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成都“换脑”，给重庆“抽脊”！

本来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巴人是“骁勇善战，能歌善舞”的。然而秦并巴蜀后，却画风突变：原本能歌善舞的巴人，却变得“重迟鲁钝，无造次辨丽之气”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巴蜀地区“移形换位”？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秦国基于巴蜀两地社会结构特征，实行的差异化统治策略说起。

刘邦亲自命名的“巴渝武舞”

话说秦灭巴国后，虽然在巴地设置了巴郡、黔中郡，但因为巴人聚居点分布太广太散，以及巴人的彪悍，并未行“郡县制”之实，而是行“羁縻统治”，维持人族群原有的氏族部落联盟结构，以巴氏为“君长”，“其民爵比不更”——直接按四等军功加以优抚。

但是在蜀地，秦国则全面推行了与关中本土完全一样的“秦制”。因为此时的蜀地，人口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据考证，先秦蜀地本就人口稀少，又经历长期战乱，开明政权被灭后，以“戎羌人”为主体的“古蜀族群”人口已“不逾万”。为此，秦国不得不实施“移民实蜀”工程，先后三次向蜀地移民三万余户、累计十万余人。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秦国北部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也就是说，秦国统治时期的“蜀人”，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再是“古蜀族群”，而是标准的“秦人”，行“秦制”也就自然而然了。

更为重要的是，蜀地“荒僻”，又成了当时秦国战时流放政敌、地方豪强、罪民之地，大批来自中原各国的社会精英、工商业寡头以“流刑”之名举族迁蜀。

比如吕不韦、嫪毐家族和他们的数千门客；比如常璩远祖，曾是北方的士大夫；比如卓文君远祖，曾是赵国巨贾卓氏……他们的到来，为蜀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和商业网络，成为推动蜀地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

据说吕不韦就门客三千，嫪毐还聚集了江湖侠士

反观巴地，羁縻之治政策却引导其向蜀地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为削弱巴人的武力与内聚力，同时弥补上郡秦人南迁蜀地的人口空虚问题，秦国以戍守北疆、抗击匈奴为由，强行将十余万巴人精英、精壮劳力迁至北方，比如巴寡妇清家族，就被迁到了咸阳地区。

这一被学界称为“抽脊行动”的迁徙工程，不仅让以巴人为主的巴地流失了约20%的人口，而且几乎丧失了整个精英阶层，使得巴人地区丧失了最具组织能力、最具生产技能和最具政治与文化影响力的群体，导致巴人地区整体社会活力急速下降。

就像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记录的那样，继续留守巴地的巴人，已普遍呈现出“重迟鲁钝”“无造次辨丽之气”的文化与精神疲态。

秦国基于现实考量的统治策略，直接导致了巴蜀两地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根基的根本性转变。

蜀地因祸得福，在被动接纳大规模移民尤其是中原精英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口结构与文化素质的跨越式提级，为汉代以后“天府之国”的形成、成都成为西南地区中心的地位，储备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与知识基础。而巴地，在宽松的羁縻政策下，在获得“优待”的同时，遭遇了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整体抽离，为其在未来发展中的缓慢、迟滞、落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