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下旬的松山机场还带着淡淡雨意,七十岁的陈立夫扶着栏杆下舷梯。记者探头问:“先生,是否重返政坛?”老人的回答干脆:“没这个兴趣。”镜头闪烁,他却想起十八年前离台那天,蒋介石一句“二十四小时,立刻走”,像铁钉钉在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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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往回拨到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高层正在台北市郊商讨“改造”,会场气氛绷得透不过气。陈立夫看得出来,矛头终究会指向自己。陈诚握有军政大权,蒋介石需要丢掉一个“旧组织部长”来交代大陆失利的责任。于是那封只写十几个字的手令传到手上——限时离境,不得逗留。几乎毫无缓冲。
陈立夫并非等闲之辈。早在1930年代,他与兄长陈果夫执掌中央组织部,党务系统一度被称“蒋家天下陈家党”。蒋介石信任他,却也忌惮过深的根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削枝,陈立夫却没觉察寒意,仍在立法院里为陈诚高票铺路。等蒋介石质问“票从哪儿来”时,他才意识到踩了红线,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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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当晚,陈立夫收拾得很简单,一只手提箱、一卷线装书稿,另外就是家人护照。三百余人在车站送行,有老部下、有学生,也有纯粹猎奇的台北市民。他对熟人笑说:“走吧,换个活法。”表情却透着落寞。
美国新泽西胡林城的鸡场与南京中山陵前的阅兵台完全是两重天地。47000美元的场子,他只付得起2万,余款分十年。养鸡、掏粪、上饲料,全靠自家三口。50多岁的陈立夫第一次明白,“政治资本在这里根本换不来一把饲料”。不过鸡蛋好卖,第一年净赚5000美元,他常调侃:“这些鸡,比老蒋好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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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段劳作竟治好了多年的腰疾。他能扛起100磅饲料步行上坡,还常拎着皮蛋去唐人街兜售。可西部高速公路通车后,运费成本把中东部鸡蛋价格压到谷底,鸡场月月亏空。为了还债,他甚至接受俞国华暗中汇来的“旧友关照”,每次两三千美元,转手就填进账本。
1961年春节前,父亲陈其业病危。电报从台北飞至新泽西:“尊翁病危,盼即返。”陈立夫犹豫再三,还是登机。雨中千人迎接,他却只发一页声明,强调“无任何政治意义”。丧礼结束即乘船离去,连陈诚的挽留都婉拒。那是他对蒋介石最后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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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底,陈诚病逝。蒋经国接班态势清晰,蒋介石突然对流亡海外的旧部软了口气。一封措辞恳切的信飞到纽约:“立夫同志,请早回国,愈早愈好。保重身体为第一。”末尾署名“中正”。陈立夫读后沉默许久,对妻子说:“看样子,风向又变了。”
蒋介石八十大寿前夕,他带着自编《四书道贯》手稿返台,一路演讲,劳累染上肝炎。病榻边,蒋介石探望时低声一句:“立夫,你辛苦了,也委屈你了。”当年的铁腕命令此刻化作温言,但两人都清楚,一切已回不到19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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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后,陈立夫只要了天母的官舍,专心整理教育与中医资料。蒋介石安排“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两顶虚冠,他推脱不掉,就当作门牌。每日上午会客两小时,其余时间写书法、校对《中西医病名对照辞典》。朋友打趣他“新生活运动变成新养生运动”,他笑而不答,只偶尔说一句:“今后不剪彩、不证婚、不替年轻人盖党旗。”
1973年,他写下一篇万余字文章谈“两岸必须统一”。手稿辗转送出海峡,那年他已七十四岁,仍相信“民族复兴要靠共同努力”。1975年,又以“总统府资政”名义暗中邀请对岸领导人访台,虽无人回应,却显示他对大局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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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一生,裹挟在国民党权力漩涡,也被同一系统推向边缘。失势时,他靠鸡蛋和皮蛋维持尊严;回归后,也只要一间书房与几册典籍。他晚年常提到一句旧话:“干一行爱一行,连鸡都能让我学会忍耐。”这或许便是他半世纪沉浮之后,对政治与人生最朴素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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