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创项目的终极擂台上，仁济医院这样给出“研究型医院”的答案

20年前，国内外学界或许都很难想象，被誉为“外科手术金字塔尖的明珠”——小儿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最大实践中心，会连续10余年被沪上一所医院、一家团队独揽。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领衔的肝脏外科团队，年均拯救逾400例来自全球的患儿，术后10年生存率稳步保持在91%的高位——这一绝对领跑国际的成绩，是该团队手术技术日臻完美的体现。近年来夏强将更多目光投向了“手术之后”的长远命题：移植患儿的长期生存质量、免疫系统的精细调控与平衡，以及应对全球性器官短缺的前沿探索。

才一开年，如火如荼的科研策划会便紧密开展。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卓越研究群体项目A类——“肝移植与稳态重塑”正式启动，“十五五”期间，将联手3所顶尖高校、5个骨干团队，开展原始创新与深度融合的交叉研究，实现我国肝移植由“数量领跑”到“质量领先”的重大转变。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定位最高、资助强度最大的研究项目，直接经费共6000万元。

“王牌对王牌”的终极擂台中，这支团队何以脱颖而出？在厚积而薄发的仁济科创沃土上，一场覆盖各科室、各专能的全周期人才培养正在结出更多硕果。

“百年老店”里的青年人才

“从历史来看，我们是‘百年老店’了。一讲到科创，医院的建筑啊、设备啊，说实话都重要。但最重要的一定是人才，未来做什么？谁适合来做？”夏强说，因此早在“十三五”期间，医院便开始谋划完善多维、分类的人才评价体系：要让千里马常有，伯乐也常有。

作为沪上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医院，仁济医院聚焦医学科学家、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如对青年医生开放“临床医学与基础研究”并行的发展通道，科研能力优秀的医生同样可以聘任研究岗位；让临床研究“积分管理制”，通过对临床研究级别、实施质量、成果及成果应用等开展多维度评价；将成果转化纳入“代表作”评价范畴，并视同相应级别的科研课题，以制度引导科研面向实际应用；从“排序淘汰”转向“发展引导”，建立良好的科研生态，让每一位科技人才通过评价不断提升，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

正是这套“让伯乐与千里马常有”的人才机制，为仁济医院优秀青年医生铺就了从临床痛点通向科研突破的创新之路。在这里，青年人才不仅能在临床与基础研究的“双通道”上自由发展，其研究价值更通过注重临床转化和实际应用的评价体系被真正看见。

肝脏外科的青年医生杨太华正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他经医院公派留德，将国际前沿的基因治疗技术带回国内，并牵线建立中德基因治疗中心，持续推动相关技术向临床转化。而同一科室长期扎根于遗传代谢性肝病临床一线的万平，面对众多因基因缺陷造成遗传代谢性肝病的患者，深感传统治疗手段的局限性，一直在探索能够实现根治性疗效的突破路径。

基于此，夏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临床需求与前沿技术结合的可能：能否利用基因编辑等尖端技术，从根源上攻克遗传代谢性肝病？这一创造性设想，将杨太华在基因治疗方面的专业积累与万平遗传代谢性肝病临床洞察紧密结合。两人在协同创新平台上展开高效合作，针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疾病接连取得重大突破。这些源于临床问题、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水到渠成地发表于《自然医学》等顶级期刊。

试点工作已显现出积极效果。针对青年医生普遍面临的临床、科研、教学三重压力，仁济医院为不同发展倾向的青年医生提供个性化支持体系，分为综合型（研究型医师）、临床型、教学型三类，并为护理、医技人员设立单独赛道，减轻同质化竞争带来的焦虑，实现从“负重前行”到“多元驱动”的转变。“破四唯、立新标”的改革宗旨，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多机遇，也成为医院更多团队临床与基础研究结合的最佳途径。

“从苗子到栋梁”的全程支撑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思路转变。由副院长卜军专门牵头分管协调相关工作，涉及科研、人事、组织等诸多行政部门，统筹各类人才的“选、育、管、用”，也为人才的使用大胆赋能。据透露，仁济医院党委积极提拔优秀青年至管理岗位挂职，或担任科室负责人，给予优秀人才更高的发展平台、更全面的培养。

“过去，临床科室各自为战，科研人员埋头实验室，很多好的想法因为缺乏协同而无法落地。”卜军坦言。为破解传统医疗模式下的“孤岛效应”，仁济医院推动学科发展模式深度变革。由其牵头的医学创新团队正是这一理念的鲜活样本——6位平均年龄仅46岁的国家级人才分别来自临床医学、影像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多学科领域，2024年，他们申报的“缺血性心血管病机制与干预”项目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标志着在跨学科协作与临床转化方面已走在国家前列。

源源不断的活力被注入人才蓄水池。对学术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乃至国家级人才、战略科学家等人才通道的多层次冲击，打造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2025年，仁济医院实现“十四五”期间的又一名新增院士：消化疾病领域专家房静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0余年聚焦消化道肿瘤防治，该团队是我国最早系统性研究消化道肿瘤和胃肠微生态（特别是肠微生态）之间关联性的团队之一，而肠道菌群与消化道肿瘤的关联性一直是备受国际消化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不仅纳入诊疗共识，推动我国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水平显著提升，多项成果更改写了国际指南，被美国经典教材等引用。

两位院士的成长与突破，亦是仁济“全周期人才培养”体系的缩影。从科研种子基金支持，到搭建跨学科协作平台，再到冲击国家拔尖与领军人才目标的个性化帮扶，医院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从苗子到栋梁”的全程支撑。

国际合作也成为提升科创能级的关键。仁济医院引进美国科学院院士雷内•贝尔纳茨，他在仁济建立实验室后，指导团队发现肝癌治疗新方案并推动临床试验，合作成果屡登《自然》等顶刊，提升我国肿瘤领域国际影响力，更带动了一批本土青年学者成长。

在顶尖人才引领、辐射的集聚效应下，仁济医院“十四五”期间实现科技创新工作重大突破与成果“井喷”，新增国家级人才64人次。同时，近5年来，医院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835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27项，一大批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技术或产品。

积跬步以“探索无人区”

策源，是近年来头部医疗机构的大课题。无论是将临床使用的药品、共识变为更多的“中国原创”，还是从探索中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国际影响的“上海品牌”，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又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正通过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优势产业的交叉融合形成指数级的发展。在夏强看来，所有创新都要瞄准“未被满足”的需求，而这句话，也恰恰揭示了仁济医院勇当上海医疗科创尖兵的核心逻辑，真正实现“探索无人区”的价值传递。

在这一导向下，一批直接惠及患者的创新不断涌现。面对我国高达18%的不孕症发病率，仁济医院生殖医学科孙贇教授团队聚焦胚胎着床障碍这一核心瓶颈，突破关键诊断治疗技术，建立了一套助孕率高、并发症低的精准诊疗新体系，让前沿创新惠及万千家庭；

左小磊研究员团队针对重大疾病早期诊断需求，开发出创新的框架核酸生物传感体系，解决了复杂生物环境中生物标志物检测灵敏度低、信号不稳定等难题。通过四面体框架核酸设计，精确调控生物传感界面上探针分子的间距，显著提升了DNA识别分子的杂交效率，将检测灵敏度提升了4个数量级，检测时间从小时缩短至分钟；

泌尿科薛蔚教授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破解了前列腺癌诊断、治疗、机制探究的核心难题，针对传统筛查手段特异性不足的缺陷，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基于前列腺液的拉曼光谱无创诊断新技术，特异性从58%提高至83%；针对传统影像检查无法发现早期微小转移灶的困境，国际首创PSMA+FDG双标记PET/CT检测，检出率较单标记法提高近20%……

如今，走在仁济医院，43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中，占比近16%为科研场所；约6000名员工中，专职科研人员约10%。积跬步以至千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研究型医院？一份份承载着科技含金量的答卷，正是仁济向内求索思考的答案。

原标题：《全国科创项目的终极擂台上，仁济医院这样给出“研究型医院”的答案》

栏目主编：顾泳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黄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