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产品质量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辩护反击

法庭的肃静，常被一份鉴定报告的宣读声打破。那份文件，盖着鲜红的鉴定机构印章，充斥着专业术语，仿佛为“伪劣”二字提供了科学的终审判决。许多当事人，甚至一些初涉此道的律师，在此刻容易陷入绝望或盲从。但我想告诉你，在我的执业词典里，“鉴定意见”从来不是案件的终点，而是辩护真正的起点。 它并非坚不可摧的城墙，而是一套需要被解构、检验的精密装置。成功的辩护，往往始于我们敢于并善于对这份“权威报告”发起一场有理有据的“外科手术”。

一、建立思维框架

面对鉴定意见，首要的是心态转变。我们不能被其形式上的权威所震慑，而应将其视为一个由程序、实体、技术、法律多重维度编织的“证据综合体”。我将其审查流程提炼为“四步审查法”——这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我从无数个庭审交锋中总结出的、环环相扣的实战路径。它要求我们像最挑剔的工程师一样，从证据的“准入资格”查起，追溯其“原料来源”，剖析其“工艺内核”，最终完成法律上的“成品检验”。

二、四步审查法

第一步：形式与资质审查——叩响证据的“准入之门”。

这是最基础，却常蕴藏“一剑封喉”机会的环节。首先，死死盯住鉴定主体：出具报告的机构，是否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鉴定机构”？我遇到过太多由行政机关内设实验室、甚至行业协会出具所谓“鉴定意见”的情况，其资质根本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要求。其次，审查文书形式：报告上有无两名以上鉴定人的亲笔签名？仅有一枚机构公章的“鉴定书”，在程序上就是一张废纸。最后，审视委托程序：如果案件已进入刑事侦查阶段，鉴定却是由行政执法机关在前期单方委托的，这就涉嫌“行政证据刑事化”的程序倒流，其合法性存在先天缺陷，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利剑。

第二步：检材与取样审查——追溯结论的“生命之源”。

鉴定大楼巍峨耸立，但其地基——检材——是否干净稳固？这里的关键词是“同一性”与“保管链条”。我们必须像侦探一样还原轨迹：眼前这份被检测的样品，究竟是不是当初从当事人处扣押的原物？从现场提取、封存、入库保管到送检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是否有无可辩驳的笔录、清单、交接记录予以印证？任何一环的缺失或模糊，都意味着检材可能被污染、调换或混淆。在一起涉及多个批次工业胶水的案件中，控方仅凭最早一批的个别样品不合格，便指控全部数百桶产品均属伪劣。我们通过严查取样记录，发现其对后续批次根本未依法抽样，最终成功将绝大部分产品排除在指控范围之外。检材失实，则鉴定无根。

第三步：标准与方法审查——穿透技术的“专业迷雾”。

这是将技术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核心战场。首要争端在于标准适用。产品合格与否，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是国家强制标准、行业推荐标准，还是企业内部标准？这里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辩护空间：技术上的“不合格”绝不直接等同于刑法上的“伪劣”。例如，一批服装仅因“洗涤标识标注不规范”被判定不合格，这充其量是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行政违法行为，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有着天壤之别。

辩护人的职责，就是死死守住这道“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其次，要审查检测方法本身。鉴定报告是否详细说明了其所依据的具体国家标准条款、实验步骤、仪器参数和原始数据？一份只有结论、没有过程的“黑箱报告”，其科学性无从谈起。在农药有效成分鉴定、食品添加剂检测等专业领域，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和是否过时，都是我们质询鉴定人出庭时的焦点。

第四步：结论与关联性审查——完成辩护的“终极一跃”。

这是辩护艺术的升华。我们不仅要问鉴定结论“是什么”，更要尖锐地追问“这又能证明什么？”第一，审视结论的排他性：产品不合格，是因为生产时偷工减料，还是在仓储运输中受潮损坏？鉴定意见能否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第二，也是最具杀伤力的一点，拷问与犯罪构成的实质关联性。一份证明“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鉴定，能否直接推导出被告人实施了“掺杂、掺假”或“以假充真”的刑事犯罪行为？在著名的“郭某销售伪劣卷烟案”中，即便笔迹鉴定证实账本系郭某所写，我们依然发出了致命一击：“记录行为等于销售行为吗？”我们要求公诉人必须将账本上的每一笔记录，与具体的买家、物流、资金流水一一对应，否则无法排除“为充门面虚记”等其他合理可能。

这一质询，直接动摇了鉴定意见与指控事实之间的逻辑桥梁。同样，对于为特定客户定制的生产行为，即便产品未达某项国标，但只要符合合同特殊约定，其性质就更贴近民事纠纷，鉴定意见在此类案件中的刑事关联性便极为薄弱。第三，以攻为守，构建对抗体系。高明的辩护从不只停留在质疑。我们应主动搜集并提交同一批次产品通过其他权威机构的合格报告、能反映行业惯例的技术文件、当事人积极处理质量投诉的沟通记录等。这些“反证据”能形成有效对抗，足以在法官心中播下合理怀疑的种子。

三、实战映照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让我们将上述方法代入“刘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作为辩护人，我的反击将是多维度的：首先，从犯罪构成入手，提出“特定对象抗辩”——如果销售行为指向的是已知的、有限的农户群体，这可能更符合民事欺诈特征，其侵害法益的特定性与本罪要求的“不特定公众”存在本质区别。其次，全面狙击《种子质量鉴定意见》：其所依据的是强制性标准吗？对于转基因成分的鉴定，方法是否足够权威和精准？最关键的是，控方指控的数千万元“特别重大损失”，是否有独立的因果关系鉴定来证明，损失solely（且唯一）是由种子质量问题导致，而非气候异常、田间管理不善或市场价格波动的共同结果？我将极力推动对此进行司法鉴定或引入专家辅助人，力图剥离不属于当事人的责任份额，从而从根本上撼动量刑根基。

律师结语

归根结底，面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鉴定意见，辩护律师扮演着“考古学家”与“建筑师”的双重角色。我们既要用考古学家般的细致，去发掘证据链条中每一处可能的风化与裂痕；也要像建筑师一样，运用法律原理和对抗性证据，为当事人重新搭建起一座坚固的权利庇护所。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法律知识，更是耐心、勇气和洞见。

请永远记住，再权威的鉴定意见，也只是一份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它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它能否经受住最严苛、最挑剔的检验。而确保这一检验过程得以实现，正是辩护制度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作为一名律师，所能交付的最专业的承诺。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伪劣产品罪律师；‌销售伪劣产品；

‌产品质量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审查；‌伪劣产品鉴定；

‌刑事辩护律师；‌无罪辩护‌；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辩护领域的资深出庭律师。他不仅是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专家，更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类犯罪‌辩护的领军人物之一。林律师长期深耕于经济犯罪辩护一线，尤其擅长处理以‌产品质量鉴定意见‌为核心争议点的复杂案件。 他的执业特色在于构建了一套‌体系化、可复制的鉴定意见质证方法论‌。

通过精准把握此类案件“技术”与“法律”交叉的独特属性，林律师善于从‌鉴定程序合法性、检材同一性、标准适用恰当性及法律关联性‌等维度进行多层次解构，屡次在庭审中成功挑战关键证据，为当事人赢得无罪、罪轻或案件分流（刑转民）的有利结果。其承办的多个涉及伪劣产品鉴定争议的‌标杆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辩护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凭借卓越的实务成效与深厚的理论积淀，林智敏律师的辩护思路与专业文章，已成为众多同行办理‌产品质量刑案‌时的重要指引，其观点也常获权威法律平台收录与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