象冒出来。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没彻底解决，宏观调控压力一直不小。

个体经营是另一条线。1979年城镇待业青年一千五百多万，就业压力大。1981年国务院允许个人或家庭搞工商业，必要时请帮手带学徒。

到1985年全国个体户一千多万户，从业一千七百多万，解决了一大块就业。起初社会看法不一，经营也有限制，但确实把市场活跃起来。

对外开放同时推进。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特区，政策特殊。可头几年国家财政紧，对特区投入少，深圳不少项目停工，日子难过。

深圳靠位置和政策，一点点吸引外资建厂。到1985年深圳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十几倍，全国进出口总额也翻了近一倍，利用外资近八十亿美元。

特区成了对外窗口，经验慢慢向全国传。

这五年里，计划与市场的拉扯每天都在。放开怕乱，管死怕死；允许个体怕偏离方向，不允许又缺活力。

农村先突破，城市跟进，对外开放试点，步子始终留有余地。没搞一步到位的大动作，而是先试后推，先农村后城市，稳住大局才往前走。

1985年底，第六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计划多出六千多亿，年均增长超过百分之十。

城镇居民收入、农村收入都明显提高，经济协调性比以前好多了。财政还有点赤字，地方投资有点热，物价压力还在，但整体没出大乱子。

回头看，这五年最凶险的地方就在于每一步都在探索。计划经济老路走不通，市场经济又没现成经验，左右两边随时可能把方向带偏。

国家咬牙坚持下来，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先稳住经济，再逐步放开，为后面更深改革打下底子。正是这五年没摔跟头，后面的发展才有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