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个超牛的事儿——在现在的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有个叫朱尔法的遗址,它可不是普通的古代港口,而是咱们明代实打实的海外军事基地!可能有人会问,这事儿有证据吗?别着急,全是真实可查的数据和考古发现,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个明代军事基地的配置,在当时的世界上,那绝对是顶尖水平,领先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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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大家划个重点:朱尔法遗址,是2019到2024年,咱们故宫博物院、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部,还有英国杜伦大学联合发掘确认的,全程有专业团队操盘,数据绝对靠谱,不是瞎猜的。它就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在波斯湾的核心军事据点,相当于咱们现在海军的海外前进基地,比西方同类海外军事港口早了足足200多年!而郑和船队的规模,放在当时世界上更是无人能及,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其领先程度,说是碾压级也不为过——这可是咱们明代海上实力最直接的体现!
朱尔法这地方,选得那叫一个绝,完全是按明代最高军事港口标准来的。它坐落在阿曼半岛北端西岸,和霍尔木兹岛隔海相望,正好卡住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要知道,这可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往返忽鲁谟斯(现在的霍尔木兹)的必经之路,相当于守住了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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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这个遗址不是单一的港口,而是由阿尔马塔夫、阿尔努杜德两个岛组成的,西侧是波斯湾,东侧是潟湖,天然就是个避风锚地,不管多大的风浪,明朝的宝船都能安全停靠。而且考古发现,这里还有人工开凿的导流渠和驳船埠头,专门适配明朝舰队的分级停靠——要知道,明朝郑和船队的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排水量能达到1600吨,载员300到400人,这么大的船,普通港口根本停不下,而朱尔法的人工埠头,刚好能满足宝船和中小型战船的停靠需求,这种精准的港口改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没几个国家能做到。
另外,遗址里还发现了环壕、防御工事和疑似瞭望塔的遗迹,整个防御体系围成一圈,把核心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要知道,这个遗址总面积足足有35万平方米,相当于49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防御设施占了很大一部分,这种“攻防一体”的港口布局,比西方最早的海外军事据点,在规模和设计上都领先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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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文物铁证如山,每一件都能证明它的“官方身份”
最能实锤朱尔法是明代军事基地的,就是这里出土的陶瓷标本——而且全是明朝朝廷严格垄断的御窑瓷器,民间根本不可能有,更不可能通过民间贸易流到这里。
根据2019到2024年的联合考古报告,考古人员在朱尔法遗址整理了698片陶瓷标本,其中有260片是中国瓷器,而且大部分是明早期的龙泉官样青瓷、永乐和宣德年间的景德镇御窑青花瓷。这些瓷器经过X射线便携能谱仪检测,成分和故宫博物院藏的同期御窑标准器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些瓷器都是从明朝皇宫直接调配来的,专门供驻港官兵、外交人员使用。
更关键的是,这些御窑瓷器的出土层位,全集中在15世纪早中期,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段(1405到1433年),时间线完美对应,不是零散的贸易遗留,而是批量的官方物资。除了御窑瓷器,这里还出土了景德镇红绿彩瓷、德化窑青白瓷,这些都是明代卫所、驿站专用的“军供瓷”,和明朝国内军事据点出土的用瓷标准一模一样,这就说明,这里长期有明朝官兵驻守,是实打实的军事基地。
对比一下就知道有多牛:当时西方的海外据点,出土的大多是民间贸易品,根本没有官方专属的物资,而明朝能把皇宫专用的御窑瓷器批量运到海外军事基地,不仅体现了明朝的国力,更体现了明朝海外补给体系的完善——要知道,从中国到朱尔法,海上航程足足有上万公里,明朝能建立起这样远距离的物资补给线,在当时世界上绝对是独一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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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法作为明代的海外军事基地,它的功能可不是简单的“停船、派兵”,而是兼具驻泊、补给、指挥、防御四大功能,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海上堡垒”,这种复合型功能,在当时世界上是顶尖水平。
首先说驻泊能力:朱尔法的潟湖锚地,能同时停靠几十艘明朝战船,包括郑和船队的宝船、马船、粮船和战船。这里必须重点说下郑和船队的恐怖规模——每次下西洋,船队都有240多艘海船组成,总吨位多达200万吨,总人数更是达到2.7万多人,相当于当时一个小型城池的人口!而且船队分工极其精细,有负责指挥的宝船、负责运粮的粮船、负责作战的战船、负责运货的马船,还有专门的医疗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上移动王朝”。这种规模,比15世纪末哥伦布航海船队(仅3艘船、87人)、达·伽马船队(仅4艘船、170人),规模大了上百倍,领先西方航海家整整一个多世纪!而朱尔法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据点,能轻松承接船队的分泊、休整,这种驻泊规模,在当时的印度洋沿岸,没有任何一个港口能比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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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补给和指挥功能:遗址里发现了公共仓储、疑似官署的建筑基址,还有清真寺(供驻港人员和当地外交人员使用)。仓储里虽然没有完整的粮食遗存,但根据出土的军供瓷数量推算,这里至少能储存足够上千名官兵使用半年的粮食和物资——要知道,明朝驻港官兵的数量,保守估计也有几百人,这么完善的补给储备,在当时的海外军事据点中是极其罕见的。而官署建筑的发现,说明这里不仅是停靠港口,还是明朝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协调船队航线、联络当地朝贡国,这种“据点+指挥”的模式,比西方殖民时期的海外据点,功能更完善、布局更合理。
还有防御能力:遗址里的环壕和防御工事,经过碳14测年,确定是15世纪早期修建的,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完全同步,不是后世修建的。这些防御工事高达3米多,厚近2米,上面还有瞭望孔,士兵站在上面,能清楚地观察到几十公里外的海面,一旦发现敌情,能快速发出警报,组织防御。而且防御工事和港口的锚地、仓储、官署连为一体,形成了“外防内守”的完整体系,这种防御设计,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明朝能做到如此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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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觉得,不就是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吗?有那么厉害吗?咱们拿同时期的西方来对比一下,就知道明朝有多领先了。
15世纪的时候,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当时还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才在印度洋沿岸建立第一个海外据点,比朱尔法晚了近100年。而且葡萄牙的据点,规模很小,只有简单的停靠码头和少量防御工事,根本没有完善的补给体系和指挥中心,只能停靠小型船只,和朱尔法35万平方米的规模、能停靠大型宝船的能力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再看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明朝的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有9桅12帆,锚重1500斤,需要二三百人才能启航,这种规模的木帆船,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15世纪西方最大的船只,长度也只有30多米,排水量不到200吨,连明朝宝船的零头都不到。更伟大的是,郑和船队不仅规模大,航海技术也领先世界——他们已经掌握了牵星术(相当于古代的天文导航)、罗盘定位,还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涵盖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西方最早的航海图早了几十年。而且明朝能在万里之外的波斯湾建立军事基地,还能维持长期的物资补给和人员驻守,这种远距离的海上投送能力、船队协同能力,西方直到17世纪才具备,整整落后了200多年。郑和下西洋,不仅是航海壮举,更彰显了明代的国力,让中国的海上影响力辐射到了印度洋沿岸,这种伟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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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能确定朱尔法不是民间贸易港?很简单,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民间商品遗存——考古发现,这里出土的中国陶瓷,90%以上都是官用和军用瓷,少见明代中晚期的民间外销瓷,而且没有大型商业市集的遗迹,核心区域全是仓储、官署和防御建筑,完全是“重安全、轻商贸”的军事港口定位,和同时期东南亚的纯商贸港口(比如爪哇、满剌加)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朱尔法遗址的碳14测年显示,它的繁荣时期是15世纪早期,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完全同步,直到1633年被葡萄牙人攻占才废弃,这和文献记载的明代海外据点废弃逻辑也完全吻合。
说到底,朱尔法遗址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件文物,都在证明:明代的海外军事基地,在选址、规模、防御、补给、航海技术等各个方面,都领先当时的世界一大截。它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明代强大国力和先进海上军事技术的体现——要知道,在600多年前,明朝就能在万里之外的波斯湾建立起如此完善的军事基地,掌控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这种实力,放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无可匹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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