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支细菌战主力部队，其不仅针对人，连农作物和牲畜都不放过

日本731部队，这支直属关东军的细菌战主力部队，在我们国家暴行累累，罄竹难书。

但当时日军在我国还有一支更为隐蔽的罪恶之师，也是直属关东军细菌战主力部队:第100部队。

这支部队以军马防疫为幌子，秘密的搞细菌战。

第100部队是与731部队位对等、功能互补，这支部队的负责人不是医学博士，而是兽医中将若松次郎（早期为高桥隆笃）

他们的目标不单单针对人，连农作物、牲畜、庄稼和水源都不放过。

这支部队不仅伤人，还要摧残农作物、毁掉畜牧和水源、制造绝收，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

当731部队用鼠疫和霍乱攻击人命时，100部队用炭疽和牛瘟摧毁生计。

这两支部队，一明一暗，一攻人、一断粮，共同构成了日本细菌战的完整体系。这支披着“军马防疫”外衣的部队，其罪恶之深重、手段之阴毒，同样令人发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同年11月，他们在沈阳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病马收容所”的机构，表面上是救治军马，实则开始了细菌战的早期准备。

1933年，该机构升格为临时病马厂，迁至长春。1936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正式将其纳入日军序列，与731部队同时成立。

1940年底，该部队启用秘密番号满洲第100部队，对外仍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

选址长春并非偶然。此地是伪满洲国“首都”，关东军司令部驻地，更紧邻中苏边境。因为第100部队的战略目标也针对苏联。

从设立之初，100部队的使命就十分明确：不是防疫，而是备战。

日本军方认为，战争中不仅人员需要打击，牲畜和粮食同样是战略资源。

马匹是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牛是农耕的基础，粮食是军需的根本。

让对手失去牲畜，毁坏其庄稼，其打击效果不亚于正面战场的胜利。这就是100部队存在的价值所在。

在日本细菌战体系中，100部队与731部队被称为恶魔兄弟，二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

731部队以人类为主要目标，研究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

而100部队则侧重于“农业细菌战”，专攻鼻疽、炭疽、牛瘟等牲畜疫病，以及导致小麦枯死的锈病、使谷物绝收的斑驳病菌等植物病害。

需要指出的是，100部队同样涉及人体实验。他们选择的病菌多为“人畜共患病”，既能感染牲畜，也能传染人类。

战犯三友一男在战后审判中供认，他曾将掺有细菌的粥饭给7至8名中国人和苏联人食用，观察其发病过程，最终用氰化钾将受害者杀害，尸体埋于牲畜墓地。

另一名战犯安藤敬太郎证实，他亲眼见到活人被迫充当实验对象。1949年，长春当地村民在遗址附近挖取马骨作肥料时，发现了大量人骨，挖掘至地下近两米深处仍有尸体出土。

这种“双重杀伤”策略，体现了100部队的冷酷计算：表面上破坏敌方后勤，实际上同时制造人道灾难。炭疽菌可通过接触或呼吸进入人体，导致内脏坏死；鼻疽菌感染马匹后，既能使骑兵丧失战斗力，又能传染给人，引发全身器官衰竭。

1941年日军制定“关特演”计划准备进攻苏联时，每月检查细菌武器生产，已做好了“牧群感染计划”，计划要购买数百头牲畜感染后驱入苏联境内。

但是随着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迅速击溃关东军，这些计划未能实施。

随着战局变化，100部队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对华作战，其细菌武器最终主要用于中国战场。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深陷中国战场，100部队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对华作战。这一转变背后，是日本军方对战争困境的冷酷计算。

中国战场的特殊格局，让日军的后勤劣势暴露无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抗日力量走到哪里都能得到百姓支持，粮草就地征集，伤员隐蔽转移，兵员随时补充。

正如战后揭露的日军战略分析所指出的：中国军队属本土作战，并不用考虑后勤问题，军粮可以随时在各战区征集。

反观日军，远离本土，补给线漫长，每占领一地都要分兵驻守，兵力越摊越薄，后勤压力越来越重。

更要紧的是人心向背。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民愤，百姓或暗中支援游击队，或坚壁清野，让日军征粮无门、寸步难行。

这种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困境，是日军无法通过常规军事手段破解的。

100部队的“农业细菌战”，正是针对这一困境的毒辣对策。

日本军方算得很清楚：

这不是单纯的军事打击，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态的系统性摧毁。

当日军无法从占领区获得粮食时，他们的逻辑不是改善统治换取合作，而是让所有人都无粮可得。

当中国百姓凭借辽阔国土和丰富资源支持抗战时，日军的回应不是正面较量，而是让这片土地变得无法居住。

这种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用的焦土思维，把细菌战变成了针对平民的经济绞杀战。

1942年浙赣战役，就是这一战略的典型实践。

100部队与731部队联合作战，前者在浙江衢州、义乌、金华等地撒布炭疽菌，后者投放鼠疫跳蚤。

据记载，仅衢州、汤溪镇下伊村等地就有700余人感染，254人死亡，许多家庭绝户。

更为严重的是，炭疽菌在土壤中存活数十年，造成当地延续多代的“烂脚病”，患者腿部溃烂流脓，长期无法愈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战略的长期性。与炮弹不同，细菌武器的伤害不会随战争结束而终止。

100部队研究的病菌，目的就是在土壤中、水源里、牲畜间长期存活，让一片地区在日军撤退后仍长期无法恢复生产。

这意味着，即使日军最终被赶出中国，他们留下的细菌仍会继续杀伤中国人——这种“延时伤害”正是生物武器最阴毒之处。

在日常占领中，100部队同样活动频繁。他们强占农田进行实验，导致庄稼枯萎绝收。

在东北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大连、海拉尔、佳木斯等地均有其据点。海拉尔支队曾关押抗日人员，对其进行病菌注射实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100部队制造了最后一轮灾难。他们将大量炭疽菌、鼻疽菌投入长春、哈尔滨周边村庄的水井，将感染病菌的马匹驱入田野。

这导致东北多地在此后数年反复暴发疫情，数万居民死亡。

这些病菌本为对苏作战而研制，最终却害及更多中国百姓——而那些策划者，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执行着“毁掉一切”的指令。

在1945年8月日军溃败后，第100部队开始系统销毁证据。

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举行审判，100部队军官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人当庭供认部队编制、任务和罪行。这是100部队首次被公开揭露，也是国际社会首次系统了解这支部队的真面目。

正义并未完全实现。包括100部队长若松次郎、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在内的核心人员，因向美国提供细菌战资料而获得庇护，未受法律追究。

石井四郎后来甚至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顾问。许多100部队成员回国后，以兽医、医生、教授等身份重新融入社会。

近年来，更多史料逐步公开。2019年，日本奈良县立医科大学承认其藏有100部队样本。

2024年，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公布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使这段历史进一步为世人所知。

如今，长春市西环城路一处居民小区内，仍保留着100部队仅存的历史遗迹——一根十余米高的烟囱和锅炉房建筑。

这根曾经焚烧实验动物和尸体的烟囱，如今被红砖包裹，周围是日常往来的居民。

它应当成为历史的见证：有些罪恶不能被包装成"防疫"而合理化，有些真相不能被炸药所掩埋，有些记忆需要代代相传。

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悲剧重演。

唯有铭记苦难，才能珍视当下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