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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拆迁款归弟弟,我定居瑞士,大年三十母亲催我结8万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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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苏黎世的冬夜,寂静得像一幅凝固的油画。

阿尔卑斯的雪顶在月光下泛着冷辉,映在我公寓的落地窗上,无声无息。

我以为自己早已将那个喧嚣、湿热的故乡连同所有的纠葛,一同埋葬在了六千公里之外。

直到除夕夜的这个电话响起,尖锐的铃声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我精心构建的、由金钱和距离堆砌而成的堡垒。

电话那头,是我阔别已久的母亲,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暖意,只有理所当然的命令。



01

“陈默,家里定了八万块的年夜饭,你回来把账结一下。”

没有问候,没有寒暄,甚至没有一句“新年好”

母亲的声音通过越洋电缆传来,带着一种熟悉的、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仿佛我不是远在瑞士的儿子,而是随时听候差遣的管家。

我握着那只纤薄的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窗外,苏黎世湖的冰面反射着零星的灯火,宁静而疏离。

我的公寓里温暖如春,恒温系统无声地工作着,空气中弥漫着现磨咖啡的醇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木质香薰。

这一切,都是我过去三年里,用近乎冷酷的理智为自己打造的“避难所”

“我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学会了用这种毫无波澜的语调,来掩盖内心最剧烈的涌动。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不耐烦的咂嘴声,背景里还能听到弟弟陈晖咋咋呼呼的叫喊和麻将牌碰撞的清脆声响。

“你耳朵聋了?我说,家里的年夜饭,在‘御品阁’,订金就交了一万,总共八万。你弟弟今年谈女朋友了,女方一家人都要来,场面不能小了。你赶紧把钱转过来,不然人家的订金不退。”

御品阁。

我记得那个地方,市里最顶级的私人会所式餐厅,人均消费高得令人咋舌,一道菜动辄四位数。

八万块一顿年夜FE饭,多么阔绰的手笔。

而这份阔绰,与我无关。

“我没钱。”我轻轻地说出这三个字,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比如“今天苏黎世在下雪”

电话那头的呼吸陡然粗重起来。

“陈默!你什么意思?你没钱?你卖了公司几千万,跑到国外享福,你说你没钱?你有没有良心!我十月怀胎生你养你,现在让你结个年夜饭的账,你就跟我哭穷?你弟弟的人生大事不要紧吗?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全家在亲家面前丢尽脸面?”

一连串的质问,如同机关枪的子弹,密集地射向我。

每一颗子弹,都淬着我最熟悉的毒药——名为“亲情”的道德绑架。

我没有反驳,只是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

一张三十五岁的、看不出太多情绪的脸。

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而我的窗户,似乎早已被厚重的冰雪封死。

“那六百万,花完了?”我问,声音依旧平淡。

这个数字像一个开关,瞬间点燃了电话那头的火药桶。

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利刺耳:“你还提那六百万!那是给你的吗?那是家里的拆迁款!你弟弟要结婚,要买房,要创业,哪样不要钱?你一个当哥哥的,自己本事大,在外面挣了大钱,难道还要跟家里抢这点保命钱?陈默我告诉你,做人不能太自私!”

是啊,自私。

在他们眼中,我永远是那个自私的人。

因为我没有在拿到拆迁款的第一时间,主动双手奉上;因为我没有在母亲宣布所有钱都归弟弟时,表现出应有的欣喜和支持;更因为,我在那之后,选择了彻底的离开。

“既然钱都给了弟弟,这顿饭,理应由他来结。”我顿了顿,补充道,“这是他的场面,也是他的责任。”

“他哪有钱!他的钱都投到生意里去了!”母亲的回答脱口而出,带着一种蛮不讲理的骄傲,“他是要干大事的人!你这个当哥哥的,就应该帮他,扶持他!你现在翅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命令你,半小时内,把八万块钱转到我卡上!不然,你就永远别认我这个妈!”

嘟…嘟…嘟…

电话被狠狠地挂断了。

我放下手机,房间里恢复了极致的安静。

那句“永远别认我这个妈”,像一句古老的诅咒,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然而,它没有在我心里激起一丝波澜,甚至不如窗外飘落的一片雪花来得真实。

我走到吧台,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了冰。

琥珀色的液体在水晶杯中轻轻晃动,冰块发出细微的碎裂声。

三年前,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又何止是六百万。

他们拿走的是我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兄长,对那个“家”最后的一丝温情和幻想。

现在,他们却想用一顿八万块的年夜饭,来试探我是否还有被继续压榨的价值。

我举起酒杯,对着窗外阿尔卑斯的雪山,遥遥一敬。

敬我逝去的亲情。

也敬我……即将开始的反击。

手机屏幕亮起,是一条银行的短信提醒。

不是转账,而是母亲发来的她的银行卡号,后面跟着一句言简意赅的话:

“搞快点。”

我看着那串数字,嘴角牵起一个冰冷的弧度。

然后,我拨通了另一个号码,一个我存储为“Klaus”的联系人。

电话很快被接起,一个严谨而沉稳的德语口音传来:“Chen?”

“Klaus,是我。”我切换到流利的德语,语气瞬间变得锐利而精准,像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外科医生,“启动‘壁炉’计划。是的,就在现在。”

壁炉,Hearthstone。

家的基石。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块基石,从一开始,就附带着一份由我亲手写下的、冰冷刺骨的合同。

02

三年前的那个夏日,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老城区那栋爬满青苔的二层小楼里,气氛比外面的桑拿天还要压抑。

那是我最后一次踏进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

一张印着鲜红公章的拆迁协议摆在褪色的八仙桌上,数字那一栏,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陆佰万元整。

父亲去世得早,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把弟弟陈晖拉扯大。

我从大学开始就半工半读,后来创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公司走上正轨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母亲和还在上学的弟弟接到了省城,给他们买了宽敞的房子,每月给足生活费。

老城区的祖宅,便一直空着。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遗忘的角落,会因为城市发展规划,变成一块价值连城的“黄金”

“六百万啊……”母亲戴着老花镜,手指在那串零上反复摩挲,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光芒,一种混合着狂喜、贪婪和不安的光。

弟弟陈晖则显得更加直白,他几乎是抢过那份协议,激动得满脸通红:“妈!六百万!我们发财了!我可以买那辆我看中的宝马M4了!我还要开个公司,当大老板!”

我坐在他们对面,沉默地喝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茶水苦涩,一如我的心情。

从我进门开始,他们母子俩的对话里,就好像完全没有我的存在。

仿佛这栋祖宅的产权证上,我的名字是隐形的一样。

“妈,这笔钱,我们三个人分。”终于,我开口了。

母亲的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她摘下老花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陌生人。

“分?分什么分?陈默,你现在是大公司的老板,身家几千万,你还在乎这点小钱?”

我平静地看着她:“这不是小钱。而且,产权证上有我的名字,按照法律,我拥有一半的继承权。”

“法律?你跟我谈法律?”母亲的声音陡然尖锐起来,“我是你妈!我生你养你,没有我哪有你?你现在翅膀硬了,要跟家里算得这么清了?”

一旁的陈晖立刻帮腔:“哥,你这就没意思了。你那么有钱,还跟我们争这个干什么?这钱对我来说是启动资金,是我的未来!对你来说,不就是九牛一毛吗?你忍心看你弟弟一辈子没出息?”

“我希望你有出息,但应该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小八岁,从小被宠溺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

我的话显然刺痛了他。

“噌”地一下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我自己的努力?我怎么努力?我没你那么好的命!我告诉你陈默,这钱就是我的!你想都别想动一分!”

“陈晖!怎么跟你哥说话的!”母亲呵斥了一句,但眼神里却毫无责备之意。

她转过头,换上一副语重心长的表情,开始打起感情牌。

“默啊,你听妈说。妈知道你孝顺,也知道你本事大。可你弟弟不一样,他从小就没你聪明,也没你那么能吃苦。这六百万,你就当是帮衬他一把。他要结婚,女方要求城里有套全款房,有辆好车,这没个两三百万下不来。他还想自己做点生意,总不能让他去给别人打工看人脸色吧?剩下的钱,妈也得留点养老。妈不指望你,你那么忙,以后还要去国外发展,妈就指望你弟弟在身边端茶倒水了。”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精心打磨过的针,准确地刺入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她说我不孝顺,所以我应该放弃我的合法权益。

她说弟弟没出息,所以我应该为他的未来买单。

她说她养老要靠弟弟,所以我就应该识趣地退出。

多么完美的逻辑闭环。

在这个家里,我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成为弟弟的踏脚石和提款机。

我看着她那张写满“理所当然”的脸,心中最后一点温情,正在迅速冷却、硬化,变成一块坚冰。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六百万,一分钱都不会给我?”我一字一句地问。

母亲避开我的眼神,拿起桌上的协议,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不是不给你,是家里现在需要这笔钱。等你弟弟成家立业了,他会报答你的。”

“报答?”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他拿什么报答我?用这笔本就该属于我的钱吗?”

“陈默!”母亲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么冷血,这么斤斤计较!这钱放在你那,就是个数字!放在你弟弟这,是他的一辈子!你非要为了钱,毁了他,毁了这个家吗?”

“毁了这个家的,不是我。”我站起身,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母亲紧紧捂着口袋,像护着珍宝的母兽。

弟弟则站在一旁,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挑衅。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无比疲惫。

过去三十年里,所有为了这个家付出的努力和牺牲,都像一个笑话。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我转身,离开了那栋让我感到窒息的小楼。

身后,传来了陈晖兴奋的欢呼声。

我没有回头。

那天下午,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司。

我把法务和财务总监叫到办公室,下达了两个指令。

第一,起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我将出让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

第二,联系我指定的瑞士信托银行,设立一个专项的离岸家族信托。

财务总监一脸震惊:“陈总,公司正在高速发展期,为什么要现在卖掉股份?这是您的心血啊!”

我看着窗外的高楼林立,轻声说:“心血,也需要有地方安放。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两天后,拆迁款到账。

几乎是同时,母亲的电话就来了,语气急切地问我,是不是收到了银行的短信,让她赶紧去把钱转到自己卡上。

我告诉她,钱已经直接打到她的账户了。

六百万,一分不少。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母亲带着一丝怀疑和惊喜的声音:“真的?你……你真的全给我了?”

“是。”

“好,好儿子!妈就知道你最懂事!”她欣喜若狂。

我没有再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她不知道,在她收到这笔钱的那一刻,一份由我方法务团队公证过的、关于“家庭财产赠与及赡养义务”的声明,也同时生效了。

她更不知道,这六百万,不是结束,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开始。

一个关于清算与偿还的,漫长故事的开始。

03



挂断母亲的电话后不到十分钟,陈晖的视频请求就弹了出来。

我按了接通,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张在夜色中摇晃的脸。

他显然是在车里,真皮座椅的头枕上印着一个醒目的“M”标志,车内的氛围灯是骚气的紫色。

他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举着手机,镜头随着车辆的颠簸而晃动,背景是飞速倒退的城市霓虹。

“哥,”他开口了,语气里带着一丝炫耀和伪装的熟稔,“在瑞士过得怎么样啊?听说那边滑雪不错,等我这边公司上了市,也带女朋友过去玩玩。”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拙劣的表演。

那辆宝马M4,想必就是用那六百万的一部分买的。

他甚至没有给我展示一下车标,但他车内的一切细节,都在拼命地向我呐喊:看,哥,我现在过得比你好。

“我妈刚给我打电话了,”他见我不接话,便自己切入了正题,语气变得有些不满,“她说你不想付年夜饭的钱?哥,这就没意思了啊。八万块钱,对你来说算什么?就是一顿饭的事,让妈高兴高兴,也让我在我女朋友家人面前有面子,这不挺好吗?”

“你的面子,为什么要我来买单?”我反问。

陈晖似乎被我的直接噎了一下,方向盘猛地一晃。

他稳住车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耐烦。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是亲兄弟!什么你的我的,分那么清楚干嘛?再说了,当初那六百万,你不也‘大方’地给了妈吗?怎么现在为了一顿饭,就这么小气了?”

他特意在“大方”两个字上加了重音,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在他看来,我当初的“放弃”,不过是迫于母亲压力的无奈之举,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那六百万,是给母亲养老的。”我纠正他,“不是给你买车和炫耀的。”

“嗨,给妈不就是给我吗?”陈晖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妈就我一个儿子在身边,她的钱不给我花给谁花?哥,你别那么死板。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花了才是自己的。你看我现在,有车有公司,女朋友家里对我客气得不得了,这都是钱带来的。你懂吗?”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因为酒精和得意而涨红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可悲。

他以为自己掌控了金钱,实际上却早已被金钱腐蚀了心智。

他口中的“公司”,据我离开前所知,不过是一个注册资本十万,靠着拆迁款撑着场面的皮包公司,做的也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网红直播带货”

“你的公司,运营得怎么样?”我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提到公司,陈晖的兴致更高了。

“好得很!我上个月刚签了两个大网红,流水做得飞起!等过完年,我就准备搞A轮融资了。到时候,我就是陈总了,跟你一样!”

流水。

他用的是“流水”,而不是“利润”

这一个词,就暴露了他对商业的无知。

对于一个专业的投资人或者管理者来说,虚高的流水没有任何意义,健康的现金流和持续的盈利能力才是根本。

“是吗?那祝你好运。”我淡淡地说。

我的平静似乎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或者说,他没有从我这里得到预想中的羡慕和嫉妒,这让他很不爽。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的语气沉了下来,“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你就别惹她生气了。不就是八万块钱吗?你赶紧转过去,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年。你要是真把她气出个好歹来,你就是天大的不孝!到时候别说我这个当弟弟的不提醒你!”

这已经不是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用母亲的健康,来对我进行情感勒索。

这是他们母子俩最擅长的武器。

“陈晖,”我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冷了下来,“三年前,我就说过,你的未来,应该靠你自己。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如果你觉得一顿八万块的年夜饭,对你来说很重要,那就凭你自己的本事去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开着本应用来给你母亲养老的钱买来的豪车,来向你的亲哥哥进行乞讨和威胁。”

“你……!”屏幕那头的陈晖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陈默你他妈说什么?谁乞讨了?你信不信我……”

我没有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

“另外,我提醒你一句。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电话,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后。瑞士的交通法规定,酒后驾车是重罪。虽然国内的法规可能宽松一些,但为了你和你女朋友家人的安全,我建议你找个代驾。”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视频。

我没有兴趣再听他的咆哮。

我知道,我的话已经像一把匕首,精准地刺破了他那虚假的、由金钱堆砌起来的自尊心。

接下来,他会做什么?

恼羞成怒?

还是变本加厉?

我拭了拭水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将杯中剩余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热的暖意。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登录了一个加密的邮箱。

里面,有一封来自Klaus的未读邮件。

主题是:Hearthstone Project - Phase 1 Executed.

我点开邮件,里面是一份PDF附件。

附件的标题是:《关于“XX小区祖宅拆迁款”之家族信托资产管理人失职行为的法律风险提示函》。

这封函,此刻应该已经通过最高优先级的跨国快递,正在飞往我那座熟悉的家乡城市。

它的收件人,是本地最负盛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

而那位合伙人,将在二十四小时内,以我设立的“磐石家族信托”法律代表的身份,联系我的母亲——刘秀娥女士。

04

被挂断电话的母亲和陈晖,显然没有料到我会如此“顽固不化”

在他们看来,我过去所有的顺从和付出,已经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可以被无限度索取的角色。

我的反抗,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

除夕夜的后半夜,我的手机彻底变成了一个战场。

最先发来“炮火”的,是我那些已经许久不联系的亲戚们。

大姨的电话最先打进来,她的大嗓门几乎要刺破手机听筒:“小默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妈都快被你气死了!不就是一顿饭钱吗?你至于跟你妈置气吗?她养你这么大容易吗?你现在出息了,就忘了本了?”

我没等她说完,直接挂断,拉黑。

紧接着是二舅的微信语音,他的声音听起来“语重心长”“陈默,听舅一句话,百善孝为先。你弟弟要撑场面,你这个当哥的,理应支持。一家人,不要为了点钱伤了和气。你妈刚才血压都高了,你要是还认她这个妈,就赶紧把钱打了,再给你妈赔个不是。”

我长按,删除,拉黑。

随后,表哥、表姐、远房的叔叔……各种或指责、或劝说、或痛心疾首的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

他们的话术大同小异,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我是错的,因为我没有满足母亲和弟弟的要求。

我是不孝的,因为我让长辈生气了。

我是冷血的,因为我计较金钱而忽视了亲情。

这是一个由我母亲和弟弟精心编织起来的舆论网络。

在这个网络里,他们是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弱者,而我,则是那个拥有财富却为富不仁的“恶人”

我面无表情地处理着这些信息,像一个清理电脑垃圾文件的程序。

每一次挂断和拉黑,都像是在我的防火墙上,增加了一道新的规则。

终于,在一片嘈杂之后,世界安静了下来。

我以为他们会暂时偃旗息鼓,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创造力”

第二天,大年初一的早上,我的一个国内好友,给我发来了一个短视频平台的链接,后面跟着三个问号。

我点开链接。

视频的封面,是我母亲那张憔ăpadă的脸,配上了一行硕大的、加粗的标题:《身家千万的儿子远居国外,拒付八万年夜饭,可怜老母除夕夜泪洒饭桌》。

视频的内容,显然是经过精心剪辑的。

画面从一桌看起来无比丰盛的菜肴开始,旁边坐着愁眉苦脸的母亲,和义愤填膺的弟弟陈晖,以及他那位看起来有些尴尬的女朋友和她的家人。

背景音乐是那种悲怆的二胡曲。

陈晖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地控诉:“我哥,陈默,他现在有钱了,在瑞士定居,不管我们了。我妈就想让他帮忙付一下年夜饭的钱,让他也尽尽孝心,可他……他竟然说我们是乞丐!”

镜头立刻切到我母亲,她用手帕捂着眼睛,肩膀一抽一抽的,看起来伤心欲绝。

“我没想过他会变成这样……我只是想一家人……能有个好兆头……”

视频里还穿插了几张我的照片,都是以前公司宣传时用的商务照。

照片上的我,西装革履,看起来意气风发。

这些照片和视频里母亲弟弟的“凄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

“这儿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八万对他来说算什么?简直是白眼狼!”

“重男轻女的报应?楼上的别瞎说,视频里不是说了吗,拆迁款都给家里了,这儿子就是单纯的坏!”

“支持大娘!曝光他!让他身败名裂!”

“求博主放出这个不孝子的更多信息!我们去网暴他!”

看着这些充满了愤怒和正义感的评论,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愤怒,只觉得荒谬。

他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仅凭一个剪辑过的视频,就轻易地站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陈晖这一招,确实比那些亲戚的电话要“高明”得多。

他试图利用舆论,利用社会对“不孝”的普遍谴责,来对我进行公开审判,逼我就范。

他甚至在视频的最后,公开了我部分个人信息——我的中文名,和我曾经创立的公司名称。

他想毁了我的声誉。

然而,他算错了一件事。

我早已不是三年前那个还在乎国内声誉的公司创始人了。

我已经卖掉了所有股份,与那家公司再无瓜葛。

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人际网络,如今都在地球的另一端。

他用尽全力挥出的一拳,打在了一团棉花上。

不,甚至不是棉花,是打在了一块坚不可摧的钢板上。

我关掉视频,甚至懒得去举报。

我打开电脑,Klaus的律所邮箱里又多了一封新邮件。

主题是:Confirmation of Receipt.

邮件内容很简单,附件里是那家国内顶尖律所发来的回执,确认他们已经收到了“壁炉”计划的法律文件,并将在今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上午十点,正式与我的母亲刘秀娥女士取得联系。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苏黎世时间凌晨两点,国内时间上午九点。

还有一个小时。

我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坐在窗边,静静地等待着。

我知道,当那通电话打过去的时候,真正的风暴,才会降临。

而这场由他们亲手掀起的舆论闹剧,将会成为压垮他们自己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05

国内时间,上午十点整。

苏黎世的窗外,天色依然是深邃的墨蓝,几颗残星挂在天际。

我的公寓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此刻国内家中的情景。

或许,母亲和陈晖正刷着那个短视频下面的评论,为自己导演的这出戏所引发的“群情激奋”而感到得意。

他们大概以为,我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会顶不住压力,乖乖地把钱打过去,并附上一个卑微的道歉。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本地座机号码,应该会打到母亲的手机上。

她可能会以为是哪个义愤填膺的网友,或者是某个想要采访她的记者。

她会清清嗓子,准备用她那套排练好的、悲情母亲的剧本,来继续博取同情。

然而,电话接通后,传来的将不会是她预想中的任何声音。

那将是一个无比冷静、专业、不带一丝情感的男中音。

“您好,是刘秀娥女士吗?”

“我是。你哪位?”

“我是‘君诚律师事务所’的张瀚律师。受‘磐石环球家族信托基金会’的委托,正式向您致电。”

君诚律所。

本地乃至全国都排得上号的顶级红圈所。

母亲可能没听过,但只要陈晖在旁边,用手机稍微一查,就会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

“什么……什么信托?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母亲的声音里会充满戒备和茫然。

“刘女士,请您冷静听我说完。”张律师的声音会保持一贯的平稳,“三年前,您的儿子,陈默先生,在瑞士苏黎世成立了名为‘磐石’的家族信托。该信托旨在管理陈默先生的个人资产,并用于其直系亲属的长期赡养、医疗及应急支持。”

“根据信托协议,一笔价值陆佰万人民币的资金,作为首期赡养基金,于三年前的七月十五日,注入了由您担任唯一境内执行人的指定账户。您作为执行人的责任,是依照信托章程,以保障您本人晚年生活质量为首要目的,合理、审慎地管理和使用这笔资金。”

电话那头,会是死一般的寂静。

母亲和陈晖脸上的得意,会慢慢凝固,然后龟裂,最后化为难以置信的惊骇。

张律师会继续用他那不疾不徐的语调,投下更重磅的炸弹。

“然而,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资产购买记录以及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您严重违反了作为信托执行人的‘审慎管理义务’‘受益人公平原则’。”

“您在未获得信托委员会许可的情况下,将信托资产的绝大部分,一次性赠予了信托受益人之一的陈晖先生,用于购买非必要的奢侈品及投入高风险的商业活动。此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信托资产的安全性,并侵害了另一位核心受益人的长期养老权益。”

“因此,我所现在正式向您发出《法律风险提示函》。我们要求您,在收到本函的七十二小时内,提供完整的资金使用明细,并对您的失职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否则,‘磐石信托’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索权。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法院撤销您的执行人资格,并对已被不当处置的信托资产,进行强制追偿。”

“刘女士,简单来说,我们将会起诉您和陈晖先生,要求你们返还那不当使用的六百万元。听明白了吗?”

我几乎能想象出,在张律师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母亲那张瞬间失血的脸。

六百万。

返还。

这两个词,会像两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们母子心上。

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战利品,是他们从我这个“软弱”的儿子和兄长身上,用亲情和眼泪换来的横财。

他们从来没想过,这笔钱从一开始,就不是“赠予”,而是一份附带了最严苛法律条款的“有条件信托”

我不是在放弃,我是在设置一个陷阱。

一个只有当他们贪婪到极致时,才会触发的陷阱。

那个短视频,那些煽动性的言论,那些亲戚的指责,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证明他们是如何挥霍这笔“养老金”,又是如何反过来,用舆论攻击信托的设立人。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很短,充满了惊慌和愤怒:

“陈默!你到底做了什么!?”

是陈晖。

看来,张律师的电话,已经打完了。

我没有回复。

我站起身,走到咖啡机前,为自己重新做了一杯Espresso。

浓郁的香气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窗外的天光,已经开始微微发亮。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对于他们来说,审判日,降临了。

我端起咖啡,拨通了Klaus的电话。

“Klaus,是我。进行第二步。”

“明白。”

第二步,内容很简单。

将君诚律所的《法律风险提示函》,以加密邮件的形式,发送给陈晖那个所谓的“公司”正在接触的所有潜在投资机构。

并且,附上一份由瑞士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晖个人资产来源的尽职调查风险预警。

他不是想融资吗?

我倒要看看,当所有投资人都知道,他的“启动资金”是一笔随时可能被强制追回的非法所得时,谁还敢投他一分钱。

我要的,不是简单的报复。

我要的是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全面瓦解。

06



“壁炉”计划,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报复工具,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它的核心,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基于法律和商业规则的绝对控制。

Klaus,我的瑞士律师,与其说是律师,不如说更像一个精密系统的总工程师。

他冷静、严谨,对数字和条款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第二步已经执行。”Klaus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我们筛选了陈晖先生社交媒体上提及的,以及通过第三方数据追踪到的,共计七家可能与他公司有接触的风险投资机构。法律文件和风险预警已发送至这些机构的法务部门邮箱。”

“很好。”我啜了一口咖啡,“他们的反应呢?”

“根据我们的监控,其中四家机构的服务器已经下载并打开了邮件。预计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陈晖先生会接到他们‘委婉’的拒绝通知。”Klaus顿了顿,补充道,“Chen,恕我直言,这对他的那个‘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我清楚。”我看着窗外逐渐清晰的雪山轮廓,“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阵浪就足以摧毁它。”

陈晖的公司,从商业模式上就存在致命缺陷。

它过度依赖烧钱签约网红来制造虚假流水,本身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这种模式唯一的活路就是不断融资,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填旧的窟窿。

我切断了他的输血管。

接下来,只需要静静地等待他失血而亡。

果然,国内的下午,也就是苏黎世的清晨,我的手机再次被引爆。

这一次,不再是亲戚们的骚扰,而是陈晖歇斯底里的咆哮。

他似乎换了无数个号码,执着地想要打通我的电话。

我任由手机在桌上震动,没有接。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无非是质问、咒骂,然后是恐惧之下的求饶。

我没有兴趣听。

直到一个视频电话请求弹出来,发起人是母亲。

我犹豫了一下,按了接通。

屏幕里出现的,不再是那个在短视频里扮演悲情角色的母亲。

她的头发散乱,眼神中充满了血丝和惊恐,那张曾经对我颐指气使的脸,此刻写满了憔悴和崩溃。

陈晖就在她旁边,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双眼通红,死死地瞪着我。

“陈默!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要逼死我们!”母亲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们。”我平静地看着她,“是谁,先试图用舆论来逼我?”

母亲被我问得一噎,旁边的陈晖立刻吼了起来:“我们逼你?我们让你付个饭钱,你就找律师来告我们!还要追回那六百万!陈默,你还有没有人性!那是我妈的钱!”

“首先,那不是‘饭钱’,那是八万块。其次,我不是‘告’你们,我是在维护信托资产的安全。最后,”我把目光转向母亲,“那笔钱,从法律上讲,从来就不是你的钱。你是它的‘管理人’,而不是‘所有人’。在你决定把钱全部给陈晖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职了。”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事实,不带一丝感情。

“我……我不懂什么信托!什么管理人!”母亲开始耍赖,这是她最后的武器,“我只知道,那是我房子的拆迁款!你是我的儿子,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如果你不懂,君诚律所的张律师会让你懂的。”我淡淡地说,“至于‘儿子的钱就是母亲的钱’这种观念,它存在于伦理和情感层面,但很遗憾,它不存在于法律层面。尤其是,当这份‘赠予’,从一开始就附带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信托协议时。”

陈晖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别他妈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问你,那些投资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今天早上全都取消了和我的会议?是不是你搞的鬼!”

他的“公司”果然出问题了。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我只是让我的律师,向一些相关机构,陈述了一些客观事实而已。”我说。

“你毁了我的事业!”陈晖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你的那不叫事业,陈晖。”我摇了摇头,语气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怜悯,“那是一个用你母亲的养老金堆起来的、随时会破灭的泡沫。我只是提前戳破了它,免得你们陷得更深,欠下更多的外债。”

“我不用你假好心!”他咆哮道,“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撤掉那些狗屁律师函!不然我……我就去法院告你遗弃!告你不赡养老人!”

最后的疯狂。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轻轻地笑了。

“告我?用什么理由?用那段你们精心制作的、控诉我不付八万年夜饭的短视频吗?”

我顿了顿,清晰地看到他们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去。

“陈晖,你可能不知道,那段视频,现在是证明你们‘不当使用信托资金’的、最有利的证据。它完美地展示了,你们是如何在坐拥六百万资产的情况下,依旧试图向我索取高额消费资金,并在我拒绝后,对我进行舆论攻击的。我相信,张律师和法官,都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么一份宝贵的材料。”

“至于赡养,”我把目光重新投向母亲,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微微发抖,“信托协议写得很清楚,我的赡养义务,已经通过设立六百万的养老基金,一次性、超额地履行了。是你们自己,把这份保障给挥霍掉的。法庭上,你猜法官会相信一份有着瑞士银行和顶级律所背书的信托文件,还是相信一个把自己养老钱全部给儿子买豪车的母亲的哭诉?”

死寂。

视频那头,是长达半分钟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陈晖脸上的愤怒和嚣张,正在一点点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

而我的母亲,她呆呆地看着屏幕,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终于开始明白,她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可以被她随意拿捏的儿子。

她面对的,是一个由法律、商业和金钱构建起来的,冰冷而严密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开关,正握在我的手中。

07

在绝对的、冰冷的规则面前,一切情感绑架和撒泼打滚都显得苍白无力。

陈晖显然是第一个认清现实的人。

他的“事业”在一夜之间崩塌,所有投资人避之不及,合作伙伴开始催讨欠款,用虚假流水堆砌的繁荣假象,如同被戳破的肥皂泡,瞬间化为乌有。

他终于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是一次家庭争吵,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中,他连对手的影子都摸不到,就已经被缴械了。

大年初三,我接到了陈晖的电话。

这一次,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嚣张和威胁,只剩下一种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的虚弱和颓败。

“哥……”他只叫了一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没有出声,静静地等待着。

电话那头传来了压抑的喘息声,过了很久,他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我错了,哥。你放过我们吧。”

“放过你们?”我反问,“是谁不放过谁?”

“是我!是我的错!我不该撺掇妈拍那个视频,不该找亲戚去烦你,更不该……不该打那笔钱的主意。”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公司……公司完了。签的网红要解约,还要赔违约金。房东在催房租,供应商的款也到期了。我……我把钱都投进去了,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果然,泡沫的破裂,比想象中更惨烈。

“那辆宝马呢?”我问。

“……也准备卖了。但是二手车商压价压得太狠,根本填不上窟窿。”

“窟窿有多大?”

陈晖沉默了一会儿,报出了一个数字:“……一百二十万。”

我并不意外。

用六百万的本金,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制造出一百二十万的债务。

这就是我这位“商业奇才”弟弟的真实水平。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我问。

“哥,你跟那个……那个律师说一下,别告我们了,行吗?那六百万我们还,我们肯定还!但是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让我把眼前的难关过去?”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希冀,“只要一百二十万,不,一百万就行!我保证,等我东山再起,我连本带利还给你!”

东山再起?

我几乎要被他的天真气笑了。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从根子上就烂掉了。

给他再多的钱,也只会制造出更大的窟窿。

“陈晖,你到现在还没明白。”我冷冷地说,“你没有‘东山’,所以也谈不上‘再起’。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

“那……那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要去坐牢吗?妈知道了会疯的!”

“坐牢倒不至于。”我客观地分析道,“信托追索是民事纠纷,不是刑事案件。最坏的结果,是法院判决你们返还全部不当得利,并强制执行你们名下的所有资产。如果资产不足以偿还,你和母亲,将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俗称的“老赖”

这个词的分量,陈晖显然是懂的。

这意味着他将无法乘坐高铁和飞机,无法进行高消费,甚至子女的教育都会受到影响。

这对他来说,比坐牢还要可怕。

电话那头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混乱。

“不……不能这样……哥,你帮帮我!看在爸死得早,妈一个人拉扯我们长大的份上,你帮帮我这一次!”他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妈拉扯我们长大,所以我设立了六百万的养老信托,让她安享晚年。”我打断他,“是你,亲手毁掉了这份保障。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提这些?”

陈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而我,没有选择推他下去,但也没有打算拉他上来。

“办法不是没有。”我缓缓开口。

他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第一,立刻联系张律师,无条件配合他进行资产清算。包括那辆车、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以及你母亲名下所有的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

“那……那我们住哪?”

“清算完毕后,信托基金会根据剩余资产,重新评估你母亲的养老方案。也许是在一个普通的二线城市,租一套小房子,每月领取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生活费。也许是入住一家中档的养老院。”

“那我呢?”

“你?”我停顿了一下,“你是一个四肢健全的成年人。去找份工作。送外卖、开网约车、去工地搬砖,都可以。用你自己的劳动,去挣每一分干净的钱。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我知道,我的这番话,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残忍。

这等于将他从云端直接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剥夺了他所有的幻想和尊严。

但我也知道,这是救他,也是救这个家的,唯一的方法。

刮骨疗毒,非如此不可。

“哥……”许久之后,陈晖的声音再次响起,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妈她……她这两天一直没怎么吃饭,人瘦了一大圈。她要是知道房子也要被收走,我怕她会撑不住。”

“撑不住也得撑。”我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动摇,“这是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

08



母亲病倒了。

这个消息,是陈晖在三天后告诉我的。

他说母亲在得知房子也可能保不住之后,就一病不起,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

“哥,医生说妈这是急火攻心,再这样下去,人会垮的。我求你了,你跟律师说一声,房子……房子能不能留下?那是妈唯一的念想了。”陈晖的声音疲惫而沙哑,这几天他显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沉默了片刻。

房子,那套我当初为他们买在省城的房子,确实是母亲炫耀和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收走它,对她的精神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但,我也清楚,如果不斩草除根,他们的贪念和依赖,就永远不会消失。

任何一点心软,都会让之前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

“陈晖,你带母亲去医院,所有合理的医疗费用,信托基金可以支付。”我说,“但是,房子的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陈服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惩罚,这是规则。”我的语气不容置疑,“你们有两条路。第一,积极配合清算,保留你母亲作为养老金受益人的资格,在新的框架下,获得一份体面的、足以安度晚年的生活保障。第二,继续对抗,那么信托将启动诉讼,最终结果可能是你们失去一切,并且背上‘老赖’的身份。你自己选。”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能想象到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也能想象到陈晖在医院走廊里焦头烂另外样子。

说内心没有一丝波澜,是假的。

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但理智告诉我,此刻的退让,就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

我不能再让他们把我拖入那个无底的漩涡。

接下来的一周,陈晖没有再联系我。

我通过Klaus和张律师的每日报告,了解着国内的进展。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陈晖卖掉了那辆宝马M4,价格比他预想的还要低。

他开始主动联系君诚律所,提交母亲名下的各种资产证明。

那个短视频,也早已被他自己删除得干干净净。

一切都在按照“壁炉”计划的预设轨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周后,张律师给我发来了一份详细的资产清算报告。

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

那六百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几乎被挥霍一空。

除了那辆贬值严重的宝马,和陈晖那个资不抵债的皮包公司留下的一堆烂摊子,真正剩下的现金,不足五十万。

而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因为地段好,倒是增值了不少。

“陈先生,”张律师在电话里给出了他的专业建议,“按照信托协议,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强制执行这套房产,用以弥补信托基金的亏空。但考虑到刘女士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居住需求,我们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方案。”

“你说。”

“我们可以和他们签署一份补充协议。房子,可以暂时不收回,允许刘女士继续居住。但是,这套房子的产权,必须转移至‘磐石信托’名下。同时,陈晖先生必须签署一份劳动保证协议,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每月将其收入的50%,用于偿还他所造成的信托资金亏空,直到还清一百二十万的债务为止。”

我立刻明白了张律师的用意。

这是一个兼顾了“法理”“人情”的方案。

留下房子,给了母亲一个心理上的缓冲,避免了最激烈的冲突。

但产权的转移,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再次变卖资产的可能。

而对陈晖的约束,则是一种“劳动改造”

让他从一个妄想一步登天的投机者,变成一个必须脚踏实地、用汗水偿还债务的普通劳动者。

这比单纯的惩罚,更有意义。

“就这么办。”我同意了张律师的方案。

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冷血的怪物。

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让他们家破人亡。

我想要的,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边界感和尊重。

我想要的,是让他们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不劳而获,更没有理所当然。

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09

补充协议的签署过程,据说异常艰难。

母亲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家贼难防”“养了个白眼狼”

陈晖则像一具被抽去灵魂的木偶,全程沉默,只是在张律师指出签字位置的时候,机械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当他在那份长达十年的“劳动偿债协议”上按下手印时,他的人生,被强行拨回了原点。

一个他从未想过,也极度鄙视的原点。

他不再是开着宝马、出入高档会所的“陈总”

他成了一个背负着百万债务,必须从零开始的普通人。

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陈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连锁快餐店里当后厨学徒。

月薪三千五,试用期三个月。

这个消息是张律师告诉我的。

他说,陈晖去应聘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挑剔,仿佛任何一份能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都是救命稻草。

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或许,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依靠和幻想之后,才能真正脚踏实地。

母亲出院了。

身体上的病痛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很快痊愈,但心里的那道坎,却不是那么容易迈过去的。

她搬回了那个房子,但那个房子已经不再属于她。

她只是一个“租客”,一个被允许免费居住在这里的受益人。

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在邻里间炫耀。

据说,她甚至解散了她那个“麻将太太团”

那个家,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曾经的喧嚣、炫耀和理直气壮,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和沉寂。

又是半年过去,时间进入了深秋。

苏黎世的秋天,美得像一首诗。

山间的树林被染上了金色和红色,湖水蓝得像一块宝石。

这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视频电话。

是母亲。

她看起来比半年前更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但她的眼神,却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默……”她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嗯。”我应了一声。

我们之间沉默了很久,仿佛隔着千山万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弟弟……他现在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她缓缓地说,“每天弄得一身油污,手也变得很粗糙。上个月,他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全额工资,五千块。他给信托账户转了两千五,然后用剩下的一千块,给我买了一台新的电暖器,因为天快冷了。”

我的心,轻轻地颤动了一下。

“他还说……”母亲的眼圈红了,“他说,以前是他不懂事,对不起你。他说他会好好工作,把欠你的钱,一分一分地还上。”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默啊……”母亲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但这一次,不再是撒泼和要挟,而是一种深深的悔恨,“是妈错了。妈对不起你。妈从小就偏心,总觉得你本事大,就该让着弟弟。妈以为那是为他好,结果……结果是害了他,也伤了你。”

她抬起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你上次说的对,这个家……是被我们自己毁掉的。”

我看着屏幕里那个满脸泪痕的老人,那个曾经让我又爱又恨的母亲,心中百感交集。

我赢了吗?

我用法律和商业规则,赢得了这场家庭战争的胜利。

我保住了我的财产,也“教育”了我的家人。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

“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有些沙哑,“照顾好自己。天冷了,多穿点衣服。”

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对她说出这样的话。

母亲愣住了,随即,泪水再次决堤。

她捂着嘴,拼命地点头,泣不成声。

挂断视频,我走到窗边,看着远处被夕阳染成金色的阿尔卑斯山脉。

积雪正在融化。

或许,我心中的那座冰山,也开始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这场战争,似乎终于要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走向终结。

但,真的结束了吗?

10

又一个除夕夜。

苏黎世依然飘着雪,不大,但细密,像撒下的盐粒。

我的公寓里一如既往的安静、温暖。

这一年里,我没有再回国。

和家里的联系,仅限于母亲偶尔打来的视频电话。

电话里,她不再提钱,也不再抱怨。

她会说说天气,说说陈晖的工作,说说她自己新培养的爱好——侍弄阳台上的几盆花草。

她的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仿佛生怕说错了什么,会再次触怒我这个远在天边的“债主”

陈晖没有再直接联系过我。

但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来自“磐石信托”的财务简报。

简报上,会有一笔固定金额的“债务偿还”入账,从未间断。

从快餐店后厨,到汽修厂学徒,再到后来,他凭借着对汽车的熟悉,成了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的评估师。

他的收入在缓慢但稳定地增长,那笔偿还的款项,也从最初的两千五,变成了四千,五千。

那笔一百二十万的债务,像一个沉重的枷锁,牢牢地锁着他的人生。

但似乎,也成了一根标尺,在度量着他的成长。

除夕夜的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工作或看书。

我破天荒地走进厨房,笨拙地按照网络上的菜谱,为自己准备一顿简单的年夜饭。

几个速冻饺子,一盘炒青菜,还有一个番茄鸡蛋汤。

就在饺子即将出锅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母亲的视频电话。

我接起来,屏幕那头,是家里的客厅。

陈设依旧,但干净整洁了许多。

母亲和陈晖都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也摆着几盘家常菜。

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御品阁的奢华,但看起来,却充满了烟火气。

“哥,新年好。”先开口的,是陈晖。

他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精神了许多。

曾经的浮夸和戾气消失了,取而代代的是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沉稳。

“新年好。”我点了点头。

“默啊,吃饭了吗?”母亲在一旁问,眼神里是真切的关怀。

“准备吃了。”我把镜头对准我锅里的饺子。

“哎哟,怎么就吃这个?还不都是素的。”母亲心疼地皱起了眉,“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省钱。”

我心中一暖,又觉得有些讽刺。

曾几何时,她所有的关怀,都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钱。

而现在,当钱的因素被彻底剥离后,这份关怀,才显得如此纯粹。

“哥,”陈晖忽然开口,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手里捏着一个酒杯,“去年……去年的事,对不起。我想给你……敬杯酒,赔个罪。”

他站起身,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前我总觉得,你生来就比我强,什么都唾手可得。我嫉妒你,怨恨你。直到我自己去工作,去挣每一分辛苦钱,我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容易的。你以前吃的苦,比我多得多。”他抬起头,眼睛有些红,“那一百二十万,我会还清的。一分都不会少。”

我看着他,这个脱胎换骨的弟弟,心中五味杂陈。

我用最冷酷的方式,逼他成长。

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好好生活吧。”我最终只说了这么一句。

就在这时,我公寓的门铃响了。

我有些意外,这么晚了,会是谁?

我走到门口,通过可视门铃,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站在门外,手里捧着一个巨大的食盒。

是Klaus。

我的律师。

我打开门,Klaus微笑着走进来,将食盒放在餐桌上。

“Chen,新年快乐。我太太听说你一个人过节,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些我们家乡的传统菜肴,希望你喜欢。”

食盒打开,里面是烤得金黄的奶酪,香气四溢的肉肠,还有热气腾腾的土豆饼。

我愣住了。

“快吃吧,不然要冷了。”Klaus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看到手机屏幕上,母亲和陈晖正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默,你有客人啊?那我们不打扰你了,你快吃饭吧。”母亲善解人意地说。

挂断视频,我坐在餐桌前,看着眼前丰盛的异国菜肴,和自己锅里那几个孤零零的饺子,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用最严密的商业逻辑和法律武器,斩断了与原生家庭的纠葛,为自己赢得了绝对的自由和安宁。

我以为,我从此将一个人,在这座冰冷的、用规则筑成的城堡里,度过余生。

可是在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一个本该只谈生意的律师,给我送来了家的温暖。

而那个我避之不及的家,也隔着六千公里的距离,传来了一声迟到的、但真诚的道歉。

我赢了吗?

我输了吗?

或许,人生本就不是一场非赢即输的游戏。

我拿起叉子,叉起一块滚烫的烤奶酪。

浓郁的奶香在口中化开,温暖而醇厚。

窗外,雪渐渐停了。

苏黎世的夜空,清澈如洗,一颗启明星,在天边,格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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