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前后,我们一家遭遇的种种灾难,最终导致父亲积劳成疾。医生嘱咐他不可以再为任何工作操劳,建议他最好出去散散心,把事情全盘交给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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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心俱疲是必然的事情。在祖国,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反倒接二连三恶意弹劾他。人家对他的误解都是因为他一心变革,而他认定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变革。我们北京的家产被义和团洗劫一空,亲戚朋友都遭了殃。我们放在北京的73只箱子里保存着家传的宝贝,其中许多是当年跟随第一个满洲皇帝到北京时得到的赏赐。现在,所有的宝贝都没有了。当然,财产的损失对父亲倒不算什么大打击,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回中国处理一下。
财产的损失仅仅是令父亲有一点担心,担心自己死后没有足够的财产来保证家庭的供养。还不至于使他如此颓丧。
在第一次义和团运动之后,法国的一部分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而且对他进行了无数次地恐吓。这些都是他为了效力于祖国才遭到的厄运,而自己的祖国却那么无情地不理解自己。
医生催促父亲赶快更换装束,放松地作一次欧洲旅行。这对父亲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向都是穿着中式服装。不过,他还是努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然后准备前往马德里。
这次出行准备得那样仓促,旅行中的见闻在我记忆中犹如一只万花筒。一切在转眼间发生变化——新鲜的面孔、陌生的语言。我们在每个城市只作短暂的停留,因为我们一心游览观光,没有公务缠身。我们在马德里一共住了6个星期。
当然,我们偶尔也会有朋友来访,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清静的。我曾要求父亲求见西班牙国王,但是父亲拒绝了,他实在不愿意再为自己增加任何公务上的麻烦。
在罗马的时候,我们稍稍改变了行程的计划。因为著名的拳击家菲威尔先生为我施了洗礼,并引我们去见了教皇。教皇赐给了父亲一枚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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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教皇就是利厄十三。他轻拍着我的头,让我将来做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得到神灵启示的先知!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赐给我父亲的那枚勋章。
在罗马住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又辗转到了意大利,一玩就是两个月。离开意大利后我们到了德国,在柏林住了一个月。中国驻德国的大使是父亲小时候的好朋友,两人都不想错过重叙旧情的大好时机。我猜想,在柏林的一个月里,有关慈禧太后的种种谣传暂时远离了父亲。
离开柏林,我们又到了圣彼得堡。对于这个地方,我仅有一点点模糊的记忆。
从圣彼得堡我们回到了巴黎。旅行没有对父亲产生什么明显的效用,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好转。但是,距离我们被祖国召回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父亲希望我们能在召回令到达之前回到巴黎。
等我们回到巴黎,召父亲回国的诏书已经在恭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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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他的孙宝琦大使也来了,父亲不得不准备启程回国。
在离开巴黎的头一天,发生了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虽然当时印象不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些激动。
那天,我们姐妹俩和一位美国籍女子斯科特莫,在一家珠宝店里闲逛。在法国期间,我们姐妹俩在社交场合都讲法语。而斯科特莫小姐一直在讲英语,她是著名的作家,最近才去世。当我们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来了3名女子站到我们旁边。当她们听到斯科特莫小姐讲英语时,她们中的一名就用英语和她打招呼:“请你告诉我,这些小姑娘是些什么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里的“小姑娘”指的是我们姐妹俩。
斯科特莫小姐急忙回答说:“她俩是中国驻法大使的女儿,她们精通法语和英语,你们愿不愿与她们认识一下?”
那几位女子非常乐意。当我听到她们自我介绍是伊丽莎白公主、某某公主和某某公主的时候,我想我的眼睛一定睁得非常大,因为她们都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至于她们3人是怎样的不同一般,我当时一点不知道。
可是现在,当年的伊丽莎白公主已经成为了比利时的女皇!当时我却在巴黎的珠宝店里与她不期而遇!
新大使已经到任,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父亲格外仇视。有一部分使馆人员将继续留在法国帮他,比如秘书、翻译。他竟然不等父亲离开法国就开始了对他们的厉声训诫。父亲曾经的一等秘书把他训诫之辞的要点告诉了父亲。下面就是孙宝琦的训诫:
“将来,每件事情的处理我都会与裕庚相反。他是个卖国贼!他想把中国卖给洋人,而我是要拯救中国的!”
父亲为了中国有朝一日能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诸如此类的非议已经遭受不少,所以对于这位新大使的态度并没有放在心上。
“伊丽莎白,”父亲唤我的教名,“我们很快就要回中国了。等我们回到中国,遵照中国的传统礼教,你现在的一切自由行动都将受到约束。按照惯例,我下一次的职位应该是驻美大使。虽然我很愿意到华盛顿去,但现在我只能先回到中国。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
“我想,回到中国你就不再有现在的自由。如果你愿意,可以搞一次社交聚会。完全依你自己的想法,邀请你喜欢的人,按照你喜欢的方式。
不用考虑要花多少钱,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尽力了。”
母亲以我太年轻为由,反对这件事情,但是父亲坚决支持。于是,我第一次独立筹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交聚会,亲自设计并实现聚会的每个环节。回忆起这件事情,算得上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尽管当时不免会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我从来不愿相信父亲的预言——也许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中国。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到华盛顿去,父亲将在那里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我将在那里完成我的学业。然而,这终究成了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
带着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离开了法国。心中泛起似苦非苦、似甜非甜的复杂感觉,很大程度是由于担心父亲的健康。
以一位中国驻法前大使女儿的身份,我离开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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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法国罗伯特总统接见瑞典国王奥斯加的时候,我们也受到了邀请。瑞典国王见到我的时候,用法语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姑娘!”说完拉着我的手对我鞠躬致意,并说“我向你致敬!”
这是一次场面盛大的接见仪式。我尤其记得那些丝绒的绳子,专门用来阻挡普通平民混进来。然而那些普通平民想方设法地靠近我们,张大了嘴巴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不能埋怨他们,因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盛大的典礼!几乎全世界的外交家都参加了这次典礼,他们都穿上自己国家的礼服。美丽的妇人穿着高贵华丽的服装,装点着璀璨夺目的珠宝。工作人员们都穿着专门的制服。整个场面华美得无法形容。我尤其记得一个澳大利亚人,他穿着玫瑰色丝绒滚金边的制服,看上去可爱极了。
虽然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是他似乎就是我孩提时代十分喜欢的人物之一,张之洞大人给太后生日送的那对摆钟上会跳舞的小人。每到整点的时候,小人就会跳着机械的小步舞出来。那位澳大利亚的工作人员穿着和跳舞小人十分相似的衣服。
等那些跳舞的小人结束表演落下帷幕的时候,一切重新归于安静,舞台上只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装饰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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