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统可以骂，而老板骂不得？

祖慰（1937年5月21日—2022年3月3日）

“骂总统是爱国！”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UCLA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美方有诗人金斯堡、作家索尔兹伯里等；中方有唐达成、邓友梅、张洁、舒婷等。开完会陪同我们在美国旅游一大圈的美方工作人员，是一位会说一口地道汉语的温蒂小姐。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她一路上不停地用尖锐的语词批评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我很好奇：“温蒂，里根总统不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吗？怎么你老在骂他呢？”

“骂总统是爱国！”她语出惊人，“权力这东西不被盯着管着就会胡来，所以要时时监视总统。”

“你批评总统他又听不到，即便听到他可以不理你，你又奈何？这管什么用？”

“管用！我骂着，说明我在履行我监督的权利。大家都这么做了，就形成一种民意。总统及其团队在施政时不得不考虑民意，不然他在白宫就待不下去了！”

回国后不久接到温蒂的来信，文字里井喷着愤懑与无奈。她告诉我，因为她采写的一篇新闻稿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老板不准见报，温蒂据理力争而与老板争吵了起来，她一激动骂了老板，结果她被解雇了！

我感到匪夷所思，给她回信问：“温蒂，你说骂总统而不骂国家是爱国；按这个逻辑，你骂老板而未骂报社应该属于爱报社的行为，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温蒂对这个二律背反问题没有回答。我当时也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干了。

然而没想到命运作弄我，没过几年就让我旅居到了法国。尽管这里是现代民主制理论的发祥地，但仍然是一个“骂总统没事、骂老板要失业”的地方。温蒂式的二律背反遭遇，不断亲见亲闻，自然就逼得我要去追问：

为什么总统可以骂得而老板骂不得呢？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

后来在法国生活多年，通过感性加理性的观察，又生发出一堆足以令人惊愕的乱码。

法国私营企业的运行制度竟然全是典型的君王独裁制。理由有三：第一，老板的权力与君王一样是终身制，他可以天经地义地一直干到死才撒手放权；第二，企业帝国最高权力的移交是世袭制，儿子天经地义世袭当老板；第三，一言九鼎的老板任免所有职员，与“皇帝朝廷命官制”别无二致。这样，就迫使法国人以及所有在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生活在“一国两制”的尴尬中。在政治生活中享受民主自由（可以像温蒂那样自由地骂总统），但在经济活动中被迫接受专制独裁（如温蒂那样一骂老板就丢饭碗）。

专制与民主，如同水火交加于同一个人，精神岂能不被撕裂？

纳闷的是，西方历代思想家们，没有见到他们批评老板的独裁制，没有听到他们指出老板“并非天使”因而会滥用经济权力而导致邪恶，更没有看到他们开出分权而治的药方来驱邪。

倘若用利益攸关程度来衡量，对于每个个人来说，老板远远重于总统。总统是虚，见不着。老板是实，可能天天要面对。总统出错，关系到的是一个阶层或者整个国家的负面效果，个人未必有切肤之痛；可老板不喜欢你，就立竿见影地针对着你“民以食为天”的生计了。

经济自由是人的第一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这就不由得要问：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颠覆政治专制而设计现代民主制时，为什么没有扩展到颠覆经济领域的专制独裁制？更值得玩味的是，第一位提出公权力要分权的洛克说了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按照洛克的说法，老板的财产权是万万不可剥夺或被轻易分权的，不然人类将会大难临头。

“剥夺剥夺者”？

回到东方历史，我们虽然从不说政治权力是邪恶的，但也曾鲜明地贬抑商人的经济权力是不义的。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自战国开始就提出“重本抑末”（重农而抑商）的政策，整整延续了1000多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把商人当作犯人关起来。他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做（即从商）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亚圣孟子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中国民间谚语称“为商必奸”。白居易也在《琵琶行》中对商人勾画出“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千古形象，即这等人全都是重利轻义之徒。

按照中国的人文预设，老板乃是彻头彻尾的邪恶之徒。中国人的仇商恨富心理，像盼好皇帝一样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不过，西方思想家中也有一位认定老板是邪恶的，那就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出一个共产主义的原则——剥夺剥夺者。资本家（老板）被他定义为邪恶的剥夺者。资本家在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过程中，原始积累了染血的资本。他们又残酷地剥夺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以无限扩张资本，因此“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些剥夺者受贪得无厌的攫取利润欲所驱动，会大规模地盲目生产，造成生产过剩而发生一次次经济危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溃败而导致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接着马克思开出了一个“剥夺剥夺者”的济世药方：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劳动者利益管理公有制。其美妙前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物质财富如洪水般涌现，人人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有个体充分自由的天堂生活。

然而时至今日，总统依旧，老板依旧，而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几千年的经济史一再证明，重商主义是国家崛起的秘笈。经济学泰斗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老板在自由市场中获得私利时会派生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为社会谋取福祉。

更扑朔迷离的是，经济领域只适合独裁式管理。所有私人企业的绝对权力不仅不导致绝对腐败，反倒非常具有竞争活力。以法国为例，凡受国家、工会等掣肘而被弱化了绝对权力的法国国有化企业，个个半死不活，肾虚亏损，远远不如私人企业。唏嘘，或许老板的专制独裁与自私重利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要奋力维护！

乱码，又遭遇更乱的乱码！

《黑眼睛对着蓝眼睛》

祖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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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旅法学者祖慰在欧洲生活期间的行走、思考、交流、思辨的哲思文化随笔集。祖慰通过旅居欧洲17年生活经历，对欧洲历史及文化艺术的观察、与身旁友人的生活片段、与文学艺术大师的心灵碰撞，通过活泼且不拘一格的文字，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思辨式的探寻，对于文明的起源、人本精神、人性和文化艺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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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天问》是祖慰先生的绝笔之作，原计划撰写102问，但就在写到第22问的当晚，他静静地倒在了书桌前，终年85岁。全书立意于对全球七大古文明中涉及绘画、书法、雕塑、漆器、陶器、青铜器、面具、戏剧、建筑、史诗、宗教等各种艺术形式及作品的比较，并藉此落笔于人类文明在发展裂变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系列谜团，进而发出了屈原式的终极质疑、仰天长问……虽为未尽之遗作，但因每个设问命题相对独立，故并不影响独立成册的宝贵阅读价值。

作者简介：

祖慰，生于1937年5月21日，逝于2022年3月3日。原籍江苏，早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旅法作家，著名报告文学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上海世博会世博局主题部顾问、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总设计师、台湾交通大学驻校艺术家和同济大学教授，四次蝉联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国家最高文学奖及全国“五四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