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以色列：为何抢银行取自己钱的人成为大屠杀的深刻见证者？

一件事证明，在1982年以色列人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知道什么是大屠杀”的人。

以色列围困贝鲁特期间，最少摧毁了近1万所房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站稳脚跟后重新开放港口，当时城市最急需的是水泥、建材和其他必需品。

然而最先抵达港口的产品是日本造的录像机，这些机器可以让人们逃避现实。这就是贝鲁特人在战火里找到的应对机制，不只是看录像，更重要的是为一切强行找到解释。

贝鲁特人经常把一切暴力行为归结成全是以色列人、叙利亚人、美国人和苏联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1983年，贝鲁特遭遇罕见冰暴，在一场晚宴上，大家都从气候方面聊了一下这事，主人开了个玩笑，问客人：“你们认为这是叙利亚人干的吗？”

几个月后，主人被暗杀了，凶手从未被抓获。凶手可能是基督徒、什叶派、逊尼派、东正教、以色列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或巴勒斯坦人。

不管是哪一方，黎巴嫩人都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这类解释对贝鲁特人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在混乱里强加秩序，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被杀，而一个人只要避开这些原因，就不会被杀，他们绝不会承认暴力本身是反复无常的。

假如一颗随机的炸弹炸死了旁边公寓的一个邻居，他们会找出100个理由证明，这主要怪邻居住在了马路那边，而那边因为某些原因在今晚非常危险。

在混乱中找到意义的方法不只是阴谋论，也可以是赚钱。即使在贝鲁特最混乱的时候，他们也很热爱汇率生意。黎巴嫩有一大群不同势力，每支势力都得到了某个外国政权的大量资助，因此美元充裕。也因此虽然混乱，黎巴嫩货币也非常稳定。

黎巴嫩没有外汇管制，因此黎巴嫩人会不停地将黎巴嫩镑和美元来回兑换赚钱。所以，黎巴嫩如果发生了点什么乱子，人们最常问的问题不是谁干的，或者有多少人丧生，而是这对美元汇率有何影响？

总之，在长久的战乱中，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最好的黎巴嫩人，就是那些学会了假装一切皆有原因的人。因为一旦一个人开始真正思考这些无法控制的危险时，每一秒都会变得如此恐怖。

在被围困的贝鲁特，真正击败巴解组织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阿拉伯国家的冷漠。

1982年，没有太多阿拉伯国家支持巴解组织，那个夏天，很多阿拉伯人更关心的是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杯，而不是黎巴嫩的战火。

在种种压力下，贝鲁特的逊尼派同样做出了选择，他们要求昔日盟友巴解组织体面离开，最终巴解组织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多国部队的保护下撤离。约15000名游击队员分散到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等6个国家。撤离前，巴解再三要求美国也再三保证，留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平民不会受到骚扰。

巴解组织离开黎巴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失去了和巴勒斯坦人群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失去了和敌人以色列直接作战的机会，这是致命的脱离。离开贝鲁特后，巴解组织一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

“在贝鲁特，我们处于流亡状态，现在我们处于流亡中的流亡状态。”

从这一点来说，以色列人实现了他们最大的目的，他们的敌人巴解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现在他们要实现第二个目标：为黎巴嫩选出一个以色列人中意的总统。

以色列人拿出了大量的美元，而马龙派的长枪党则拿出了更多的恐吓，这些加在一起彻底说服了议会。于是1982年8月23号，作为唯一的候选人，马龙派和长枪党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当选为黎巴嫩共和国新总统。

作为交换，杰马耶勒承诺把所有剩余的巴勒斯坦人都赶出黎巴嫩，为以色列边境带来和平。看上去以色列人已经大赢特赢，但这局牌还没有打完。

1982年9月14号下午，巴希尔在一间公寓里召集了一场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人为黎巴嫩第一任总统竖了一座雕像，总统的儿子抱怨雕像不像他爸爸，但做雕像的人告诉这位儿子，人们会习惯的。

巴希尔接着挑明了这个故事的寓意，他说：“对于那些不喜欢我当总统的人，我要说‘他们会习惯的’。”他显然过于乐观。几分钟后，一名叙利亚特工按下遥控按钮，一颗炸弹爆炸，整座大楼都被炸毁，巴希尔当场身亡。

这才是黎巴嫩人会习惯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但长枪党想都不想就把责任归到了他们的仇人巴解组织头上，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血腥复仇的机会，这也是黎巴嫩人更习惯的事。

巴希尔的死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走向，最不高兴的是以色列人，巴希尔承诺的合作是整个入侵行动的基础，所以一听到消息，贝京立刻决定撕毁美国人对巴解组织的承诺，进军贝鲁特西部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地。

以色列人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巴解组织研究中心是个学术机构，但以色列人觉得，这里比军营还要危险。

因为这里有很多关于巴勒斯坦的文件，巴勒斯坦平民的房子和土地的契约照片和社区历史的档案，以及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地图，上面标明了以色列国成立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阿拉伯村庄。这些东西是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的凭证之一，也是以色列人最想抢走的东西。

另一个目标是萨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这里一直非常支持巴解组织带领军队的人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他声称，有情报表明巴解组织在这些难民营里留下了最少2000名武装人员。

以色列军队包围了难民营，但没有进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盟友正在四处寻找血腥复仇的机会。沙龙给了他们机会，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部发出的6号命令明确，以色列军队不得进入难民营，搜查和清理难民营的工作将由长枪党和黎巴嫩军队负责。

一天后，1500名长枪党民兵赶到，在难民营里杀掉了他们遇到的一切人类。为了方便屠杀，以色列军队贴心的整夜用照明弹照亮难民营。

9月18号星期六早上，以色列人突然发现长枪党正在营地里杀人，于是他们正义的站了出来，命令长枪党分子离开营地，然后他们自己也急行军，尽可能远离，以免和大屠杀扯上关系。

所以各国记者们周六早上闻讯赶到时，没有任何阻拦，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又有多少人被长枪党用卡车运走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各方估计死亡总人数在800到3500人之间。至于以色列人说的武装人员，当时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营地里几乎没有成年男性，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事后，以色列议会启动了调查，国防部长沙龙被认定负有个人责任，之后他被迫辞职，但他只辞去了国防，没有辞去部长。

他成为政府里一名没有职务的部长，直到下一届以色列政府成立，他再度出任工业和贸易部长。2001年他当选以色列总理，2006年因为中风退出政坛。

但沙龙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次大屠杀让政治上已经死亡的巴解组织又恢复了生机。以色列人纵容长枪党执行的大屠杀，加强了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联系。

那个夏天，一个巴勒斯坦女大学生眼含热泪的说：

“巴解领袖阿拉法特，是我们向世界扔的一块石头。”

以色列这次入侵还有另外一个后果，为真主党的建立和扩张创造了条件。2006年7月，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简明扼要的阐述了这一情况，他说，我们进入黎巴嫩时，那里还没有真主党，正是我们的存在造就了真主党。

所有这些折腾都没有停止黎巴嫩的内战，以色列人退出了贝鲁特，但占据了黎巴嫩南部，他们要到2000年才会完全撤军。

利比亚人依然占据着黎巴嫩东部，他们要到2005年才撤军，而其他各派依然在贝鲁特打的难解难分，普通人依然生活在战火之中，但哪怕是已经习惯了一切的贝鲁特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汽车炸弹。

在贝鲁特开车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前面所有的车都突然停了下来，一部分车会掉头，还会有一些车根本不掉头，他们熟练的用80公里时速倒车，这一般是因为发现了汽车炸弹。

汽车炸弹实在不好归纳原因，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路边的车里是不是有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这让贝鲁特人格外焦虑。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份新工作，汽车炸弹拆除员。最好的拆弹员，在8年时间里，一个人拆除了192枚汽车炸弹。

不过害怕汽车炸弹的也不是只有黎巴嫩的普通人。1983年4月18号，一辆装满了炸弹的汽车在美国大使馆引爆，爆炸造成32名黎巴嫩人、17名美国人和14名访客和路人死亡，有人认为这才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

1983年10月23号，两辆汽车炸弹在美国和法国军营爆炸，造成241名美国军人和58名法国军人，6名平民和2名袭击者死亡。

总之，面对战乱，黎巴嫩人努力生存。他们努力用幽默感、阴谋论、心理游戏、玩世不恭来宽慰自己，但这些并不是永远都会起到作用。

事实上，内战期间的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均使用镇静剂最多的国家，人们把镇静药安定当糖果吃，战士们开枪前吃它，商人开店前吃它，学生上课前吃它。因为暴力频发，内战期间长大的孩子，很多人终身都会尿床或者慢性腹泻。

这个国家的平民一生中遇到的坏事可不止这次内战，从1975年算起，5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处在战乱之中。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期间，每个家庭每天只能获得1个小时左右的电力，饮用水短缺导致疾病爆发。很多父母亲手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因为他们无法养活他们。

黎巴嫩人颇为自豪的黎巴嫩镑，货币贬值超过98%，银行里拒绝支付人们的存款。于是，一些黎巴嫩人再次找到了那种幽默感、阴谋论、心理游戏和玩世不恭并存的生存方法。

他们拿到存款的方式是，拿起枪去银行实施武装抢劫，而目标则是自己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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