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邻村有个在部队的大官,听说过却从没见过,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村里人提起他,语气里总掺着点说不清的味道,有羡慕,有敬重,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分,就像村头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伸到了天上,可根扎在哪里,谁也摸不透。
他是邻村走出去的独苗,爹妈走得早,是叔伯拉扯大的,二十出头扛着铺盖卷去当兵,一走就是几十年,从毛头小子熬成了旁人嘴里的大官。听叔伯家的孩子说,他这些年官越做越大,忙得脚不沾地,逢年过节也就寄点钱回来,偶尔打个电话,电话里也多是问叔伯的身体,说不了几句就被那边的事打断,匆匆挂了。
村里人都盼着他能回来看看,叔伯更是逢人就念叨,说他从小就孝顺,只是身不由己。每年春节,叔伯都会把他儿时住的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炕烧得暖烘烘的,桌上摆着他小时候爱吃的炒花生、柿饼,可年年等,年年都是空。有人劝叔伯,说他在外头风光,怕是早忘了老家的根,叔伯总是摆摆手,红着眼眶说,部队的事重,他身不由己。
其实他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每次归期定了,总被各种事耽搁。有时是紧急的任务,有时是手头的工作没交接完,有时是想着等再稳定点,带点东西回来,让老家的人看看,可日子推着走,一拖就是一年又一年。他也会在深夜翻出老家的照片,照片里是低矮的土坯房,门口的老枣树,还有叔伯佝偻的身影,心里堵得慌,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村里人在背后议论,知道叔伯的期盼,可他在那个位置上,身不由己,肩上的责任扛着,容不得他半点任性。
邻村的路修了,从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村里盖了新的村委会,装了路灯,只有叔伯家的土坯房还守在村尾,和周围的新屋格格不入。叔伯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走路也需要拄着拐杖,可还是每天坐在门口,朝着村口的方向望。有人问他等谁,他说等侄子回来,有人说他侄子怕是回不来了,他就不说话,只是默默擦着眼睛。
他终于抽开身,定了回家的车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还买了叔伯爱吃的点心,想着这次一定要好好陪陪叔伯,看看老家的变化。可车开到半路,电话又打来了,是单位的紧急通知,需要他立刻回去。他捏着电话,手指攥得发白,窗外的风景往后退,像极了这些年他想回却回不去的路。他挂了电话,让司机掉头,心里的疼一阵一阵的,像被针扎着。
他不知道,那通电话的第二天,叔伯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嘴里还念叨着他的名字。村里人给她打了电话,他赶回来的时候,叔伯已经走了,脸上还带着期盼的神情。他跪在叔伯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眼泪止不住地流,手里的点心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村里人看着他,依旧是恭敬的模样,可眼神里的生分更浓了。他在老家待了三天,处理了叔伯的后事,把土坯房收拾好,锁上了门,又匆匆走了。这次走后,村里人再提起他,语气里只剩惋惜,说他风光半生,却终究没能见上亲人最后一面。
村尾的土坯房依旧守在那里,门口的老枣树结了又落,桌上的炒花生和柿饼,再也等不到那个爱吃的人。他在外头依旧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大官,只是深夜独处时,总会想起老家的土坯房,想起叔伯的期盼,心里空落落的,像缺了一块,再也补不上。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远了,有些遗憾,一旦留下,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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