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东平为什么成为今文经学重镇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各种文献受到极大摧残，也极大阻碍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开展。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注意搜集书籍，儒经陆续被发现。至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复兴。为方便当时人们阅读，新发现的儒经往往把古代的篆文改写为当时逐渐形成的隶书字体。这部分经，被称为“今文经”。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汉初并无古文经学。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整修孔子住宅时，从夹墙中得到《礼记》《尚书》《春秋》《孝经》等书，书皆使用蝌蚪文字（古代篆文）书写，后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故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学守经典文本，从经典去发明圣人之道；今文经学则以现实需要为依归，以经典附会现实，强调通过“微言大义”阐发政治哲学，善于从经典发挥出为现实政治需要的理论，备受汉武帝青睐。因此，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并将今文经学确立为官学 。其核心内容包括：《春秋》公羊学派的“大一统”与天人感应理论 ，《周易》的卦气说等象数体系，《礼记》的礼制阐释等。今文经学学派分化明显，如《诗》分齐、鲁、韩三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有大小戴、庆氏三家，《春秋》有有公羊、穀梁等。

东平人夏侯胜、夏侯建因在《尚书》今文经学研究上卓有建树，而创立了“大小夏侯学”，成为今文尚书学的核心流派和西汉名不多见的今文经学大家。

夏侯胜开创今文《尚书》“大夏侯学”，以阴阳灾异解经，著《尚书大夏侯章句》《尚书大夏侯解故》，有弟子周堪、孔霸传承其学问，汉宣帝时被立为博士，在全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夏侯建，师承夏侯胜与欧阳高，学今文《尚书》，但他不固守一家之言，融合两家之长，后又从诸儒问学“五经”，自成一家之学，成为西汉今文尚书学“小夏侯学”的开创者。夏侯建重章句训诂，著《尚书小夏侯章句》，弟子张山拊、李寻等分衍五支，影响至新莽。

当时，东平地区传承今文经的除夏侯一派外，还有东平赢公传承的《公羊学》一派。汉宣帝时期，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十二家，东平就有大小夏侯和公羊三家，风头一时无两。

除此之外，庆普、张禹等经学大师也曾在东平任职或讲学，这些学者的聚集，形成了强大的学术磁场，吸引四方儒生前来求学交流。庆普开创今文《礼》学“庆氏学”，师从后苍，传《士礼》十七篇，授鲁夏侯敬、族子庆咸，东汉曹充父子承其学，为汉代礼学三大流派之一。赢公传胡母生《春秋公羊传》，官至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弘、琅邪贡禹，为公羊学在东平传播的关键人物。张禹曾任东平内史，虽然其学术贡献集中于《论语》研究，非《尚书》或《礼》学体系，但是其对儒学的思想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东平的学术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东平作为西汉学术中心的地位。

特别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设立东平国，汉宣帝封其子刘宇为东平王。在王室的支持下以及大师的光环加持下，东平的经文经学得到长足发展。东平因夏侯学派成为《尚书》学研究中心，与齐地《诗》学、鲁地《春秋》学鼎立；庆普的《礼》学“庆氏学”东汉时被列为官学。东平成为西汉今文经学与齐鲁地区（今山东）、河间国（今河北）并列的三大区域中心而影响深远。

东汉初年，东平王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不仅自身博学多才，还积极倡导经学研究，推动东平形成崇尚儒学的风气。他被时人誉为“汉代周公”，其治下东平国“为善最乐”的理念深入人心，也为经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这种由上而下的推崇，使今文经学在东平得以扎根并繁荣。

但是东汉中后期，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解经繁琐僵化，已不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 。与此同时，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博通群经，势力不断扩大，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末年，今文博士系统积重难返，何休撰《春秋公羊传解诂》，完成《公羊》学的最后一次集大成。此后，今文经学不断式微以致逐渐中断，魏晋以后《公羊》学几成绝学，中断近两千年。

清代乾隆中期，庄存与被又进一步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崛起，其治《春秋公羊传》被视为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的源起 。龚自珍、魏源进一步提出“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议政论事。使得今文经学从纯学术研究转向与社会危机和变革思潮紧密结合，显示出传统经学向近代经学过渡的特点。清末，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将今文经学与“托古改制”理论结合，并融合西方进化论思想，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