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连绸缎都不配穿，晚明却敢媲美王公，商人改变了四民格局？

先来个愉快轻松的小故事。然后再说说明代商人的真实地位究竟如何。

万历二十三年，秋，冷风如刀，扬州衙门里，气氛也很紧张。

淮王面沉似水。

他看着对面司礼监派来的税监崔公公，正在翻看一卷“两淮盐课岁入黄册”。

“殿下，”崔公公尖着嗓子，“去岁淮盐课银，实收四十七万，比定额短了三万。这缺口……该由王府补吧？”

淮王冷笑：“公公莫不是忘了，正月初八宫中走水，烧掉了三仓盐引？按《大明律》，天灾损毁，课税当免。”

“哟，那火可蹊跷，怎么就专烧盐引仓？怎么王府掌管的东仓就毫发无损？”崔公公丝毫不惧。

堂下，两淮都转运使，吓得不敢作声，额角已经冒出了冷汗。

他清楚这不是三万两银子的事。

若处理不当，自己轻则乌纱不保，重则小命玩完。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还要争论之际——

一个声音从屏风后传来：“诸位大人。”

众人只见一中年男子，缓步走来，身着纻丝直裰，腰系玉带，举止从容，犹如一位大官。

他手中，拿着一卷泛黄的《盐法考略》。

崔公公眯起了眼：“你是何人？安敢擅闯盐司！”

两淮都转运使急忙起身：“崔公公息怒，这位是程子敬，两淮盐商纲总。今日……是下官请来咨询盐务的。”

“商贾？”淮王不悦，带着轻蔑道，“此乃国政，岂容贱业之人参与？”

程子敬不卑不亢，躬身一揖，说道：“殿下所言，草民不敢苟同，《盐法考》‘盐政之弊，非亲历市舶者不能察其微。’弘治八年，孝宗爷曾召晋商乔氏，入宫问策，成一时佳话。草民不才，不过效先贤之万一。”

他走到案前，手指黄册某行：“公公方才所提三万两缺额，实有隐情。去岁七月，长江大水，九江至安庆十二座盐仓浸水，损盐三万引。此事有江西巡抚题本、安庆知府呈文为证，均已存档南京户部。”

他又翻至另一页，“而王府东仓实存盐引，去岁九月已调拨三万，引补辽东军需，兵部回执在此。”

崔公公变色。

这些文书往来，竟被一个商人如数家珍。

程子敬继续道：“至于天灾免税，《大明会典·户部七》确有明载。然盐课不同于田赋，向来‘损引补课’，引损可免，课银仍需筹补。草民与诸位纲商商议，愿以纲盐余利，先行垫付这三万两，分三年补还国库。如此，不损国课，不伤王府，不劳公公为难。”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盐政之要，在‘通’不在‘堵’。若强逼王府，恐伤宗室体统；若硬征商贾，则明年无人运盐。两淮岁课四百万，关乎九边军饷、百官俸禄。此非一地之利，实天下之脉也。”

堂内鸦雀无声。

淮王盯着这个侃侃而谈的商人，第一次认真打量他：那从容的气度，那对律例文牒的熟稔，那斡旋各方的算计……这哪里是“四民之末”的商贾？分明是久历宦海的能臣！

崔公公最终拂袖而。

淮王临走时，竟对程子敬认可地点了点头，并低声问：“程先生如何得知兵部回执之事？”

程子敬微微一笑：“王爷不知，辽东李总兵的军需采买，去年是由敝号承运的。”

这个故事，是虚构，但也并非完全虚构。

在明代中后期，类似的场景，应该会真实发生。因为商人，这个曾被打入“贱业”的群体，正以令人瞠目的方式，从钱走向堂，从市井步入官场。

明代商人的真实地位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

1.一场静悄悄的身份转换

明初律法十分严苛，等级制度十分明显，尤其针对商人更加苛刻：

农民许著细纱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著细纱。

商人，连穿细纱的资格都没有。

但到了万历年间，景象却全然不同：

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羁，埒王公矣。

商人不仅穿上了绸缎，连马车装饰，都敢与王公媲美。甚至，原本只有士大夫能戴的“瓦楞棕帽”，竟成了市井流行款，商人不仅戴了，而且大摇大摆。

服饰的“僭越”，无疑是封建社会地位变更的最直白的宣言，标志着社会等级观念正在松动。

此外，婚姻观也有很大的松动。

在《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嘉靖年间，一个浙江丝绸商蒋生，看上了汉阳乡官马少卿的千金。他自卑地说：“小生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恐玷门风。”马少卿的回答，堪称发之前未发之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这个故事背后，是全社会婚嫁观的巨变。

当时婚娶但论门阀……今女家许聘，辄索财礼。

财富，正在取代门第，成为新的婚姻筹码。

而商人群体，更是开启了自我认知的觉醒。

比如，徽商吴龙田自豪地说“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反复论证“贾何负于儒”，他们其实都是在说，商业不只是谋生手段，更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生活方式！

2.儒与商的融合

明代商人“儒化”不只是附庸风雅这么简单，他们是动真格的。

比如，典型的一些行为。（1）藏书读书，商人袁某“广蓄古图书传记”，任光溥“虽挟货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到嘉言善行就手抄成册；（2）践行儒道，程惟清“殡待、婚待、离、无告者待举火”，践行儒家的“仁”；（3）以儒经商：张光祖“每引经义自断”，真正做到了“儒为商用”。

其次，士人也愿意放下身段“入商”。

科举这座独木桥，越来越难挤，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于是，大批读书人下海经商。

一些家族，甚至开始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的分工智慧。

比如，汪道昆记载的方氏家族，伯兄、季弟在扬州经营盐炭，仲弟在家钻研《易经》准备科举，“坐而应之，若合右契”；金仲翁家族，“以贾起家，以儒守之”，先通过经商积累资本，再培养子孙读书入仕。

这种策略，成了无数家庭的一种选择。

3.商人“上位”

经济实力，对各方面都有碾压的效果。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比如，万历年间，徽商资本总额达3000万两，年利润900万两（宋应星《野议》），而当时全国田赋收入仅约400万两；嘉靖末严世蕃评出的“天下首富十七家”中，商人占了七家；苏州织工孙壁成“大富至百万”，山西、徽州富商“积资巨万”者，比比皆是。

当一个商人集团的财富，超过国家岁入时，社会地位的变化已是必然。

经过学者们研究，总结明代商人进入权力体系主要有两条路。

第一，是走科举正途。李三才（户部尚书）、顾宪成（东林党领袖）等，皆出身商贾家庭，他们执政后积极为商人发声，反对矿监税使。

第二，走捐纳捷径。土木堡之变后，朝廷财政吃紧，开始公开卖官。徽商汪新“应诏输粟”，获授南昌卫指挥佥事；吴养春捐银30万两，“一日而得五中书”。

金钱与做朝廷之官，开始直接“兑换”。

除此之外，商人们不只是赚钱，更在积极参加地方社会的“治理”。比如，“驾桥梁、辟道路、建梵宇、备赈仓”，在乡修桥筑路；一些商人，率众抗击盗贼，因功获官府赏银牌者，也是有的。

这一切，在明朝以前，是没有这么普遍的。

4.困境

尽管商人地位提升显著，但商人始终活在朝廷官方政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比如，“路引”制度限制行商自由，无引出行可被治罪；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四出搜刮，临清、沙市等商业城市“日趋衰落，许多商人倾家荡产”。

除此之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商人内心，还是充满矛盾的，“功名身外物也，奈何以外物轻身命，堕先业乎？”“余家世力田服贾……讵能必显贵邪？”这些疑问，都是他们想不明白的地方，也是转型期的一种“撕裂”。

而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赚了钱往哪投？

大量商业资本，最终又流向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又变回地主，经商、投资手工业，当时又没有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或机器等物，风险大、回报慢，远不如买地稳妥，最终还是土地兼并。

这种资本流向，失去了资本不断增殖的意义，难以催生真正的产业革命。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明末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但终究也没有发展处所谓的资本主义。

换句话说，明代商人群体的崛起，最终没有催生出欧洲式的“第三等级”，而是形成了“绅商共治”的模式，他们又被封建帝制体系，吸纳、改造，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在最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商业文明最终也没有“颠覆”旧世界。

参考资料：常文相《从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田冰《明代商人社会地位之变化》《试论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陈宝良《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汪道昆《太函集》、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等相关明代文献；《明史》《大明会典》等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