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纺织第一人刘建中 | 作者 王斯开

近来，许是撰写回忆录的缘故，无论是静坐工作室、奔波在路上，还是午休小憩、夜阑人静之时，过往的片段总如蒙尘的胶片，在记忆的光影里缓缓流转，一幕接一幕，清晰得仿佛就在昨日。

前几日，连续两个夜晚，我都梦见了我们的老厂长刘建中同志。梦中，他正俯身整理办公室，案头与墙角堆叠的资料如静默的山峦——专业书籍泛着岁月的墨香，技术图纸上的线条依旧锐利，文件与笔记里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思索，而最耀眼的，是那一堆红绸包裹的奖状与证书。我好奇翻阅，每一本都沉甸甸载着荣光：县政府颁发的“双文明”先进工作者证书、嘉奖与晋升工资证书；省纺织工业厅授予的双文明知识分子证书；徐州地委评定的优秀知识分子证书；徐州行署纺织工业局纺织工程学会表彰的科研工作积极分子证书；县总工会特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证书；徐州地区行署授予的“七五”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先进工作者证书；县政府颁发的安全生产先进厂长证书……。正当我站在小板凳上，伸手帮他摘取大柜顶上的图纸时，脚下一滑失足摔落，猛然惊醒。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窗外夜色正浓，唯有那份思念，在心底翻涌不息，又是一场浸满牵挂的梦中重逢。

刘建中同志与我同属相，长我十二岁。我刚参加工作时，便在他的带领下前往南通国棉一厂培训，自此结下不解之缘。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一口温润的南方口音，与人交谈时总带着独特的韵律；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褪去车间的尘霜后，更显儒雅清俊；尤为难忘的是他的笑容，一开口便眉眼弯弯，笑意从眼角蔓延至嘴角，亲和得如同邻家兄长，那份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让初入职场的我瞬间卸下局促，心甘情愿以师礼敬重他。在他扎根睢宁的三十八年里，我在他身边共事二十二年，另有十六年保持着紧密的工作联系。1982年8月，我们还一同赴丹阳参加江苏省纺织工业现代化管理研究班，同窗三个半月，朝夕相处间，彼此知根知底、无话不谈，那份跨越岁月的工作情谊，早已沉淀为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如今，他虽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但那憨厚的笑脸、宽大的臂膀、负重前行的身躯与那份赤诚的责任情怀，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前辈，我愿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镌刻进我的回忆录里，让这份坚守与担当，在时光中永不褪色。

一、血气方刚 初心定前程

1936年4月24日，刘建中诞生于二胡鼻祖、著名音乐家刘天华的故乡——今江阴市华士镇华士村。那是一个淳朴的农民家庭，父亲曾习医，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土郎中，悬壶济世的仁心潜移默化影响着子女。刘建中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父亲虽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却因家中人口多、生计艰难，只能忍痛叮嘱他：“初中毕业后，考个能学手艺的学校就好，早点工作，帮家里分担担子。”于是，即便刘建中在小学、初中阶段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如星辰般耀眼，也终究与高中及更高学府的大门失之交臂。

遵从父命，1952年9月，刘建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无锡纺织科技专科学校，与纺织事业结下了一生的羁绊。1955年7月，经江苏省人事局分配，他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前往嘉定县嘉丰纺织厂担任技术员，彼时的他，恰是风华正茂的十九岁。

嘉丰棉纺织厂的历史，如一部浓缩的近代工业画卷。它始建于1934年，由顾吉生等十三人集资创办，最初仅有纱锭12000枚、织机216台、职工400名；1937年遭日军掳夺，历经战火摧残；1945年归还后艰难恢复生产；解放后重获新生，规模持续扩大，纱锭增至14400枚、织机828台、职工800人，1954年实现公私合营；1958年10月，随着上海、嘉定、青浦等十个县从江苏划归上海市，嘉丰纺织厂也随之归入上海管辖，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初入嘉丰厂的刘建中，血气方刚且韧劲十足，思想进步如奔涌的浪潮，工作勤勉似不倦的黄牛。进厂不到一年，他便凭借出色的表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选为厂团总支副书记与厂工会生产委员，成为青年职工中的佼佼者。

彼时，嘉丰厂的设备多为国外老机型，历经岁月侵蚀、战争破坏与人事更迭，早已满目沧桑，而厂里的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纺织技术员，刘建中如璞玉般被工厂珍视，不仅分配了独立的宿舍与办公室，更被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工作上不设固定岗位，允许他在生产全流程中自由实践，主导技术操作指导与设备维修研究。这份信任，在刘建中心中化作沉甸甸的责任，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生怕因能力不足辜负期望。于是，休息日、节假日乃至下班后的黄昏，车间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极少回江阴老家，就连近在咫尺的上海市区，也从未有过闲情逸致专程探访。他秉持“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干、在实践中创”的信念，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知识，如工匠琢玉般钻研技术，深耕不辍的付出终有回报，1957年底，他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更斩获了全省纺织行业技术革新奖，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出璀璨光芒。

正当刘建中在嘉丰厂崭露头角、前途一片光明之际，江苏省委、省人委为扶持苏北发展，决定从嘉丰厂抽调技术员前往苏北睢宁协助创办纺织厂。这则消息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却在刘建中心中激起了万丈波澜。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主动报名，向时任厂长梅寿春请战：“我还年轻，自愿到苏北最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把嘉丰厂的技术与经验带过去，在那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数日之后，他的请求正式获批，一颗年轻的心，已然飞向了那片亟待开垦的苏北大地。

1982年，我与刘建中厂长在丹阳参加江苏省纺织现代化管理研究班时，曾忍不住问他：“当年睢宁那般贫瘠，您为何偏偏主动要求来这里？”他闻言，脸上依旧是那熟悉的温和笑容，语气却带着几分当年的执着：“年轻气盛，总觉得艰苦的地方更能磨练意志。一张白纸，没有过往的羁绊，才能写出最美的文章。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到睢宁非得干出点名堂，不赶上嘉丰厂誓不回头。”我打趣道：“如今我们睢纺厂已然超过当年的嘉丰厂，但嘉丰厂也在不断发展，恐怕永远也追不上喽？”他却收起笑容，认真回应：“发展之路没有尽头，我们仍需继续努力，只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育了优秀的人才，就不怕没有赶超的机会。”

二、埋头做事 追梦志不移

1958年7月的一天，暑气蒸腾，白面书生模样、身形高挑的刘建中，怀揣着意气风发的热忱，背起简单的行囊，告别了熟悉的嘉丰厂、牵挂的父母、繁华的上海都市与锦绣江南的烟雨，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与吴授森等同志一同抵达江苏最北部的徐州，再转乘马车前往睢宁。彼时的道路崎岖不平，马车在尘土中颠簸前行，短短八十五公里的路程，竟整整走了一天，直至暮色四合，才终于抵达目的地。

当晚，他们落脚于睢宁棉纺厂筹建处，所谓的“住处”，不过是临时搭建的工棚，四面透风，蚊虫肆虐。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建中推开工棚的门，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怔住——荒烟蔓草随风摇曳，枯坟野冢散落其间，听不到鸡犬之声，唯有狐踪兔穴的痕迹，哪里有半分建厂的雏形？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如一盆冷水浇下，让他心头一沉，瞬间懵了神。

就在众人面露难色之际，筹建负责人、县委副书记周廷章与县工业部长刘长兴等领导专程赶到工地召开会议。周副书记面色凝重却语气坚定，开诚布公地说：“当前全国大办工业的热潮正盛，但我们这里才刚刚起步，核心原因就是贫穷——既缺钱，更缺人才。你们的到来，如久旱逢甘霖，我们由衷感激。这里的现状或许超出了你们的预料，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但我相信，在这张白纸上，你们定能凭借一身本领，施展才华，画出脱俗静丽的画卷。至于生活方面，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照顾好大家，与你们一同共克时艰。”

周书记的话语虽短，却如暖流般涌入刘建中的心田，驱散了心中的迷茫与不安。他忽然想起刚参加工作时父亲的叮嘱：“上班后，别怕吃苦，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换来日后甜中甜。”是啊，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怎能畏惧眼前的艰难？于是，他迅速调整心态，秉持“既来之则安之”的信念，全身心投入到厂区清理工作中。

他与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并肩作战，割荒草时双手被茅草划破，鲜血直流也未曾停歇；抬石头时肩膀压得红肿，依旧咬牙坚持；铲土丘、填坑凹、刨树根、垫路基——而这片土地，曾是解放前的法场，荒僻而阴森。白天，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他汗流浃背，衣衫湿透紧贴肌肤；夜晚，蚊虫如轰炸机般疯狂叮咬，浑身起满红疙瘩，奇痒难忍。但他从未抱怨过半句，那双清澈的眼眸里，始终燃烧着对未来的希望。

两个月后，领导见他才华出众、做事踏实，将他调去参与设计工作。尽管体力消耗有所减轻，但由于生活环境与饮食习惯的巨大改变，水土不服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病痛发作时，腹部绞痛难忍，他便只能起身抱膀，将腹部紧紧压在图板上，以此缓解疼痛，即便如此，也从未耽误一份图纸、一项工作，那份执着与坚守，让身边的同事无不敬佩。

1958年10月，中央将原属江苏省的嘉定、青浦、上海等十个县划归上海市，嘉丰厂随即来信，殷切希望将支援睢宁纱厂建设的刘建中等同志调回。当领导征求刘建中的意见时，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拒绝：“我的任务还没完成，睢宁的纺织厂还没建成，我不能回去。”

睢宁棉纺织厂最初的设计规模为15000枚纱锭，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设备供不应求，计划迟迟未能落实。1959年2月，经省纺工厅多方协调，终于从上海广勤纱厂调来了3600锭老旧进口设备，临时安装在轧花厂的原棉仓库。彼时的工厂，一穷二白，既无稳定的电力供应，更无降温的空调设备。负责生产工作的刘建中，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借来一台75马力的船用发电机组。在功率不足的情况下，他想出分工序轮流开车的办法维持生产；天气炎热时，便组织工人在车间洒水降温，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酷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59年5月1日，那一声清脆的机器轰鸣声划破了睢宁的寂静，工厂成功纺出了第一批棉纱，那雪白的棉纱，如希望的丝线，编织着睢宁纺织工业的未来。

1960年，正当新设备陆续进厂，工厂建设步入正轨之际，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工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冲击。省纺工厅紧急下达通知，要求新设备暂停安装，已安装的需拆除封存，后续进厂的设备也被陆续调出。一时间，工厂陷入停滞，众人踌躇迷茫，士气低落。就在此时，上海嘉丰厂又两次来函，言辞恳切地邀请刘建中回老厂工作，彼时的他，已担任棉纺车间主任，还被提拔为厂部技术员，回到嘉丰厂，意味着更好的工作环境、更优厚的待遇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老厂的盛情邀约，面对内心的挣扎，刘建中再次坚定地选择留下。远在江阴的父母得知他的决定后十分生气，多次来信劝说，他只好谎称：“我已在睢宁结婚，睢宁就是我的家了，请阿爸阿妈放心，我会每年回家看望你们。”这份善意的谎言背后，是他对睢宁纺织事业的执着坚守。没过几个月，他真的在睢宁成了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扎根此地的承诺，将自己的一生，与睢宁的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

1962年3月，一个残酷的现实袭来——睢纺厂因三年自然灾害的持续影响，资金匮乏，原料短缺，被迫全面停工停产。数百名工人除少数留厂护厂外，其余全部返乡务农。曾经意气风发、壮志满怀的刘建中，此刻如泄了气的皮球，心中满是失落与叹息。但他并未就此消沉，短暂的低落之后，他迅速振作起来。除了与护厂人员一同小心翼翼地保养设备，生怕这些“宝贝疙瘩”受损，他便一头扎进县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关注国家政策动向。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敏锐地嗅到了转机，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苗。他分析：当前的停工停产或许只是暂时的，国家不会放弃工业发展，调整过后必定会复工再生产。于是，他主动鼓励留厂人员：“大家再坚持坚持，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养设备，等到复工的那一天，我们就能立刻投入生产。”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巡逻护厂，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检修，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终于，在1964年8月，他们等来了省里的批复——睢纺厂被列为1965年复工生产计划，那一纸批复，如久旱后的甘霖，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曙光。

三、潜心技术 追求大发展

1965年8月，省人委以苏纺字（1965）第535号文件正式批复，同意睢纺厂原规划的14976枚纱锭项目续建。这一消息如春风拂面，让压抑已久的工厂重新焕发活力。与此同时，省纺工厅指派南京棉毛纺织厂、清江棉纺织厂作为对口支援单位，调派范迪威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协助，专门成立了设计室，刘建中同志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与多年的实践经验，被任命为设计办公室主任，挑起了技术核心的重担。在省纺工厅组织的十多个同行单位参战的安装团队通力协作下，经过数月的日夜奋战，14976枚纱锭于1966年12月28日实现全面投产，机器轰鸣声再次响彻睢宁大地，那声音，如胜利的号角，宣告着睢纺厂的重生。

然而，正当工厂步入正轨，刘建中准备大展拳脚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而来。他被贴上“走白专道路”的标签，一夜之间沦为反面教员，厂里还专门设立了批判他的专栏，昔日的功臣转眼成了“批判对象”。县工业局领导深知刘建中的才华与正直，不忍看到这样一位难得的技术人才被埋没，更不愿他遭受无妄之灾，迅速采取措施保护他——将其调到工业局，成立工业设计办公室，让他负责县织布厂、纺织机械厂、睢城镇回纺厂、织布厂等单位的设计工作。这一举措，既巧妙地避开了不必要的冲击，又让他的专业所长得以充分发挥，可谓一举两得。

工业局的办公条件并不算好，他的设计室仅有六平方米，狭小得如同一个储物间。夏天，烈日炙烤下，室内闷热难耐，没有空调，只能靠一把蒲扇扇风降温，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图纸；冬天，寒风从窗户缝隙钻入，没有暖气，双手冻得僵硬，握笔都有些困难。就是在这样狭小简陋的空间里，刘建中度过了三个春秋，日复一日地绘图、审图、编写建设方案，每一笔都凝聚着心血，每一个方案都反复推敲，有时还亲自参与项目考察与主机设备采购，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出差途中，他始终秉持勤俭节约的原则，把集体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花。吃的是最便宜的路边摊饭菜，住的是最低档的小旅店，房间狭小昏暗，设施简陋。下了汽车，路程近便就步行，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土地；路途遥远便乘坐人力三轮车，寒风中蜷缩在车斗里，丝毫不在意奔波的辛苦。有一次出差去上海，高强度的工作与简陋的食宿让他不幸染上阿米巴病，高烧不退、神志不清，一度陷入昏迷。爱人闻讯赶来，看到他消瘦憔悴的面容、毫无力气的四肢，心疼得忍不住流下眼泪。可病情刚有好转，他便不顾爱人的劝阻，带着她辗转常州、泰州等地采购设备。一路上，他们遭遇了一次次冷遇与拒绝，还冒着武斗混乱的风险，道路崎岖，人心惶惶，但刘建中始终没有放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历时十多天，最终在军宣队的帮助下，圆满完成了那次设备采购任务，为工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1970年左右，在刘建中的悉心指导与无私帮助下，新建的织布厂、纺织机械厂、回纺厂、镇布厂先后顺利投产，机器轰鸣，产销两旺。看着睢宁纺织工业的雏形渐显，一个个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满心欢喜，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向县里郑重提议：“把睢宁建成纺织城，让纺织工业成为睢宁的支柱产业，让更多人吃上‘纺织饭’。”

他的提议如一盏明灯，照亮了睢宁工业发展的方向。在他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县里将纺织工业列为首要发展行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棉花生产，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提供技术指导与补贴，最高年份棉花产量达到35万担，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实现了“原料本地化”；另一方面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技术帮扶，古邳床单厂、梁集毛巾厂、凌城织布厂等二十多个纺织企业相继诞生，遍布各乡镇。仅杨韩、方杨、骑路、五里塘四个村的民用线球产品，年用纱量就达2000吨以上，产品凭借优良的品质，销往大半个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线球之乡”。

1971年，县织布厂并入棉纺织厂，刘建中同志随之被任命为纺织厂技术总负责人，全面掌管工厂的技术工作；1979年，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突出的工作业绩，他升任副厂长；1983年，进一步升任厂长、总工程师、厂党委委员，并获评高级工程师职称，集技术与管理大权于一身，成为睢纺厂名副其实的“掌舵人”。

从1971年到1983年的十二年间，刘建中同志如一头勤耕不辍的老黄牛，默默奉献，不仅为提高产品质量、增产节约、降本增收付出了大量心血，还时刻心系工厂发展，积极为工厂规模扩大献计献策，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推动睢纺厂一步步发展壮大。

1981年，棉花资源极度紧张，市场供不应求，优级棉更是一棉难求，许多纺织厂因原料短缺陷入困境，睢纺厂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若采购高价优级棉，将大幅增加生产成本，压缩利润空间；若使用低等级棉花，又担心影响产品质量，砸了工厂的招牌。两难之际，刘建中主动请缨，立下“军令状”：“我来试试，一定用低等级配棉工艺纺出优质棉纱。”此后十多天，他吃住在车间，日夜蹲守在清花、梳棉工段，观察、记录、分析，反复试验调整配棉比例与工艺参数，饿了就啃一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机器旁打个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尝试，他终于摸索出一套成熟的低等级配棉工艺，成功纺出了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棉纱，解决了工厂的燃眉之急，也为行业内同类问题提供了借鉴。这一突破性成果，受到了江苏省纺织工业厅与徐州纺织工程学会的隆重表彰，成为行业内的一段佳话。

1972年，工厂在一次安全检查中发现，原生产厂房因年久失修，多处出现裂缝、墙体倾斜等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坍塌事故，严重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安全与生产的正常进行。刘建中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多次向省市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提交整改报告，却因资金紧张、审批流程繁琐等原因，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合理解决。厂房的安全隐患，如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寝食难安。1978年3月，新到任的徐振杰书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刘建中的担忧深表认同，给予了他全力支持：“你放心去跑，厂里的事我来盯着，一定要把厂房问题解决好。”得到书记的支持，刘建中如虎添翼，立即动身前往南京，驻守在省计委、纺工厅，软磨硬泡，反复沟通，还直接找到了时任省纺工厅厅长林庆生汇报情况。巧合的是，林厅长既是他的校友，也曾在原嘉丰厂工作过，两人有着共同的经历与话题。在刘建中的恳切诉说与详实汇报下，林厅长充分了解到睢纺厂的实际困境与厂房问题的紧迫性，最终批准了厂房易地重建的申请，允许工厂在保证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对危房进行迁建，圆了刘建中多年的心愿。

在县计委、工业局的指导下，工厂立即成立了以刘建中为首的八人设计办公室，全面负责新厂房的设计工作。刘建中明确提出，新建厂房必须兼具实用性、先进性与长远性，既要满足当前生产需求，又要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为此，他带领设计团队不辞辛劳，先后奔赴无锡、常州、南通、武汉、青岛等二十多个纺织厂考察学习，汲取先进经验，分析不同厂房的优劣，结合睢纺厂的实际情况，反复论证、修改。经过四个月的日夜奋战，涵盖厂房结构、设备选型、工艺设备布局、空调电气、排风除尘、环保节能等一系列完整的图纸顺利出炉，设计科学合理、兼顾各方，经省、市相关设计部门一次性审核通过。1979年4月，7700平方米的新厂房正式动工建设，打桩声、浇筑声、工人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睢纺厂发展的新乐章。

趁着新厂房施工建设的热潮，刘建中同志审时度势，向厂党委汇报，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趁热打铁，向省里申请扩增纱锭规模，抓住机遇，扩大生产，让睢纺厂再上一个台阶。”凭借此前争取危房改造项目时与林庆生厅长建立的良好沟通基础，以及详实可行的发展规划，这一建议迅速得到县里重视与支持。刘建中争分夺秒，用极短的时间编写完成了扩增15000枚纱锭的可行性报告，内容详实、数据准确、论证充分，上报省纺厅后，不到两个月便获批10000锭。但刘建中并未满足于此，他深知机会难得，亲自陪同采购人员前往全国纺织设备计划平衡会协调沟通，凭借真诚的态度与合理的诉求，最终将扩增规模增加到16320锭，为工厂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80年初，扩增设备陆续进厂，并先行安装到正在建设的迁建厂房中，实现了“建设与生产同步推进”。

为确保原14976枚纱锭的安全生产与适时迁出，避免因搬迁影响生产效益，在刘建中的精心策划与建议下，徐振杰书记、王万才厂长果断决策：一边对老厂房进行加固维修，保障现有生产不受影响；一边加快推进二期厂房建设，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厂内设备安装工作由副厂长潘志培统一指挥，有条不紊地进行；刘建中则继续发挥“跑项目、争资金”的优势，配合县计委、工业局，频繁往返于省、地区行署及相关主管厅局，积极申请筹措建设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大部分建设资金得以落实，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1980年底，迁建厂房（一期）主体工程竣工，新增的16320锭设备陆续投产，产能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二期厂房建设也同步推进，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刘建中向施工部门提出明确要求：“所有钢筋混凝土结构件，能现场预制的务必提前预制，优化施工流程，确保以最短工期、最高质量完成厂房建设。”在设备搬迁过程中，他创新采用“搬一台开一台”的策略，新旧厂房无缝衔接，生产从未中断，实现了“搬迁与生产两不误”，最大限度减少了损失，保障了工厂的经济效益。

到1982年底，在刘建中的不懈努力与全体员工的共同奋斗下，睢纺厂规模实现了质的飞跃：拥有纱锭32960枚、线锭7600枚、自动布机288台，正式跻身准中型纺织企业行列，成为睢宁工业的标杆企业。经徐振杰书记向县委郑重推荐，结合刘建中多年来的突出贡献与卓越能力，1983年1月，刘建中同志被县政府正式任命为睢宁棉纺织厂厂长，开启了他主政工厂的新篇章。

四、主政厂长 全面大提升

1983年1月，刘建中正式出任睢宁棉纺织厂厂长，恰逢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计划经济逐渐松动，市场经济的浪潮悄然袭来，全国纺织行业首次遭遇严峻的经营危机，产品滞销、原料涨价、竞争加剧，许多工厂举步维艰。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与前所未有的挑战，刘建中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他深知，若墨守成规，只能被时代淘汰，必须主动求变，适应市场。

上任伊始，他便果断决策，对工厂的组织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计划科与销售科合并，成立计划销售科，实现“产销一体化”管理，并力排众议，让我从秘书岗位改行担任科长，负责科室的全面工作。他为科室定下“以销定产”的核心原则，要求所有生产计划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避免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为了打造一支专业的销售团队，他在全厂范围内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招聘了十名优秀的销售人员，经过系统培训后，将他们分派至浙东、苏南、苏中、苏北及本县区域，构建起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销售网络。同时，他大力倡导全员销售意识，通过大会宣讲、内部刊物宣传等方式，将“销售是龙头”的理念渗透到各个科室、车间，让每一位员工都明白，产品卖得出去，企业才能生存发展。以销售为龙头，推动全厂内部全方位计划平衡；以产品质量为核心，推行全方位定额管理，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让睢纺厂在市场的风浪中站稳了脚跟，稳步度过了第一波市场冲击。

1985年初，新一轮的危机再次袭来。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纺织品出口受阻，国外订单大幅减少；进口原材料供应中断，原料价格飙升；加之内陆地区农产品结构调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棉花资源再度紧张，纺织行业再次遭遇重创，许多工厂纷纷倒闭或减产。睢纺厂也未能幸免，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大幅下滑，产品库存积压，资金回笼困难。工厂内部，领导干部思想不统一，有的主张收缩规模、保守经营，有的主张继续扩张、抢占市场；工人情绪波动明显，人心惶惶，有门路的员工纷纷托关系、找门路，寻求调离，工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1985年4月，县委决定在睢纺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给予厂长更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一举措如及时雨般，给了刘厂长更大的施展空间，也让他再次振奋起来。他深知，这是工厂摆脱困境、再创辉煌的绝佳机会，必须牢牢抓住。

首先，他对工厂体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将原本臃肿庞杂的二十多个科室，撤并整合为四部二室（经营部、生产部、后勤部、政工部、厂部办公室、工程师室），精简机构，明确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大胆启用年轻干部，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将一批有能力、有干劲、有想法的年轻人才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为工厂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一改革，有效减少了部门间的边缘纠纷与横向扯皮，增强了纵向沟通的畅通性与工作的雷厉风行，让工厂的运营更加高效顺畅。

其次，推行管理干部交叉任职制度——从厂部到车间（部室）、工段，党、政、工、团四条线的管理干部相互交叉任职，一人多岗、一专多能，既精简了管理人员职数，降低了管理成本，又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避免了推诿扯皮现象，形成了“千斤重担众人挑”的良好局面。

再者，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实现“人人肩上扛指标，个个心中有压力”：对全厂各岗位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额管理，将生产任务、质量标准、成本控制等指标分解到每个科室、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人；每人从工资中拿出5%作为浮动工资，与考核结果直接挂钩，依据百分考核成绩进行二次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同时，由厂部拨付专项基金给工会，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设立高额奖金，对表现突出的个人与集体进行重奖，将个人贡献与经济收益紧密挂钩，充分调动了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工厂的面貌焕然一新：责任明确了，制度完善了，员工的干劲足了，生产趋于稳定，产品质量显著提升，生产成本有效降低，库存逐渐消化，资金回笼加快。不仅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员工还能领到丰厚的奖金，人心逐渐安定，凝聚力显著增强，也赢得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与赞扬。从当年9月到年底，仅四个月时间，工厂利润便突破100万元，是第一季度利润的十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功摆脱了困境，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在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的基础上，刘厂长心中那份“将睢纺厂扩大到50000枚纱锭”的初心再次浮现，且愈发强烈。正当他积极筹划、寻找机会之际，无锡客户鲍科长带来了一则重要信息：无锡南站工业公司有11000枚纱锭新设备合同准备转让，许多厂家已在洽谈中。刘厂长得知后，如获至宝，他深知这是扩大工厂规模的绝佳机会，当即决定拿下这批设备。他亲自带队前往无锡交谈，他凭借真诚的态度、合理的转让价格与长远的合作愿景，从十多家竞争客户中脱颖而出，当场签订了转让合同，为工厂的规模扩张迈出了关键一步。

合同签署后，尽管得到了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由于该项目属于计划外工程，没有专项拨款，巨额的设备款、运输费、安装费、厂房建设费等成为最大的难题——省市层面无法申请专项资金，县里财政困难，无力提供大额支持，工厂自身积累也十分有限。面对资金缺口，刘厂长没有退缩，他硬着头皮，放下厂长的架子，托熟人、找关系，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他不仅向县造纸厂、食品厂、徐州烟厂、县水泥厂等兄弟单位求助借款，还恳请县里领导出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的金融机构帮助借贷。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奔波忙碌，吃闭门羹、遭冷遇是家常便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与为睢宁纺织事业奉献的赤诚之心，最终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确保了项目的顺利推进。从合同签订、设备进厂到厂房建设、安装调试，仅用了九个月时间，新生产线便顺利投产，创造了行业内的建设奇迹，再次彰显了刘厂长的魄力与能力。

在专注自身工厂规模扩张、实力提升的同时，刘厂长始终没有忘记“把睢宁建成纺织城”的初心与使命。在他担任厂长期间，他积极发挥睢纺厂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主动帮助乡镇发展纺织企业，先后协助睢城乡、城东大队建起了睢宁棉纺织厂一分厂、三分厂，采用“总厂带分厂”的模式，实现资源共享、技术共享、市场共享，带动了乡镇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壮大了睢宁纺织工业的整体实力。

到1987年底，睢纺厂（不含联办分厂）已发展成为拥有纱锭50120枚、布机288台、线锭7200枚，主厂房面积达24219平方米，员工3343人的大型企业，终于实现了刘厂长当初“建成50000锭中型纺织企业”的目标，跻身标准中型纺织企业行列，成为苏北地区纺织行业的佼佼者。1983年至1988年，刘建中担任厂长的五年多时间里，工厂销售收入累计达24949.6万元，实现利润1581.4万元，缴纳税收1790.1万元，为国家与地方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厂先后荣获市、县级奖牌27块，13名员工获得省级先进个人表彰，荣誉等身，硕果累累。

1988年5月1日至3日，睢宁棉纺织厂内一片欢腾，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机器轰鸣声与锣鼓声交织震天，彩旗飘扬，彩带飞舞，人潮涌动，车间内外、厂区上下，都被喜悦的情绪包裹着——工厂正在隆重庆祝建厂三十周年。三十年风雨兼程，三十年砥砺奋进，从一片荒滩到现代化工厂，从3600锭到50000锭，从濒临停产到行业标杆，睢纺厂的三十年，是刘建中与一代纺织人奋斗的三十年，是睢宁纺织工业崛起的三十年。

庆祝大会上，省、市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建厂以来各时期的负责人齐聚一堂，曾经支援和工作过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不远千里赶来祝贺。工厂精心筹备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编写发行了厚重的《厂志》，详细记录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制作了逼真的发展规划沙盘，描绘了未来的宏伟蓝图；举办了全面详实的厂史展览，通过珍贵的照片、实物、文件，再现了创业的艰辛与辉煌的成就；还精心编排了专题文艺晚会，员工们自编自导自演，用歌声、舞蹈、小品等形式，抒发对工厂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致敬。刘建中厂长站在主席台上，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想起三十年来的点点滴滴，眼中泛起了泪光，那是欣慰的泪、是自豪的泪、是感动的泪。

刘建中同志自1958年从繁华的上海支援贫瘠的睢宁，到1996年6月光荣退休，三十八年如一日，始终深耕纺织事业，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最充沛的精力、最真挚的情感，全部奉献给了睢宁的纺织工业。他用一生的坚守与担当，为睢宁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在睢宁大地上书写了一曲壮丽的奋斗之歌。在他的引领与推动下，睢宁相继建立起棉纺织、丝绸、毛纺织、麻纺织、印染、纺织机械等门类齐全的纺织工业体系，近百家纺织企业遍布各乡镇，纱锭总量达十余万锭，织机两千多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他高瞻远瞩，牵头创办了纺织职工学校，为全县培养了近千名技术过硬的纺织工人，向国家重点纺织专科学校及电大输送了150余名优秀学生，为睢宁纺织工业的持续发展储备了充足的人才，铸就了睢宁纺织的辉煌时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睢宁纺织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产值的50%，利税占全县的三分之一，成为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撑起了睢宁工业的“半壁江山”。

他奋斗的一生，如一座丰碑，为睢宁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产业规模的扩张、技术水平的提升，还是人才储备的积累、发展理念的创新，都为后续发展筑牢了根基。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积淀，才有了如今睢宁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天虹、龙英、盛斯达、普路通等多家大中型纺织企业纷纷落户睢宁投资兴业，续写着睢宁纺织的新篇章。如今，睢宁纱锭总量已突破100万锭，各类织机达5000台以上，还建成了多条现代化印染生产线及庞大的服装企业集群，纺织工业依然是睢宁经济当之无愧的第一支柱产业，持续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刘建中同志虽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如明灯，照亮着睢宁纺织人前行的道路；他的事迹如史诗，在睢宁大地上代代相传；他用一生诠释了“坚守”与“奉献”的真谛，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榜样。岁月会流逝，记忆会沉淀，但他为睢宁纺织工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睢宁发展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写于2026年1月10日

图片说明｜楼晨

这张黑白影像，如同一枚时间的琥珀，凝固了1982年初冬的某个午后。

横幅上“江苏省纺织工业厅第三期现代化管理研究班合影”的字样，是理解这一幕的钥匙。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拂数年，国家经济建设正步入快车道。纺织工业作为当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重要的出口创汇部门，面临着从生产规模到管理思想的全面现代化转型。这张合影，记录的正是这场宏大转型中，一批肩负重任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许是工厂的书记、厂长、技术骨干——暂时离开轰鸣的车间与繁忙的办公室，走进课堂，系统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的关键瞬间。那一期期“研究班”，是知识与观念更新的“孵化器”，旨在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

镜头前，数十位学员整齐肃立。他们几乎清一色身着深色中山装或简朴的工装，发型整齐利落，面容庄重而专注。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轻松的笑容，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朴、认真，以及对学习机会的珍视。他们按队列站立，前排端坐，后排挺立，姿态端正，流露出一种集体的纪律性与庄严感。这种整齐划一，不仅是摄影构图的需要，更深层次地体现了那个时代集体主义的精神风貌与对秩序、进步的追求。

他们身后，是一栋简朴的苏式风格楼房，方正的外形、矩形的窗户、二层的栏杆阳台，是上世纪中叶中国机关单位、厂矿院校常见的建筑样式，沉稳而实用，与照片中人物的气质浑然一体。阳光从一侧洒下，在墙面和人物身上投下淡淡的影子，增添了一份历史的质感。

整张照片的色调因岁月而泛黄、褪色，右下角甚至布满了水渍与斑驳的痕迹，这些并非瑕疵，而是时光亲自留下的印记，如同记忆本身，总在不完美中显得愈发真实动人。它不仅仅是一张集体照，更是一份生动的历史文献，默默诉说着在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代，一代人是如何怀着严肃而迫切的心情，通过学习来武装自己，以迎接时代浪潮的洗礼，肩负起推动一个传统行业乃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使命。每一道目光，每一处衣褶，都沉浸着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初冬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