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钧：自媒体为他人撰写维权文章该不该收费

2月2日，知名自媒体人刘虎及其助手巫英姣因撰写维权文章，被四川警方以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事迅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鉴于此前已有多名媒体人、自媒体人因“非法经营罪”获刑，本文将围绕这一现象展开探讨。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当弱势群体在现实维权无门时，寄希望于网络曝光，已成为一种无奈却常见的选择。

于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形态应运而生——自媒体调查记者。他们凭借专业能力，为他人撰写维权稿件，揭露不公，推动事件进入公共视野。

然而，一个绕不开的尖锐问题也随之浮现：这项服务，该不该收费？

从本质上看，这类自媒体调查记者与西方的独立调查记者并无二致，但二者面临的生存环境却天差地别。

西方的独立调查记者能够获得专门机构、公益基金的资金支持，还可通过独家报道获取丰厚报酬。

而在我国，自媒体调查记者更像是无固定收入的"个体户"，调查取证、异地出差等产生的各类成本，往往只能由被维权者承担，这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深耕调查领域多年的记者，早已将"客观真实"奉为职业圭臬，其报道往往聚焦于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

对弱者而言，花钱寻求"网络正义"本就带着无奈与不公，但自媒体从业者同样需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现实压力，无法脱离人间烟火纯粹践行公益。

这种理想与生存的撕扯，构成了这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存图景。

收费即原罪？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境

无论是被维权者以现金形式支付酬劳，还是通过"服务费"等名义向自媒体人控制的公司转账，其核心本质都是"有偿维权"。

这种模式下，自媒体的报道必然会触及强势一方的既得利益，进而引发民事诉讼、投诉删帖、人身威胁等一系列风险，这些本是从业者能够预见并应对的挑战。

但当强势一方是上市公司、手握实权身居要职等特殊主体时，情况便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这类被监督者一旦选择报案，往往能得到快速受理，办案机关会先传唤被维权的弱势一方，核心追问始终围绕"是否向自媒体支付报酬""支付金额多少"展开。

只要得到肯定答复，且金额达到一定标准，自媒体从业者便可能被直接以非法经营罪或敲诈勒索罪立案拘捕，这几乎成为办理此类案件的固定套路。

法律与现实，在此处形成了一道令人费解的鸿沟。从法律原则看，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调查服务并收取合理费用，其本身并不天然违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基于事实、手段是否合法、目的是否正当。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收费"这一行为本身，极易被扭曲为认定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证据。

一旦稿件内容存在任何可被指摘的细节偏差，或沟通中有不当措辞，正当的劳务报酬就可能被定性为"以威胁手段索要财物"。

这种认定逻辑，实质上模糊了职业劳动与违法犯罪的边界。

调查一起复杂事件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走访核实，需要异地出差的交通食宿，需要承担法律诉讼和人身威胁的风险，这些付出难道不应该获得相应回报吗？

当司法机关将"收费"这一形式要件凌驾于"真实"这一实质要件之上时，无数基于朴素正义感的调查者，便随时面临身陷囹圄的巨大风险。

焦点偏移：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消解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对"有偿"形式的高度敏感，有时会掩盖对事件本身是非曲直的关注。

程序本应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当程序启动后，调查焦点却从"报道是否属实"偏移至"收费是否正当"时，真正的公共监督力量便被无形消解。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某企业污染导致村民患病，自媒体人深入调查后撰写曝光稿件，企业非但不觉悟整改，反而精准打击报案称被"敲诈勒索"。

公安机关立案后，重点侦查的不是污染是否属实、村民权益是否受损，而是自媒体人收了多少钱、通过什么账户转账。

最终，污染企业安然无恙，调查记者身陷囹圄，患病村民求助无门。这种结局，究竟是正义的实现还是正义的嘲弄？

其结果，可能造成一种寒蝉效应：敢于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专业力量因畏惧风险而退场，网络公共空间的质量随之劣化，最终损害的是社会自我纠错的能力。

当专业调查者选择沉默，剩下的要么是缺乏核实能力的"热血素人"，要么是别有用心的"网络水军"。

前者可能因信息失实而伤害无辜，后者则可能沦为商业竞争的工具。无论哪种结果，都不是社会之福。

精细区分：不能一刀切的灰色地带

诚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捏造事实、恶意诋毁、以"发帖"为要挟的"网络水军"和"黑公关"，这些是必须依法打击的毒瘤。

但同样需要保护的，是那些基于事实、程序正当、目的为公益揭丑的"有偿维权"。一刀切地将"收费"等同于"非法"，无异于因噎废食。

我们需要建立精细化的区分标准。正当的有偿维权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事实基础扎实，基于充分证据而非凭空捏造。

目的正当，旨在维护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而非打击竞争对手。

手段合法，未使用暴力、未恶意泄露隐私、未进行人格侮辱。

收费合理，与付出的劳动成本相匹配而非漫天要价。

程序透明，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与之相对，应受打击的违法行为则表现为：无中生有编造情节，断章取义夸大其词，以"不付费就曝光负面"为由索要财物。

受雇于竞争方专门攻击对手，组织水军刷量控评制造虚假舆论。

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为维权而收费"，后者是"为收费而维权"——目的不同，性质迥异。

遗憾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往往缺乏这种精细区分。只要存在收费，就容易被贴上"非法"标签。

只要涉及网络曝光，就容易被认定为"威胁要挟"。这种简单粗暴的认定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不利于社会监督的健康发展。

破局之路：在制度与观念间寻找平衡

破解这一困局，或许需要社会观念与制度设计的双重演进。

一方面，公众与司法者应建立更精细的认知，将基于劳动的合理收费与非法勒索清晰区分。

调查写作是一种专业劳动，理应获得相应报酬。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不应因收费而被剥夺。

司法机关在办案时，应当回归实质审查，以"内容真实性"和"手段合法性"为核心判断标准，而非纠结于"是否收费"这一形式要件。

对于民事纠纷性质的争议，应优先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慎用刑事手段。

另一方面，或许可以探索建立类似公益诉讼的支持机制，或允许信誉良好的非营利性机构为有价值的公共调查提供资金支持。

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已经积累了成熟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到舆论监督领域。

建立"公共监督基金"，对经过审核有价值的调查项目进行资助，让调查记者能更体面、更安全地从事监督工作，而不必让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来承担全部成本。

同时，推动保险公司开发"自媒体职业责任险"，覆盖因调查报道引发的法律诉讼费用和赔偿风险，为从业者提供制度保障。

更深层次的是观念更新。社会需要摒弃两种极端认知：一是"收费即原罪"，将商业与公益对立，认为一旦收费就失去了道德正当性。

二是"公益即免费"，要求从业者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忽视其基本生存需求。

更健康的观念应当是：专业监督是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应当获得合理回报。

这种回报可以来自被服务者，也可以来自公共基金，但不应成为定罪的理由。

观点：灰色地带需要光明而非抹杀

有偿维权，确实行走在公益使命与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这个地带的存在，既反映了社会监督需求的旺盛，也暴露了制度供给的不足。

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这个灰色地带，因为它是弱势群体在正规渠道失效后的救命稻草，是公共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承载着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

我们也不能放任这个灰色地带，因为缺乏规范容易滋生诈骗与敲诈，标准模糊导致良币驱逐劣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