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被发现后，她认错归家，却用最绝情的报复，伤了丈夫一生

“回首往事，既喜且忧”

这句话，不只是凌叔华的作品《古韵》中的一句话，可以说，也是对她的一生的经典写照。作为民国时期的大才女，凌叔华的感情生活，就像她的作品一样，看似美好，可深究就能发现，其中有许许多多让人无奈的妥协。

今天，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传奇才女的爱情故事吧。

1900年的北京藏着不少体面人家，凌家就是其中之一。凌叔华的父亲早年做过官，家里往来的多是文人画师。那时候的凌叔华还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姑娘，总爱躲在客厅屏风后，听大人们聊画论诗，偶尔还会偷偷拿父亲案头的毛笔，在宣纸上涂涂画画。

虽说那会儿讲究“重男轻女”，可她父亲偏疼这个女儿。他瞧着凌叔华眼神里有股灵气，不像寻常闺秀那般拘谨，就特意请了名师教她。画画跟着缪素筠、王竹林学，这两位都是当年给慈禧画过画的大师；诗词和外语则拜了辜鸿铭为师。

10多岁的凌叔华，每天不是在画室里磨墨，就是在书房里背诗，偶尔还会跟姐姐闹着玩，趁姐姐背稿子时故意捣乱，惹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日子一天天过，凌叔华渐渐长大成人。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风兴起，不少年轻人都想着冲破旧束缚，凌叔华也不例外。她不想一辈子困在深宅大院里做“大家闺秀”，就考上了燕京大学外文系。

那会儿的燕大校园里，女孩们都带着股朝气，凌叔华和邓颖超、冰心是同班同学，几个人凑在一起，除了熬夜复习应付考试，还总爱聊些文坛上的新鲜事，谁又发表了新文章，谁的诗写得好，叽叽喳喳的。

在燕大的日子里，凌叔华的才华慢慢显露出来。她爱写东西，笔下的文字不矫揉造作，带着股子灵气，不少男生私下里都议论，说被凌叔华的才情吸引了。也就是在这期间，她真正走进了民国的社交圈。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当时没找到合适的场地举办茶话会，有人提议借用凌家的宅子，凌叔华便成了这场茶话会的女主人。那天，林徽因、徐志摩都来了，本以为这些名人会是焦点，可凌叔华却凭着流利的英语和大方的谈吐，成了全场的亮点。

徐志摩见了她，都忍不住愣了愣，后来还总说，凌叔华身上有种“东方女子的雅致，又带着西方的洒脱”。

徐志摩对凌叔华的好感毫不掩饰，那段时间总往凌家跑，见不着面的时候就写信，短短几个月就写了几十封。信里满是诗句和心事，字里行间都是爱慕。凌叔华也愿意跟他聊天，可她心里清楚，徐志摩的爱太热烈，像一团火，烧得快，说不定也灭得快。

她知道自己要是真陷进去，恐怕最后会像雨打浮萍一样，没有安稳。后来徐志摩跟陆小曼爱得轰轰烈烈，凌叔华也没有为此哭闹，还是跟他保持着朋友的联系。连徐志摩最宝贝的“八宝箱”都交给凌叔华保管。

比起徐志摩的热烈，陈西滢的追求要平淡得多。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性格沉默，不爱说话，可对凌叔华却格外上心。

1925年，凌叔华遇上了一桩麻烦事，她应徐悲鸿之请，为《晨报副刊》临摹了一幅画，结果徐悲鸿忘了标注原作者，只写了凌叔华的名字，这下好了，有人在《京报副刊》上发文骂她抄袭，连带着她刚出版的文集销量都受了影响。凌叔华又委屈又生气，差点就放弃了写作。

就在这时，陈西滢站了出来，他不管当时正跟鲁迅闹论战，直接在报纸上发文为凌叔华辩护，甚至跟鲁迅吵得更凶。凌叔华看着那些为自己辩解的文字，心里暖烘烘的，她觉得陈西滢虽然不像徐志摩那样热烈，却像夜里的台灯，安安静静地照着她，给人踏实的感觉。

1926年，凌叔华从燕大毕业，不久就跟陈西滢结了婚。

她陪嫁丰厚，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可也引来了不少闲话。就连鲁迅也冷嘲热讽，说他们是“才子配佳人，不过是场热闹”。

刚开始，两人日子还算甜蜜，陈西滢在北大教书，凌叔华在家写写文章、画画，偶尔还办些小沙龙，请朋友们来家里聊天。可没过多久，矛盾就慢慢显出来了。

1928年，陈西滢被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家人搬到了武汉。陈西滢当了院长，架子也慢慢大了起来，他希望凌叔华能安安心心做“陈太太”，在家相夫教子，别总在外头抛头露面。

可凌叔华不乐意，她习惯了北京的热闹，喜欢跟文人朋友们交流，武汉的圈子小，她连个能好好聊天的人都没有。她想继续写文章，陈西滢却说“女人家不用搞这些，把家里照顾好就行”；她想办沙龙，陈西滢又觉得“太招摇，不像院长夫人该做的事”。

两个人常常为这些事吵架，凌叔华觉得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了，陈西滢却觉得凌叔华不懂事，不体谅他。

就在凌叔华几乎觉得生活没了色彩的时候，朱利安出现了。朱利安是个英国诗人，比凌叔华小8岁，满头金发，眼睛里总闪着艺术家的光。

他刚到武汉的时候，汉语说得不太好，凌叔华英语好，就常常帮他翻译、介绍朋友。朱利安跟她聊欧洲的故事，说巴黎的咖啡馆、伦敦的小酒馆，凌叔华听得入了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燕大自由洒脱的日子。

她开始剪短头发，跟朱利安一起去逛武汉的街头巷尾，日子又重新有了生气。可陈西滢也不是傻子，妻子变化他也看在眼里：以前不爱打扮的她，衣柜里多了不少新衣服；以前总待在家里的她，常常出去一整天才回来。

陈西滢很快就发现了朱利安，他没跟凌叔华吵，只是把她叫到跟前，冷冷地给了她三个选择：要么离婚，要么分居，要么跟朱利安断干净，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凌叔华看着陈西滢眼底的疲惫，又想起了女儿，最终还是选择了第3个。

她跟朱利安说了再见，朱利安离开中国的时候，她没去送，只是在家哭了一场。从那以后，凌叔华和陈西滢的关系就彻底冷了下来。他们还住在一个房子里，却像两个陌生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各睡各的房间。

女儿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只有在跟女儿说话的时候，两个人才会偶尔交流几句。后来陈西滢因为工作要去欧洲，凌叔华才带着女儿跟他一起去了伦敦。

在伦敦的日子，两个人还是各过各的。凌叔华重新拾起了自己的才华，她写英文小说，举办画展，慢慢在欧洲的文艺圈有了名气，有人说她是“第一个让欧洲记住的中国女作家”。

她的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不少民国时期的名流去伦敦，都会去她家做客，茶话会依旧办得风生水起。陈西滢则忙着自己的工作，两个人偶尔见面，也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两人十分疏远。

1970年，陈西滢在伦敦去世。凌叔华默默地帮陈西滢整理遗物，看着那些熟悉的书籍和手稿，心里空落落的。

1989年，快90岁的凌叔华带着陈西滢的骨灰回到了中国，把他葬在了江苏的一处公墓里。她站在墓前，看了很久，没说话，只是轻轻摸了摸墓碑上的字。第2年，凌叔华也去世了，按照她的遗愿，她被葬在了陈西滢的身边。

这对吵了一辈子、冷了一辈子的夫妻，最终还是“同穴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