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65年,太尉沈庆之把自己活到了八十岁,却没能迈过那道鬼门关。
他走得很憋屈:亲侄子沈攸之拿条被子,硬生生把他捂断了气。
沈庆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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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只要缩起脖子做人,怎么着也能混个善终。
可现实狠狠抽了他一耳光。
在这场名为“刘宋王朝”的死亡轮盘赌里,不管你是激进还是保守,想当权臣还是想当忠狗,下场都一个样。
理由很简单,他们碰上的对手——刘子业,根本没法用正常人的脑回路去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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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得往回倒一年,那个诡异的权力交接时刻。
464年,前任皇帝刘骏两腿一蹬。
怕大权旁落,他在遗嘱里搞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互相牵制”把戏:
台面上是宗室老资格刘义恭、名将柳元景;中间层是尚书仆射颜师伯;外围兵权扔给王玄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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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给外人看的。
里子呢?
实权全攥在戴法兴、巢尚之这帮品级不高的小弟手里。
这就是刘骏留下的烂摊子:位高权重的被架空,说了算的品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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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家的刘子业登基时才十六岁。
面对这盘棋,顾命大臣戴法兴眼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顺着小皇帝,当个听话的办事员。
要么摆出长辈架子,管管这个躁动的生瓜蛋子。
戴法兴选了后者。
很明显,他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也低估了刘家骨子里的疯劲儿。
刘子业想搞点出格的乐子,戴法兴张嘴就怼:“你想学那个被废掉的营阳王吗?”
这话听着是大义凛然,可戴法兴漏算了一招:枪杆子不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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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兵权的四品官,天天给攥着生杀大权的皇帝上眼药,这买卖怎么算都是赔本的。
果不其然,刘子业的反击眨眼就到。
他宠信的宦官华愿儿去宫外搞了一波“舆论战”,回来添油加醋:“外头都在传,宫里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皇上,您是假的。”
这一刀补得那叫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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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法兴先是被撸了官、流放,转头就在家里被赐死。
死还不算完,还得开棺烧尸,两个儿子也跟着陪葬。
戴法兴这一死,其实放出了个要命的信号:玩法变了。
以前杀大臣好歹还得找个党争的借口,现在杀人,全看皇上乐不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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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法兴一蹬腿,朝堂上那帮顶层大佬——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瞬间吓醒了。
之前刘骏刚死那会儿,这帮人还天天喝酒唱曲,庆幸不用提心吊胆了。
现在一瞅,走的那个是恶魔,来的这个直接是阎王。
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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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景和颜师伯凑一块儿,合计了一下:与其等死,不如先下手,废了刘子业,把刘义恭扶上位。
方案有了,就缺一样硬通货:兵。
想成事,必须拉拢军界头号扛把子——沈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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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历史的聚光灯全打在了沈庆之脑门上。
这是整场大戏最关键的岔路口。
局势摆在明面上:
柳元景把底牌全亮了,拉沈庆之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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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沈庆之面前就俩选项:
A. 跟着干。
风险是脑袋搬家,好处是成拥立功臣,权倾朝野。
B. 卖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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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背负骂名,好处是给皇帝纳投名状,保全一家老小。
换作旁人,八成会选A。
毕竟刘子业那股疯劲儿藏不住,跟着神经病混能有什么好下场?
可沈庆之心里打着另一把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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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条,他和刘义恭、颜师伯这帮贵族不对付。
颜师伯平日里眼皮都不夹他一下,当众骂他是“鹰犬”,不配议政。
再一个,他都八十了。
造反这种高风险创业,那是年轻人的游戏。
他现在只想安安稳稳落地。
于是,沈庆之干了件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事:反手就把柳元景、颜师伯给卖了。
因为沈庆之告密,刘子业立马动手。
这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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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恭和四个儿子全被宰了,尸体被大卸八块,刘子业还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用蜜泡着,起个名号叫“鬼目粽”。
柳元景原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他弟弟柳叔仁连敢死队都集合好了,战袍都穿上了。
可柳元景临门一脚又怂了,觉得只要认罪,凭以前的老脸,起码能保住家里人。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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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巷子口就被砍了脑壳。
他在建康城里的六个弟弟、八个儿子、所有侄子,一个没留。
颜师伯全家也没跑脱,连同六个儿子全被处决。
高层杀绝了,那个想“软着陆”的沈庆之,落着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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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队友并没换来护身符。
刘子业清算完别人,眼光自然落到了最后一个有威胁的人身上。
沈庆之嗅到了血腥味,开始疯狂打辞职报告。
甚至为了能退休,他不惜重金贿赂刘骏(生前),这会儿又对刘子业低三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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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手里有人有枪,反了吧!”
另一位谋士蔡兴宗也苦劝:“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老百姓都指望您呢。”
沈庆之还是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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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种天大的事,不是我能干的。
我只能抱忠以没。”
“抱忠以没”,这四个字听着挺悲壮,说白了就是侥幸心理。
他赌刘子业会看在他举报有功、年纪一大把、手里没权的份上,高抬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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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赌输了。
刘子业派了沈庆之另一个侄子沈攸之——一个为了往上爬连亲叔叔都能咬的白眼狼——带着毒药上门了。
沈庆之死活不喝药,沈攸之索性直接拿被子把他捂死。
至此,刘宋朝堂上所有能拉住皇帝的力量,不管是靠制度(戴法兴)、靠拳头(柳元景),还是靠忠心(沈庆之),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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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紧箍咒的刘子业,彻底放飞自我。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能用“暴君”来形容,完全是变态。
他把亲姑姑(新蔡公主)骗进宫,对外宣称人死了,杀个宫女顶缸,然后逼着姑姑陪自己睡觉。
姑父何迈气得要造反,结果事情败露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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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跑去跟他抱怨:“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你后宫上万人,我就一个驸马,这太不公平了。”
刘子业一琢磨:有道理。
大手一挥,送了姐姐三十个帅小伙(面首)。
姐姐看上了吏部郎褚渊(这还是他们亲姑父),刘子业也大方地安排亲姑父去伺候姐姐。
他把剩下的叔叔们抓进宫里当宠物养。
胖一点的刘彧被封为“猪王”,刘休仁是“杀王”,刘休祐是“贼王”。
最荒唐的一幕上演了:刘子业让人在地上挖个坑,倒上泥水和猪食,把“猪王”刘彧扒光了扔进去,让他像猪一样趴在槽里拱食吃。
每次刘子业想宰了这几个叔叔助兴,刘休仁就得靠装疯卖傻、讲段子来拖延时间。
在这种高压恐怖之下,整个南朝宋的统治阶层就像待宰的羔羊。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会纳闷:咋没人反抗呢?
其实不是没人反抗,而是理性的反抗者(像柳元景)被卖了,有实力的反抗者(像沈庆之)选了做梦,剩下的(像那帮叔叔)只能靠装猪混日子。
刘子业用极端的暴力证明了一个歪理:在绝对的癫狂面前,传统的政治智慧——无论是玩权术、搞结盟还是表忠心——通通失灵。
但这世上有一个基本法则:疯狗通常活不长。
把叔叔当猪养、把大臣当狗杀、拿人伦当儿戏,这种突破底线的“自由”,注定会招来更猛烈的报复。
只是谁也没料到,这场报复来得那么快,而且是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收场的。
当然,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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