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姑年轻时骗了我奶奶的棺材本去深圳做生意，发了财

大姑那年揣着奶奶用粗布包了三层的棺材本，连夜坐绿皮火车往深圳跑时，全村人都嚼舌根，说她迟早栽跟头——奶奶那点钱，是省了一辈子的口粮钱，连缝补衣服都舍不得用新线，临了被亲闺女哄着，说要去南方挣大钱给她养老。

奶奶起初是信的，逢人就念叨“我家闺女有出息”，直到半年没接到大姑的信，去邮局打长途，对方说号码是空号，才慌了神。她坐在门槛上哭，手里攥着大姑临走时留下的旧手帕，帕子上还沾着灶台上的油渍，街坊四邻劝她报警，她却摇着头说“亲闺女能害我吗”，背地里却把枕头底下的旧存折翻得卷了边，那上面只剩几块钱的利息。

我那时才上小学，总看见奶奶偷偷去村口的小卖部，给店主递几个鸡蛋，换一张深圳的报纸，戴着老花镜在密密麻麻的字里找，希望能看到大姑的名字。有回我撞见她对着报纸抹眼泪，报纸上是深圳高楼的照片，她指着那些亮堂的窗户说：“你大姑要是住这儿，该多舒坦。”可转头又叹，“就是心太狠，连个信都没有。”

后来大姑真发了财，是村支书带话来的，说她在深圳开了厂子，要接奶奶去享福。奶奶收拾行李时，翻出了那件压箱底的蓝布衫，缝了又缝，却在临上车前又把布包放下了。“不去，”她跟我妈说，“她挣的钱里，有我棺材本的血，我住着不踏实。”

大姑回来过一次，开着锃亮的小轿车，穿得光鲜亮丽，给每家都带了礼物，却唯独没提当年的钱。饭桌上，她给奶奶夹菜，奶奶却把碗往旁边挪了挪，说“自己来”。夜里，大姑凑到奶奶房里，从包里掏出一沓钱，说“妈，当年是我不对，这钱您拿着”，奶奶没接，只指着墙角那口旧木柜：“我这棺材本，原本是想百年后能体面点，你拿走时，没想着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吧？”

大姑红了眼，说当年是急着抓住机会，怕晚了就没了，也是赌一把。“我在深圳睡过桥洞，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想着挣了钱回来补偿您。”可奶奶只是摇头，“钱能挣回来，人心凉了，就暖不热了。”

后来大姑又来接过几次，奶奶都没去。直到奶奶病重，大姑赶回来，守在病床前，昼夜不离地伺候，喂饭擦身，跟当年那个狠心的姑娘判若两人。奶奶临终前，拉着她的手，没提钱，只说“在外头，照顾好自己”。

现在大姑的厂子越做越大，每年都给村里捐钱修路建校，可她总在清明时独自坐在奶奶坟前，对着墓碑说半天话。我偶尔会想，那笔棺材本，到底是让她发了财，还是让她欠了一辈子的债？村里人提起她，有人说她孝顺，有人说她当年太自私，可谁也说不清，在那个人人都想往高处爬的年代，欲望和亲情，到底该怎么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