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才明白：只要你还没断气，手里这两样东西，死也别撒手

凌晨四点，我又醒了。

人老了就这样，睡意像漏气的皮球，一点点瘪下去。我摸索着打开床头灯，光线刺得眼睛发疼。左手习惯性往旁边一伸——空的。秀兰走了五年了，这个动作我还是改不掉。

摸到床头柜上的药瓶，倒出两片降压药，没水，干咽下去。喉咙里像卡着砂纸，涩得发疼。

起床，开灯，六十平米的老房子在昏黄灯光下露出全貌。墙上挂着孙子幼儿园画的全家福，颜色都褪了；柜子上摆着秀兰的遗像，她还在笑，像只是出了趟远门。

手机响了。这个点，除了诈骗电话，就只有女儿会打来。

“爸，又醒了？”女儿小雅的声音带着睡意，“跟您说个事，下个月我得出差，您看能不能去养老院住几天？就一周，我回来就接您。”

我没接话，手指摩挲着沙发扶手上的破洞。这沙发还是秀兰挑的，说要耐脏的深蓝色，现在蓝都磨成灰白了。

“爸？您听见没？”

“听见了。”我说，“哪儿也不去，死也死在家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声叹息。

挂断电话，天开始泛白了。我走到阳台上，看这个我住了四十年的老小区慢慢醒来。楼下老王头在遛狗，那狗比他还老，走三步歇两步。

“孙老师！这么早！”老王头抬头喊。

我摆摆手。退休十年了，还有人叫我老师。我在钢铁厂子弟学校教了一辈子语文，粉笔灰吃多了，肺不好，嗓子也坏了。

七点半，门铃准时响了。

是送餐的小伙子，二十出头，头盔都没摘：“孙爷爷，您的外卖！”

“放门口吧。”

“好嘞！记得给个好评啊！”

看着那塑料餐盒，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小雅给我订的老年营养餐，一周七天不重样。她说方便，干净。可我想吃秀兰做的打卤面，卤子要稠，面条要筋道，吃完出一身汗，痛快。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儿子。

“爸，小雅跟我说了。您别犟，养老院现在条件可好了，有医护，有活动……”

“活动？跟一群等死的人能有什么活动？”我打断他。

儿子在电话那头顿了顿：“那这样，我给您请个保姆，全天候的。”

“不要陌生人进我家。”

“爸，您都七十六了，一个人万一出点事……”

“出事了正好，下去陪你妈。”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儿子不说话了，我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这孩子像他妈，心软，听不得这话。

“下周末我带孩子们来看您。”最后他说，挂了电话。

屋子里又静下来。钟摆滴答滴答，像在倒数什么。

我走到书桌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两个铁盒子，一个锈得厉害，一个稍微新点。

先打开锈的那个。里面是一沓信，用红绳捆着，最上面那封字都模糊了。那是1975年，我在黑龙江插队，秀兰在老家等我。三百多封信，一周一封，雷打不动。冬天她写信说手冻裂了，字写得歪歪扭扭；夏天她说蚊香熏得眼泪直流。

有一封信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她在信里写：“听说东北红叶好，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香山看。”

我们后来真去了，结婚三十年纪念日。她在红叶前笑得像个小姑娘。

我摸了摸那片叶子，碎成了粉末。

第二个盒子里是照片。黑白的那张是结婚照，我俩拘谨得像是被绑架的。彩色的是儿子出生，我抱着那团肉疙瘩，手都在抖。还有女儿大学毕业，秀兰搂着她，两人笑得一样甜。

最底下压着一张存折。余额：六万三千八百块。这是我最后的积蓄，秀兰的抚恤金我没动，那是她用命换来的——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从确诊到走，九个月零三天。

中午，我热了外卖，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电视开着，抗日神剧里枪炮齐鸣，吵得头疼。

忽然想起学校的老同事陈老师。上个月听说他进了养老院，儿子在美国回不来。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眼神空空的。护工喂他吃饭，他像木偶一样张嘴，闭嘴。

当时他对我说：“老孙啊，人老了，就两样东西不能丢——自己的窝，自己的钱。丢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那时还笑他悲观。

现在明白了。

下午，社区的小李来了。这姑娘热心，三天两头来看我。

“孙爷爷，街道组织老年书画班，您来当老师吧？您那手毛笔字，不传太可惜了。”

我摇头：“手抖，写不了了。”

“那合唱团呢？就在社区活动室，一周两次……”

“小李啊，”我打断她，“你忙你的，我挺好。”

她欲言又止，最后放下一袋水果走了。我知道她是好心，可我不需要人可怜。我还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钱，能走能动，吃什么喝什么自己做主。这就够了。

傍晚，我开始收拾屋子。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就是想动动。

在衣柜最里面，我翻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秀兰的毛衣，米白色的，她织了一半就走了。针还插在上面，像时间突然停住了。

我把毛衣贴脸上，好像还有她的味道。淡淡的肥皂香，混着点药味。她最后那段时间，疼得整夜睡不着，就坐在这张沙发上织毛衣。我说别织了，休息吧。她说：“马上入冬了，给你织厚点。”

她没织完。

窗外的天黑了。我开了一盏小灯，把两个铁盒子摆在面前。信，照片，存折。还有房产证，压在盒子最底下。

摸着房产证上烫金的名字，我想起1982年分到这套房子时的情景。五十平米，三代五口人挤着，可秀兰高兴坏了，把每个角落擦得锃亮。她说：“这下咱们有根了。”

根。人活一辈子，不就是在找根吗？

儿子买大房子时叫我去住，我没去。不是不想享福，是怕。怕在那个陌生的豪华客厅里，我连拖鞋该放哪儿都不知道；怕半夜起来上厕所，摸不到熟悉的开关；怕有一天和儿子媳妇有了矛盾，连个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自己的窝，是最后的退路。退了休，退了休，总得有个地方让你“退”吧。

至于钱，秀兰病那会儿我懂了。好药都是自费的，进口的止痛贴，一片就要八十块。她舍不得用，疼得咬嘴唇。我说咱用，有钱。其实当时存款已经见底了，可我怎么能告诉她？

后来她走了，我没欠债，还剩下这点钱。这是底气，是不用看人脸色的资本。儿女孝顺，可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这六万块钱是我的护身符，它在，我就还是孙国栋，不是谁的累赘。

夜深了。我打开手机相册，翻看孙子孙女的照片。孩子们长得真快，上次见还抱在怀里，现在都会打视频电话了。

“爷爷，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呀？”孙女在视频里问。

“等爷爷身体好些。”我总是这样答。

其实身体就这样了，老机器，零件都松了，可还能转。关键是我得在自己的车间里转，哪里松了紧了，自己清楚。换到别人的地盘上，别人按别人的规矩来，不习惯。

凌晨三点，我又醒了。这次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

忽然想起我父亲临终前的情景。那是1998年，他躺在老家的土炕上，握着我的手说：“儿啊，爹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老屋卖了跟你弟住。结果呢？住得不自在，走得不踏实。”

我当时不懂，现在全明白了。

天快亮时，我做了个决定。从书桌里找出纸笔，开始写信。给儿子的，给女儿的，一封封写。告诉他们存折密码，告诉他们房产证在哪儿，告诉他们我走后一切从简。

写着写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怕死，是舍不得。舍不得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记忆，舍不得阳台上的破藤椅——秀兰最爱坐在那儿晒太阳。

最后，我在信尾加上一句：“爸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你们常回来看看，这就够了。”

写完信，天已经大亮了。我把信装进信封，和铁盒子放在一起。

然后我慢慢走到厨房，烧水，煮面条。没有秀兰做的卤子，就简单放点酱油香油。热气腾起来，模糊了眼镜。

我坐下来吃面，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进我这间六十平米的老屋。墙壁是旧的，家具是旧的，我也是旧的。可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生活过。

手机又响了。我没接，继续吃我的面。

面吃完了，汤也喝光了。我把碗洗干净，放回碗柜。然后走到阳台上，看新一天的开始。老王头又在遛狗了，隔壁的年轻夫妻匆匆出门上班，楼下幼儿园传来孩子的笑声。

这就是我的世界，小小的，旧旧的，但是真实的。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家里的钥匙和那张六万块的存折。冰凉的金属，温热的塑料卡片。

只要我还没断气，这两样东西，死也不撒手。

不是固执，是尊严。

是一个老人在这人世间，最后能握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