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何以书法？读一本另类的书法史

1997年秋，我刚上大学没多久就听过一次郑也夫先生的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轿车文明批判》。那时我是他的听众，后来读研究生时选修过他的课程《城市社会学》，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毕业以后，我与他保持着思想交流。他在一本书的后记中称我为“以前的学生，现在的朋友”，我当时不敢当。随着年齿渐长，脸皮厚了起来，我慢慢也就接受了。

我同也夫的年龄相差近三十岁，我俩能成为忘年交，主要是他忘了年纪。他是古稀之年，童心未泯，不时发一把“少年狂”，我们这些后学反倒显得老成。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跟踪中国的学术思想动态，以前关注过的人物都已觉得不再新鲜，唯有也夫仍能带给我一种智识上的刺激。他最近推出的《从书写到书法》就是一部“重口味”的作品。

撰文｜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从书写到书法》

作者：郑也夫

版本：敦煌文艺出版社 2025年10月

廓清书法史上的迷雾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之一。早期的书写活动如何转变成书法艺术？这是也夫此书要讲述的故事。他为此探寻了从商朝到唐朝的众多事件和人物，不仅言人之所未言，也质疑和反驳了已有的成说。此书可能会颠覆公众对于书法史的印象，也会动摇专业学者的论断。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局部。

也夫开宗明义——书写不同于书法。前者具有记载和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后者承载装饰和维护礼仪的审美功能。书法的形成需要两大条件，一是纸张替代竹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因为书写者在纸张上才能进行艺术创作，简牍的发挥空间很有限。二是相当规模的书写者群体。也夫推测东汉时期中国已经有十多万人用纸张书写，其中追求美学风格的书写者成为中国第一批书法家，他们的作品见于汉代碑诔。此前千年出现过的甲骨文、金文、篆字和简牍文字均不能归入书法之列。

也夫连带破解了文字史和书写史上一系列流传已久的谬见。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字并不是甲骨文，而是写于竹木上的毛笔字。也夫在书中提出三项重要证据。一是考古学者发现了甲骨上的墨字，二是甲骨文中的“聿”和“册”分别表示毛笔和竹简，说明那个时代已经有了毛笔字。第三项证据是他独到的发现：中国古人的书写顺序一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这只能归因于由竹简开始的行文习惯，而甲骨和青铜上的书写不必遵循这种顺序。

《说文解字》

作者：[东汉] 许慎

译注：汤可敬

版本：中华书局 2023年2月

也夫还指出，秦汉简牍主要使用隶书，而非小篆。《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拉高了小篆的地位。许氏生活的年代距离秦朝已有三个世纪，他更可能看到刻有篆体的器具，而非书写隶书的秦简，致使后人以讹传讹。也夫并未完全否定许慎的误读，他公允地评论道，如果许慎不将小篆视为秦代的“正字”，这种字体未必能保全于世。

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写与书法的概念辨析对于全书的立论至关重要。也夫进而用四个标准界定书法：目的、承认、署名和水准。他据此检审了历史上一些“书法家”的可疑身份。李斯历来被看作小篆范本与始皇刻石的书写者，也夫在书中列出他搜集到的全部文献证据，然后逐条解析，表明此乃不实之辞。类似民国年间的疑古派史家顾颉刚，也夫廓清了书法史上层叠累加的迷雾：

综上所述，秦代300余年后,有了许慎关于李斯奏请书同文和李斯等三高官创立小篆的说法；秦代五百余年后有了卫恒关于李斯篆书始皇刻石的说法； 秦代七百年后《水经注》将以上说法光大。以上说法,在距离秦代只有80年的《史记》中完全看不到。许慎、卫恒、郦道元等提出这些说法时,拿不出秦代与汉初的任何文字记载,颇像杜撰传播中的添油加醋。保守地说，他们证明不了李斯与书同文、小篆、书写秦刻的关系。

考证功夫与想象力

明代王圻、王思义所撰《三才图会》中的钟繇（151年－230年）画像。

钟繇是书法史上的另一个神话。也夫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一神话实现的可能性极小——钟繇很难同时成为大政治家和大书法家。书中展示的考证功夫如老吏断狱，看得我步步惊心，又忍不住击节叫好。限于篇幅，这里我就不“剧透”也夫的论证过程了，读者可以买来此书自行欣赏。至少在我这个书法外行看来，他讲述的版本很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从书写到书法》最精彩的内容还不是“破”的部分，而是他“立”的部分。也夫在前言里坦陈：“史料短缺，是历史学家每每遇到的问题。近现代史尚且如此，何况远古史。怎么办？必须诉诸想象。”书中多处出现“笔者猜想”之语，怕是会让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一笑——这人做研究就靠“脑补”吗？

俗话说，戏不够，鬼来凑。做学问当然不能依靠神秘叙事，却需要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语）。也夫认为想象对于史学的重要性不在事实与逻辑之下，“这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而是在有限事实和严格逻辑推理之双重约束下的想象。”这种具有“逻辑可能性”的想象查无实据，却合乎情理。

我曾一度着迷于历史小说，此类作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脑补史书留下的空白。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像是一幅多处残缺的简笔画，水平高的历史小说家能够将断裂的部分连缀起来，告诉你这幅画原本画的是猫还是虎，水平低的作者就会把猫画成虎。可见“脑补”的想象力存在高下之别。

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理解同类意识的想象力，人文和社会科学需要从欲望和观念探讨行为的动因，而不只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依赖观察和实验证据。也夫持有类似的看法：“现代史学的进步，应该是妥善地处理想象，而不是拒斥。混同史实与想象是前现代的历史学，拒斥想象、拘泥史书则是可怜的现代侏儒。”

纪录片《中国书法五千年》（2013）画面。

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书法史可能为也夫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因为这门艺术的历史遗忘了众多杰出的书法家。据也夫推测，士大夫背景的一半书法家载入史册，而有着庶人身份的另一半则不被记取。所幸的是，后者中还有一些幸运儿以种种方式留下了笔墨，也夫才有可能从史海中打捞出冯承素和僧安道壹这样几乎湮没无闻的书法家。重见天日的他们让读者看到了书法史上另一片灿烂的光辉。

另类历史的写作奥秘

人类学家阎云翔有一次问也夫：“你的作品写得很好，为什么呢？”他顿了一下自己先回答：“我知道了，你没有项目。”如今学界中人都懂得项目多么重要，每年忙着申请各个层次的科研基金。也夫却能超然待之，从不申请项目，专注于自己关心的问题。他现在已经退休，当然更没有项目了。他并非自谦地告诉读者：“笔者是地道的书法素人，不带任何使命进入书法史的阅读与写作。比比皆是的‘数典认祖’、造神赞美，刺激敝人反其道行之。”相比之下，众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身在书法界，却有意无意地拔高了这门艺术，不加反思地祭拜着这一行的祖先和图腾。

超然是也夫突破陈见的消极因素，还不构成充分条件，下面再说积极因素。也夫常说他的学术研究是辐辏式的，即围绕一个主题从多种角度搜寻证据，环绕一个论点从多个方面组织材料。《从书写到书法》不足两百页，涉及的历史知识却包括艺术史、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和宗教史。作者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他的西学和国学修养，最后还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未来书法的影响。这种论述方式需要作者不仅掌握书法沿革的“内史”，更要了解这门艺术的“外史”。内史与外史结合，才能讲清从书写中衍生出书法的关键情节。

纪录片《敦煌书法》（2010）画面。

在接受《书法报》的编辑采访时，也夫自称：“本书如果由我归类，我认为它属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社会学家曼海姆早就讲过：“……只有当研究者有能力既能从思想‘之内’研究思想，即研究其内在逻辑结构，也能从思想‘之外’研究思想，即研究思想的社会功能和条件时，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内的研究才能获得成果。”将这句话中的“思想”替换为“书法”，可以直接用来形容《从书写到书法》的研究方式。我估计此书将成为知识社会学的典范之作，因为也夫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了书法演生的内外逻辑。

例如，在解释明代为何流行“馆阁体”时，也夫没有执其一端，而是全景式地考察了三重因素：“三个系统——馆阁、科场、市场，三种角色——帝王、考官、读者，都选择了无个性的字体。为了便捷地摄取信息，三者不约而同地要求或选择整齐、匀称、一致的阅读符号。”他接着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写下一段回顾性评论，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

汉字书写在两千余年中走完了一圈。从书写产生了书法，继而是彰显个性的书法,但在三大场域——馆阁、科场、市场中，都回归到无个性的字体。这一圈不是白白走过,中途产生了再也不会退场的书法。把个性的书法留给艺术, 把无个性的字体留给文书——这是汉字书写走过的轨迹。

我无力从更专业的角度评判他的观点正确与否，这项工作还是留给方家吧。不过，我们能成为忘年交，说明我和他还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不满足于廉价的解释，都有股刨根究底的劲儿。他曾说过，读曼海姆的书是一种享受，我读他的书也是。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田方萌；编辑：西西；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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