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的辫子有形，心里的辫子无形

辜鸿铭这人，如今提起来，年轻些的朋友怕是只觉得名字耳熟，顶多知道是个留辫子的“前清遗老”。若真这么想，那可是把他看扁了。

他这个人，像一部厚重又矛盾的书，你得耐着性子，一页页翻，才能读出些味道来。他不是那古董铺子里蒙尘的摆设，他是活生生在时代激流里站成了一座孤岛，头上那根辫子，便是这孤岛上最倔强的一杆旗。

咱们先说这辫子。民国都好些年了，北京大学，那是新思潮的漩涡中心，讲堂上的先生，不是西装革履，也是长衫整洁。忽然间，走进来一位，瓜皮小帽，油光水滑的长辫垂在脑后，身上一件皱巴巴的旧马褂，眼神却亮得灼人。

学生们自然哄堂大笑。你猜他怎么着？他不气也不恼，等笑声歇了，才慢悠悠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敲在人心里：“你们笑我，无非是笑我这根辫子。我这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想剪，一剪刀下去也就没了。可诸位脑袋里那根辫子，那无形的辫子，怕是不那么容易剪得掉哟。”

只这一句，满堂登时鸦雀无声。这话厉害，像根针，轻轻一挑，就把那层自以为是的“新”给挑破了。你说他这辫子是顽固？我倒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立的一块碑，上头刻着四个字：我不一样。

他这“不一样”，是骨子里带来的。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华侨，母亲是西洋人。打小被英国人收养，十岁就去了苏格兰，喝洋墨水长大。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的工科文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据说能操十来种语言，英文写得比许多英国人还漂亮利落。

这么个人，按说该是个彻头彻尾的“西洋绅士”了。可怪就怪在这儿，二十多岁回到中国，见了同乡马建忠（一说此事或为杜撰，但象征意义颇重），谈了三天三夜，他魂儿仿佛被叫醒了，一头扎进中文故纸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西装换成了长袍，头发蓄起来编成辫子，他这是主动给自己“复了古”。你说他是做戏？不像。一个人能把《论语》《中庸》嚼得那么透，用英文译出来，还能让洋人看得点头称是，没点真情实感，办不到。

他的译法也怪，不是字对字的死译，常把《圣经》里的话、歌德莎士比亚的句子拿来作注，为的是让西洋读者觉着亲切，明白这东方的道理，原来他们老祖宗也说过类似的。这是一种聪明的“文化出口”，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你们不是觉得中国野蛮落后吗？我偏要用你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高着呢！

所以他骂人。骂得狠，骂得刁，也骂得有趣。他骂洋人，直呼“洋鬼子”，骂他们傲慢，骂他们的文明只讲物质，不讲仁义。可你细听，那骂声里不是盲目的排外，而是基于深切的了解。

他更骂国人，骂得尤其辛辣。慈禧太后过生日，举国唱《爱国歌》，他当场就编出四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听得满座官员脸都白了。

袁世凯当权，有人拍马屁，说袁公不讲学问，只讲办事。他眼皮一翻，冷笑道：“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可除了倒马桶，天下哪件事是没学问的人能办好的？”这话刻薄，却也一针见血。

他看不起那些没骨头、没见识的官僚，骂他们是“土芥尚书”、“犬马状元”。可他骂归骂，对真正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比如蔡元培，却是打心底里敬重。蔡校长请他这个“复辟派”去北大教书，顶着压力，他就记这份知遇之恩。这也是他的“不一样”：他的骂，有标准，看人下菜碟，不是胡搅蛮缠。

他的趣事多，不少带着点“怪”味。最有名的莫过于“茶壶茶杯”论。洋女士质问他为何主张纳妾，他笑眯眯打个比方：“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天经地义；你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么？”这比喻如今听来自然荒谬得很，但放在他那套坚守的旧伦理里，却是自成逻辑。

他还爱小脚，说那是“兴奋剂”，写文章时闻一闻，文思泉涌。这些癖好，今天看来是十足的陋习，是他身上最该批判的糟粕。可你把这些事，和他用精妙外文向世界阐释中国文化、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维护民族尊严的事放在一起看，这人就复杂了。

他身上有最“旧”的污渍，也有最“新”的锋锐；有最迂腐的坚持，也有最开阔的视野。他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像是东西方文化在他心里打了一场硬仗，谁也没能彻底征服谁，最后打了个平手，留下这么一个独具魅力的战场遗迹。

他在北大教英诗，按说正是本行。可学生罗家伦写信告状，说他一年只教了六首零十几行，大部分时间在讲“君师主义”，骂新诗是胡闹。学校后来大概是嫌他“教学不认真”，加上思想太不合时宜，终于还是把他请走了。

可他真的不认真吗？他的得意门生李季回忆，辜老先生常邀他们到家中，亲自指点英文翻译，督促他们读课外名著，解答疑难一丝不苟。可见他的“不认真”，或许只是不愿按部就班，他的心思，更大的部分不在传授单词文法，而在灌输他那一套文化信念。

这大概也是他悲剧的地方：在一个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他像个不合时宜的旧式教师，还想教学生们已然决心抛弃的“老道理”。

晚年他去日本讲学，日本人敬他，他也欣赏日本保留的某些唐宋遗风，甚至说过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类糊涂话，后来被军国主义利用，这成了他一生的一大败笔。可即便如此，他也没加入日本籍，最终叶落归根，死在北京。他的辫子，至死未剪。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他后写道：“他是个执拗的、不合时宜的人物，但他的勇气和独立精神不容置疑。”

所以，怎么评价辜鸿铭呢？说他是文化怪杰，是遗老，是守旧派，都对，但都不全。他像一座建筑，风格杂糅得厉害：地基是儒家的，梁柱是西洋古典学问的，装饰又是各种奇谈怪论。这建筑不协调，不完美，甚至有些部分显得丑陋，但你不能否认它结实，独特，风刮不倒。

他那根辫子，便是这建筑顶上最显眼也最倔强的风向标，固执地指向一个已然逝去的方向。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西方人最能理解的方式，为东方文明辩护。

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甚至可以厌恶他某些陋习，但你很难忽视他身上那种混杂着傲慢与真诚、偏见与卓识的独特生命力。他让我们看到，在时代剧变的洪流中，一个极其聪慧的头脑，可以如何痛苦又执着地拥抱自己的选择，哪怕这选择让他看起来像个笑话。

他的价值，或许不在于他守护的东西全是对的，而在于他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近乎天真的文化自信与孤勇。在一个处处讲“适应”、讲“潮流”的世界里，这份不合时宜的倔强，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品读的文本。

读他，不是要学他留辫子、赞小脚，而是透过那根滑稽的辫子，看到一个复杂时代的复杂投影，看到一个灵魂在古今中西之间的剧烈撕扯与孤独坚持。这，大概就是辜鸿铭留给我们，最耐人寻味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