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西吴壁商代墓葬考古发现探讨“因循夏迹”至“夏商鼎革”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之阳，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以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世。2022年7-9月，我们选择邻近东部冲沟的IE4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清理了16座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墓葬。具体材料已通过简报刊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处墓地甫一发现，便带来认知上的惊喜。随着发掘和整理工作的日渐深入，我对该墓地，以及若干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产生了思考，些许认识在头脑中逐渐成形。其中一些或有益于学界，还有不少想法可能存在问题，所以不揣浅陋写就此文，以之抛砖引玉，望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 商代初期的概念与西吴壁墓地的分期

（一） 关于商代初期的问题

学术界对于商文化的分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将商文化分为早、晚两期；第二种意见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将商文化分为早、中、晚三大期。这两种分期方案对于二里岗文化属商代早期的认识大致相同。二里岗文化可分下层、上层两个阶段。从陶器谱系的角度来看，两个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只有前后之别。但若从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等角度来看，两个时段明显存在差异。

先说分布范围，商文化在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分布范围尚且不大，向北可至晋南和冀中南；西面到达秦岭南北的关中东部和商州地区；南面的分布范围远及江汉地区；东面可及豫东商丘之西。若不计豫北、冀南等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二里岗下层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与二里头文化基本相同。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因循夏迹。到了二里岗上层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遽然扩大，北至幽燕，南逾江汉，西达陇山，东抵大海，成为先秦时期分布范围空前广阔的考古学文化，与前一阶段存在显著差异。

再举例说文化内涵。以贵族墓中的随葬礼器为例。二里岗下层阶段贵族墓葬的礼器组合，与二里头文化还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下文简称T166M6）的礼器组合为青铜鬲、盉。时代稍晚的西吴壁M16的礼器组合为青铜鬲、斝、爵，此外还有M8的青铜斝、爵。较之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些礼器组合既有传承，也有变化。传承之处在于，二里岗下层阶段出土铜容器的墓葬中，大都存在青铜爵，这与二里头文化铜容器墓普遍发现铜爵的现象一致；差异之处在于，青铜斝多了起来，而且还出现了青铜鬲。郜向平指出，商初青铜礼器组合以酒器爵、斝为核心，也有爵、盉组合，食器有鼎、鬲等。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到了二里岗上层阶段，青铜礼器的种类多了起来。除前述二里岗下层阶段的青铜容器外，还出现了觚、瓿等礼器，并且逐渐形成了觚、爵的组合。由此可知，二里岗下、上层阶段的青铜礼器组合也有所不同。

刘绪师在考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时，将二里岗下层作为一个阶段单独讨论，使用了“商王朝初期”“早商前半”的概念。郜向平在全面考察商系墓葬的基础上，将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商系墓葬单独列为一个阶段，称之为第Ⅰ阶段，并且指出这一时期的腰坑葬俗尚未流行，殉牲、祭牲也不多见，仅个别墓葬中发现殉人。这与后来二里岗上层阶段的墓葬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可知，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商文化，与二里岗上层者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属于早商文化，但考虑到二里岗下层阶段处在王朝的初始阶段，可以将之称为商代初期。稍晚的二里岗上层阶段，本文称为商代早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无意在商文化分期方面，创造一个“初商文化”的概念。这里使用的商代初期，主要是强调夏商鼎革之后，商文化在二里岗下层这一阶段，处在王朝初创的历史时期。

（二） 墓地分期

与随葬品文化因素分析

简报介绍了西吴壁商代墓地的分期成果，指出其中所见墓葬的时代均属二里岗下层，并可进一步细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约当二里岗下层二期，中段介于二者之间。早段墓葬数量少，其中包括一座中型墓；中、晚段墓葬数量相对略多，大型墓M16属中段。

除墓葬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其他商初遗存。已见诸发表者，如大型窖穴H33、埋藏多具完整兽骨的大型祭祀坑H552等。此外，在商代初期墓地北部约10米处，还分布有商代初期灰坑，其与墓地是何关系，将是我们今后重点关注之问题。

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商文化因素，典型器物有商式分裆鬲等。

商式分裆鬲的源头，可追溯至下七垣文化。这类器物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在商初出现在晋南地区，可视为商人到达晋南的标志。除陶器外，青铜鬲也属商文化因素。

第二类为晋南土著文化因素，典型器物有单耳鬲、单耳罐、双鋬盆等。

单耳鬲极少见于中原腹地商代初期商文化遗址当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如夏县东下冯（H64：14）等遗址之所见，是该类型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西吴壁墓地所见单耳鬲，实际是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的延续。但其中部分器物与典型东下冯类型的单耳鬲有所不同。如M11出土的单耳鬲，如果去掉扭索状单耳，便是一件典型的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卷沿分裆鬲。这是延续到商代初期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与外来商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

另需提及的是，晋南地区商代初期的居址遗存中，多见典型商式鬲，单耳鬲极少见，如东下冯和西吴壁的居址中就极少发现。起初我怀疑这种单耳鬲在商代初期仅作明器使用，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多件器物的器表可见明显烟炱，显属实用器。看来，以往之所以在晋南商初居址中极少发现此类器物，乃是因其数量较之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幅减少，根源在于商式鬲到来，挤压了土著陶鬲的存在空间。

第三类为数量极少的西北文化因素。M8出土的有銎骨镞可归入此类。夏商时期的有銎镞，主要见于西北地区，如甘肃四坝火烧沟墓地之所见。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镞末段多为铤，有銎者极少见。

二

葬俗研究

（一） 墓葬的形制、结构与方向

西吴壁商代初期墓地（以下简称墓地）中，不见墓葬打破同时期遗迹的现象。墓地中的墓葬排列有序，互相之间不见叠压打破关系，可知墓地的选址与管理均颇具条理，这当然是有意规划所致。墓地所在的IE4区，东临大型冲沟，处在阳面缓坡的高地上，所在小区域的地势略高于周边。这样的选址思想，与其他多数商初墓地的选址思想相近，最大程度考虑到了排水问题，避免出现淤水之患。从时代角度来看，商人在抵达西吴壁时就已完成墓地选址，并可进一步推知，商人对西吴壁聚落进行了清晰的规划，做好了长期驻留的打算。

图一 西吴壁商代墓地平面图（上为北）

所见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平面多接近长方形，但宽度多有差异。即使是一些中型墓，也难以做到宽度完全一致。所见16座墓葬中，除M19墓向为110°，接近东西向外，其他墓葬的墓向在160°-197°之间，可视为南北向。南北向的墓葬中，160°-170°、181°-190°者各4座；171°-180°者最多，达6座；还有一座为197°（图二）。可以看出，南向墓兼有南偏西和南偏东两类，前者数量相对更多。这与郑州商城早商南向墓集中在180°-190°之间的现象有所不同。

图二 殉人墓平面图

1.郑州商城河务局97：ZSC8ⅡT166M6 2.垣曲商城M16 3.西吴壁M16

大型墓的平面虽接近长方形，但在其东侧长边发现了向外凸出的部分，所以整体略呈不规则的“凸”字形。这种形制属商代墓葬首见。在M16以东不足一米处，存在时代属早段的中型墓M11。这就决定了M16的凸出部分不会继续向东延伸。换言之，从商代原始地面的角度来看，凸出部分从原始地面到其底部均为直壁。至于这一部分的功用，目前尚不得而知。

M16墓圹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深不及墓底的柱洞。东侧柱洞位于凸出部分，西侧者紧贴椁西侧板。由紧贴椁侧板、深不及墓底的特征，可以推测这两个柱洞是在墓葬填土之后修设的，可能是墓上标志物的基础设施。而其他墓葬为何不见类似的墓上标志？我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级别不够，本就没有；二是可能本来有，但其柱洞深度不及M16所见者，在原始地面被破坏后，没有保留下来。

商代初期的商系墓葬尚无封土。要想保证不同时期形成的墓葬有序排列，必须构筑墓上标志，用于标示墓葬范围。不同等级的墓上标志可能有所不同。M16所见的柱洞，位于墓葬东、西两边最外侧部分。但考虑到其墓口平面呈长方形，若在东西两侧以柱洞标示墓葬边缘，为何其南北两侧不见柱洞？如以南北两侧以其他方式标示边缘的理由解释，多少有些牵强。这一问题，只能寄望今后的新发现方能解决。

墓底中央设置腰坑，并在其中殉狗，是商系墓葬的重要特点。但在商代初期，商系墓葬中的腰坑并不多见，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一例。我们在现场仔细刮铲了墓底，但在西吴壁墓地16座墓中，均未发现腰坑和殉狗。

（二）葬具与葬式

除个别被破坏严重的墓葬外，大部分墓葬都发现了木质葬具的朽痕。可见在西吴壁商初墓地中，使用葬具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葬具小于墓圹的原因，所以在葬具和墓圹周壁之间形成了所谓的“熟土二层台”。由大型墓M16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肢体，小型墓二层台上放置陶器等现象可以推知，所见熟土二层台形成于墓葬填土之前，属有意构建之设施，与其上填土性质不同。

大型墓M16的墓主为疑似男性，葬式为仰身直肢。其他性别可以确定为男性的墓主，葬式均为俯身直肢；确定属女性者，葬式则为仰身直肢。如此看来，在西吴壁商初墓地中，性别与葬式存在关联。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的棺室底部铺有一层较薄的朱砂，还有在墓主身上发现朱砂的现象。小型墓不见朱砂。

（三）墓内殉祭遗存考察

西吴壁M16中发现两具殉人，初步鉴定均为十几岁的女性。她们分居墓主东西两侧的棺椁之间。东侧者仰身直肢，西侧者俯身直肢，皆面向墓主（图二：3）。

商初有殉人的墓葬不多，除西吴壁M16外，仅在郑州商城和垣曲商城有所发现。

郑州商城河务局T166M6中有三具人骨架。两殉人分居墓主南、北两侧，北侧为青年女性，侧身屈肢，两臂弯曲；南侧为一位年龄约10岁的少年，双手交叉捆绑于头顶部（图二：1）。发掘者未提及该墓的葬具信息。

郑州商城人民公园C7M27的时代为商代初期偏晚。墓主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随葬品较丰富，包括陶爵、斝、簋各1件，还有玉柄形饰2件，涂朱圆陶片1件。除墓主外，墓中发现另一具人骨架，其位于墓主之上0.4米处。发掘者指出，此具人骨架原应在木棺之上，是否为该墓殉葬者，还需进一步研究。郜向平认为，此具人骨架是C7M27的殉人。

垣曲商城M16的时代有争议，发掘者以为属商代初期，还有学者将其时代下限定在商代早期偏早阶段。该墓内涵较丰富，随葬青铜斝、爵和玉柄形饰等，是一座较高等级墓葬。墓主为40岁左右的男性，仰身直肢，居于棺室中央。殉人为40岁左右的女性，位于东侧棺与墓壁之间，双手似曾遭绑缚，侧身屈肢，面向墓主（图二：2）。

郑州商城C7M27的墓主信息不清楚，非墓主的人骨架是否为殉人也有争议。如暂将该墓排除在外，其他几座商初殉人墓兼有异同。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对殉人的选择不同，西吴壁M16的殉人，是两位未成年女性；郑州商城T166M6的殉人，分别为一名青年女性和一位少年；垣曲商城M16的殉葬者为一名中年女性。几处殉人墓也有相近之处，如西吴壁M16、T166M6和垣曲商城M16的墓主都是男性，殉人中都有女性，且女性位于墓主之侧。

总体来看，商初殉人墓的数量少，仅发现的几座殉人墓对于殉人的选择差异较大，可见殉人葬俗在商初并不流行，且尚未形成定制。

西吴壁M16的南侧二层台上，放置有一个羊头，还有两条羊的肢骨。据刘文晖鉴定，它们分属三个不同的个体。这样随葬动物肢体的方式，显然不是殉牲，而是在下葬过程中向墓主献祭肉食的遗存。

（四）器用制度考察

随葬青铜器均放置在棺室内。M16的青铜器集中放置在墓主足端偏西位置；M8的青铜爵和镞放置在墓主左腿外侧，青铜斝放置在墓主右腿外侧；M15随葬的青铜鼎放置在墓主头端。

漆器仅见于大、中型墓葬之中。除M8外，其他中型墓随葬一件漆器。大型墓M16随葬两件漆器。

出土玉器的墓葬有两座，分别为M16和M8。M8所见玉器的质料较差，器体扁平，正视略呈梯形。该玉器位置与青铜镞相近，或与后者有关。M16所见玉器质料极佳，整体略呈梯形，窄边可见明显的装柄痕迹，并且正对漆觚，说明此器的功用与漆觚密切相关。严志斌对柄形器与漆觚的关系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指出玉柄形器为瓒，装木柄后置于觚中以祼酒。西吴壁M16所见玉器，应与作为瓒的柄形器功能相同。

仅大型墓M16发现绿松石器，因套箱清理未完成，器形尚不可知。现场观察可知，该墓绿松石器由多个四边形绿松石片镶嵌而成，放置在墓主左臂处。这种将绿松石器放置在手腕处的作风，在史前晋南地区就有发现，如临汾下靳墓地M76、M139。

骨器较少见，仅在M8中发现属西北文化因素的骨镞。在M8中还发现个体较少、数量众多、集中分布的骨环。这些骨环应属串饰。

海贝仅见于大、中型墓葬之中，集中分布于墓主上身及颈部，应作为串饰使用。

大、中型墓葬已形成较固定的礼器组合。大型墓葬是鬲、斝、爵，中型墓葬是鼎、斝、爵，均为食、酒器组合。

大部分墓葬都出土陶器。若不计仿铜陶鼎、斝、爵这样的礼器，则以鬲、盆、小口瓮的组合最常见。比较而言，郑州、偃师等地商代初期墓葬常见鬲、豆、盆的组合；小口瓮多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商代初期较少见。概因二地处在商文化中心地带，革故鼎新的力度较之晋南更大。

有随葬品的墓葬中，绝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毁器行为，其中又以陶器最多见。大型墓M16随葬深腹盆的底部残失；中型墓M8所见铜爵残失一柱，鬲、小口瓮等多件陶器被损坏后随葬；M23中的两件陶器被打碎后，放置在二层台上。不少墓葬出土的陶鬲足跟残失。凡此毁器现象，在早、中、晚三段均存在。

（五）墓地的等级与性质

据李志鹏研究，二里头遗址所见同一墓区的墓葬一般集中分布，排列有序，方向大体一致。相同墓区的多数墓葬当属于同一个亲属集团。每个墓区里的墓葬没有定数，少则数座，多则十几座乃至几十座不等，这是因为家族、家庭的规模大小不一所致。唐际根发现，在殷墟发现的各墓地，其中不同墓组的规模也不尽相同，通常为10余座或20-30座，最少者二三座，最多者50-60座。这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此外，在殷墟发现的各墓地，在相同墓组当中，墓葬规模多不相同，既有规模大、等级高者，也不乏等级较低者。这说明，相同家族的墓组中，同时存在不同身份等级的葬者。

西吴壁墓地大、中、小三个等级的墓葬共处在同一处墓地中。大、中型墓葬相对集中分布，除M8外，其他都靠近中央。小型墓多分布在墓地边缘的位置。如此类型的墓地，和二里头、殷墟等地所见数十座葬俗相同的墓葬集中分布的情况基本相同。参照前述对二里头、殷墟的相关研究，可以判定西吴壁墓地是一处商代初期的族墓地。

较之居址遗存，墓葬葬俗及其中随葬的器物更能反映墓主人的族属信息。西吴壁遗址商初墓地葬者的族属不外乎三种可能，或为晋南土著，或是王朝派驻到晋南的管理和生产者，或二者并存。就现有资料来看，这片墓地中的葬者，至少有一部分是晋南土著。因为在不少墓葬中，像单耳鬲这样的晋南土著文化因素，多被置于墓主头端。还有一些墓葬只见单耳鬲，不见典型商式鬲。

三

青铜容器断代及相关问题

墓地出土青铜容器6件，器类有鼎、鬲、斝、爵，时代皆属商代初期。以往对商代初期青铜器的研究，因缺乏足够的年代标尺，所以产生诸多分歧。西吴壁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皆可见年代特征明确的陶器，为商初青铜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将极大促进早期青铜器的分期研究。

但需正视的问题是，正因早期青铜器的时代需由陶器来确定，所以对其分期必然遇到很多问题。根源在于陶器与铜器是两种不同的器类。前者脆弱易损，所以变化速率快，年代特征更明显；后者坚固耐用，且在当时属稀缺物品，使用时间长，变化速率与陶器截然不同。

要想对早期铜器进行准确分期，首先应以陶器进行比对，搞清不同种类铜器的大致年代。在此基础上，再对铜器本身进行分期。具体分期时，不应要求铜器的分期与陶器所得的文化谱系完全对应。而应根据铜器本身的变化，参照陶器文化谱系，判断各期铜器的绝对时代。这样的操作，需建立在占有大量实物资料的基础上。但目前国内商代初期青铜器数量尚少，难以据之构建可靠的分期体系。下文仅就具体器物简作分析，今后或将另文详论。

西吴壁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种类有鼎、鬲、斝、爵。上述器类都曾见于其他地区商初墓葬中。

M15出土的青铜鼎（M15：1）器体厚重，与之共存的陶器时代特征明确，属西吴壁商初墓地晚段。西吴壁M15：1的形态与郑州商城87：ZSC5M1：4接近，但又略有不同。比较而言，前者器腹相对较深；后者下腹外鼓明显；前者鼎足横截面略呈退化的四棱形，后者为三圆锥状中空足。显然，西吴壁M15：1的时代更早一些。关于郑州商城87：ZSC5M1：4的时代，朱凤瀚以为属二里岗下层二期，王炜以为属二里岗上层一期。87：ZSC5M1中还出土了青铜爵，形制与西吴壁M8所见者近似（详后）。类似87：ZSC5M1：4这样形制的青铜鼎，可能出现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到二里岗上层阶段仍然沿用。西吴壁M15：1的时代早于郑州商城87：ZSC5M1：4，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VM1：1为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鼎。该鼎为深腹，平底，四棱锥足。以往所知商初青铜鼎的形态多为深腹，圜底，三圆锥状空足。西吴壁M15：1的鼎足呈退化的四棱锥状，从类型学的角度而言，与二里头VM1：1青铜鼎的时代更接近。但其与二里头VM1：1之间的形制差距仍较大，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过渡形态。

M16出土青铜鬲（M16：2）的形制及装饰纹样均较特殊。整器最大径位于腹中下部，与腹中上部差异不大；裆部较低，档线弧状略上扬，并且幅度不大。上腹所饰连珠纹基本不见于以往商初青铜鬲，也不见这一时期青铜鬲上流行的“人字形”纹或“X”行形纹，迄今所见与之形制相似的青铜鬲甚少。

M16、M8各出土一件青铜爵。

M16出土的青铜爵（M16：4）流与尾均上扬，直腹，下腹微向外侈，宽扁的鋬手上有两处镂孔，三足外撇。M16：4的器型独特，以往未见与之形制近同者。其长流上扬、三足外撇的作风，与二里头遗址Ⅵ区M11：1、M9：2近似，但器流上扬幅度较后两件更大；宽扁鋬手带有镂孔的作风，常见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之上；下腹外侈的幅度不大，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的作风相近；器腹竖直、并且较深的作风，又常见于二里岗下、上层的铜爵之上，如郑州商城C8M21：1。按照以往认识，饰兽面纹的青铜容器，出现于商代早期，商代初期基本不见。西吴壁M16：4铜爵时代属商代初期，其腹饰略显稚朴的兽面纹。由此发现可以确知，至迟在商代初期，装饰兽面纹的铜容器就已出现。

实际上，郑州商城商代初期偏晚阶段的制陶遗址中，发现了包括云雷纹、兽面纹等纹饰在内的印模。其上的兽面纹与后来青铜容器之上所见者无异。基于这些发现，可以推测在商代初期工艺更加精美的青铜器上，装饰兽面纹属正常现象。迄今所见的商初兽面纹青铜器尚少，这是因为等级更高的青铜器还未发现。比如，等级如早商王陵的大型墓葬尚未重见天日，今后肯定还将有更加石破天惊的发现，更新我们对于商代初期高等级青铜器的认知。

较之M16出土的青铜爵，M8所见者（M8：2）个体较小。与之形制相近者，如郑州商城铭功路M2：22。后者的时代一般被定在商代早期。现在看来，这种形制的青铜爵，在商代初期就已出现，并至少沿用到了商代早期。

M16、M8各出土一件青铜斝。

M16出土铜斝（M16：3）的形制与郑州东里路黄河医院C8M32：2相近，但也有所区别。如后者为菌状柱帽，前者为三角形；较之后者，前者下腹外侈更顺滑，后者折棱明显；前者为平底，后者平底略下鼓。比较而言，前者更显古朴，时代较后者应更早一些。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平底青铜斝，是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ⅥM9：1，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朱凤瀚将二里头、郑州商城等地出土的平底斝列为Ab型，以二里头ⅥM9：1为AbⅠ式，郑州东里路黄河医院C8M32：2为AbⅡ式。前者时代属二里头文化晚期，后者属商代早期。新见西吴壁M16：3的形制介于二者之间，这与M16的时代属商代初期相合。由此看来，朱先生对于Ab型斝分期的论述是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较之西吴壁M16：3，二里头ⅥM9：1明显更为古朴，二者之间还应有中间形态未被发现。是否如此，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证实。

M8出土的青铜斝（M8：1），形制与郑州东里路黄河医院C8M32：2接近，但其下腹斜向外侈，后者外侈近直；前者上腹略深于下腹，后者上腹明显深于下腹。总体而言，两者区别并不很大，后者时代为商代初期，前者较之后者可能略晚。但从墓葬出土陶器来看，M8：1也不应晚于商代初期。

四

聚落结构变迁及相关问题

西吴壁商代墓地所在的IE4区及周邻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存在数量较多的冶铜遗存。如先前发现的木炭窑、与冶铜活动密切相关的房址、填埋丰富冶铸遗物的大型灰坑等，说明这一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冶铜活动核心区之所在。及至商代初期，此区域仅发现少量居址遗存，所见冶铜遗存仅有零星炼渣，其中还常伴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不排除这些零星炼渣是商初人类活动扰动二里头文化时期冶铜遗存之遗留。

2018-2019年，我们在遗址IB5区中部发现了丰富的商代前期冶铜遗存。其中时代早者属商代初期，并延续到商代早期。2021年，我们在IB5区南部发现了商代初期的大型兽骨祭祀坑，并推测该坑与冶铜活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推断，商代初期的冶铜核心区位于IB5区及周边地区。

要之，二里头文化时期，IE4区曾存在大规模的冶铜活动。到商代初期，冶铜活动主要在IB5区及其他区域进行，IE4区出现了一处规划有序的墓地。换言之，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商代初期，IE4区的聚落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类似聚落功能发生变化的案例，在晋南地区不止一处。如垣曲古城南关，二里头文化时期曾存在一处环壕聚落。及至商代初期，环壕被填满，其上出现了高耸的城墙，一座防守严密的商代城池应运而生。在中条山西侧的夏县东下冯遗址也有类似情况。

考古语境中，微观聚落结构变迁的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自然因素驱使。如河流改道，地震等，会促使人们改变生活和生产的区域与方式。其二，人为因素导致的变化。这一方面比较复杂，既可能因重大历史事件，如夏商更替，导致原有的冶铜作坊遭到毁坏或废弃。也有可能因为某些高等级贵族的主观意志，导致某个区域的聚落功能发生变化。

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商代初期，西吴壁遗址IE4区的聚落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发生了考古学文化的嬗变。这两种变化，基本在同一时间段完成。后者是前者的因，前者是后者的果。结合前述垣曲商城、东下冯等遗址在相近时段内的聚落形态变迁，基本可以认定推动这一系列变化的历史事件，就是史书所载的夏商鼎革。

五

商王朝初营晋南

商汤灭夏后，快速占领夏人晋南故地，尤其是在运城地区，凡曾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基本都发现了商代初期遗存。刘绪师指出，商人所以如此重视晋南之地，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掌控夏人。此乃情理中事，势所必然；二是占有资源。中条山之铜与解州之盐不能不是觊觎之物”。这些认识是正确的。

在峨嵋岭——绛山以北的临汾盆地，针对商文化的考古工作开展较少，商代初期遗存的发现不多，目前仅在侯马发现两处。20世纪80年代，侯马市博物馆在侯马上北平望村发现了商初遗存，稍后又在距该遗址东南约800米的台地上发现商初遗存。两个地点的商初遗存很可能分属不同的两个遗址。侯马地处临汾盆地南缘，汾河自南向西的“拐弯处”，向西、北、东三个方向都是无险可据的平原地带。而且这一区域是“夏墟”核心地带，商人在灭夏初期在此设置据点，目的当然是镇抚夏人。掌控夏人并非易事，商王朝不可能将如此重大事务交由两个普通据点来完成。由此可以推知，临汾盆地还应存在更多商代初期的王朝势力。起码在临汾盆地南缘的万荣、稷山、新绛、曲沃、翼城、襄汾等地，也应存在一定数量的商初遗存。

在运城盆地，夏县东下冯、东阴、辕村，绛县西吴壁、柳庄都发现了商初遗存。可见，商王朝在其初期阶段，便彻底占据了运城盆地。若检视运城盆地的商初遗址，不难发现其分布地点靠近铜、盐资源（图三），区域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资源导向。其中一些遗址与铜矿冶生产有关；还有一些遗址，如辕村、东下冯，可能与盐业生产、存储和运输有关。

图三 晋南商代初期部分遗址分布图

垣曲盆地包含商初遗存的遗址共十余处，其中多处分布在垣曲商城周边，另有两处靠近板涧河入黄河处。此外还有两处位于盆地北部边缘地带，一处是硖里，位于干涧河西岸；还有一处是堤沟，位于酉阳河东岸。已有学者指出，垣曲商城周边的商初遗址，具有拱卫商城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垣曲商城是夏商王朝设在黄河北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肩负着为王朝存储、转运战略资源的重任，投入多方力量予以拱卫应是当然之事。位于垣曲盆地北缘的硖里和堤沟，位置靠近铜矿山，当与矿冶生产与运输密切相关。

商代初期分布在运城、垣曲盆地的聚落至少可以分成多个层级。第一层级聚落规模大，内涵丰富，属中心聚落。目前所知有三处，分别是位于运城盆地的夏县东下冯、绛县西吴壁，位于垣曲盆地的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垣曲商城都发现了商代的城址，并且出土过规格较高的遗物；绛县西吴壁发现了高等级贵族的墓葬。若将目光投向商代初期之前，不难发现它们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是区域中心之所在。夏人使之成为中心聚落的目的是控制、开发、运输资源，商人因袭之。

在晋南地区，商人在灭夏初期占领夏人故地，并未立即扩张的原因有二：一是商人所以灭夏，除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外，还团结了其他势力。在稳固政权之前，商人不必四处树敌。其二，夏人立国多年，自有一套成熟的统治方式，直接借鉴，成本较低。

西吴壁遗址商代初期墓地商文化与晋南土著文化因素并重的现象，说明商人在到达西吴壁之后，对于当地的土著人群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统治政策，尊重并允许当地的一些习俗继续存在。商人何以对晋南土著温和至此？我以为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位于运城盆地的土著势力强大，商人若想彻底予以征服，并对其移风易俗，势必付出高昂代价；二是他们掌握着冶铜技术，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使其最大限度的为己所用，是符合王朝利益的最佳选择。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项目批准号：21BKG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