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将军：乾隆都不敢动，和珅不能比，功高盖主依旧善终

乾隆朝说起能打仗的，将领里常被提起的是一人。

他在嘉庆二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被不少史家称作清代“第一大将军”。

这人出身并不寒微。

阿桂的父亲阿克敦，先后做到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乾隆元年前后就已是朝中红人。

按八旗体制算，他是标准的“官二代”。

满洲贵族人口本来就不多，为了巩固统治，朝廷在选拔时往往优先照顾这类出身的人才。

不过同时代的很多旗丁，到了乾隆十几年的和平岁月里，早就迷上了田庄和享乐。

真正愿意啃书本、练本事的年轻人，在这批贵族子弟里反而成了少数。

据同僚回忆，阿桂十几岁时“闻人谈史事，即了了”。

在那个还看重《二十四史》的年代，能随口复述大略，被视为很难得的基础功夫。

乾隆元年登基后不久，他以副榜贡生的身份被选入国子监。

那时能进这所最高学府的旗人，每年不过几十名。

在国子监学习的同时，因为阿克敦在雍正、乾隆两朝都立过战功，他很快被荫授为大理寺丞。

二十来岁就能一边上班一边读书，在当时算是“双轨培养”。

乾隆三年，他在乡试中得中举人，算是完成科举“第一关”。

在重视科甲出身的清代，这一纸功名往往决定了后面三十年的仕途高度。

有了三年的挂职经历和这份学历，乾隆很快把他调入兵部，任主事。

从此离开礼仪口岸，正式走向军政一线。

乾隆八年，他又被抽入军机处值班。

每天处理的奏折中，有不少与西北、川边战事有关，也因此开始被皇帝直接注意到。

在军机处几年，他被视为“可造之材”。

但乾隆十年之后，按照轮岗制度，他被外放到户部银库做郎中，负责出纳库银这件高风险差事。

银库是户部“命根子”，账目差一两，责任都要算到郎中头上。

没做几年，库银出了一起被窃案，他被扣上“失察”之名，职级立刻降了一等。

这次打击让他第一次尝到仕途逆风的滋味。

但也正因为去过户部，他后来在西北战场上管粮台，才能算准每一笔军费开支。

降级后，他被调回兵部任员外郎。

在纸面上，这不过是从四品到五品的小差别，却把他与军机处的核心圈子隔开了好几年。

真正的重挫出现在乾隆十三年。

这一年，他随班第赴四川，与川陕总督张广泗合军，进攻大小金川，连打数月未克。

金川山地地形复杂，清军在一年内损失的兵力过万。

乾隆震怒之下，张广泗被处死，前后五年经略投入的军费，折合银两就超过数百万两。

在查办战事失利责任时，阿桂也被御史联名参劾。

若按律办，他很可能在三十多岁时就被下狱定罪。

最后还是乾隆出手，从宽处理。

他被勒令回家“养疴”，表面上是开恩，实则是暂时冻结仕途，用一年半时间冷却风头。

这种起落，对于少年得志的人，是难得的一堂课。

他在信中提到自己“谨守一室”，不过邀三两旧友读书、谈兵，基本与朝政保持距离。

乾隆十五年前后，朝廷在西北对准噶尔局势重新布局。

阿桂在被闲置大约两年后，被重新起用，赴军前担任粮台官，暂不授战职。

在准噶尔战场，他管的是“吃饭”这件实事。

每天掌握出入库银与粮数，半年内几乎没出现一次计算误差，连靖边副都统等蒙古亲王都愿意替他上表求奖。

乾隆十八年，准噶尔再度反叛。

此前主负责后勤的他，主动请战，亲自率队追击叛军残部，不到一年，边地告捷。

战后，他被升为工部侍郎，正式进入从二品序列。

从一名因失察受过处分的郎中，到能单独署“侍郎”印信，只用了大约五年时间。

西北战事稍定后，他被留在伊犁负责屯田。

这项政策关系到未来十年以上的军费来源和边防供给，涉及的垦地面积动辄以千顷计算。

后来再征大小金川、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出兵缅甸、安南，每一场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乾隆在所谓“十全武功”中，有多场明确任命他为大将军，统率满汉八旗与绿营军。

军中有句流传颇广的话，说他“只认将军令，不认玉玺”。

意思是，在前线执行军令时，他宁可担下责任，也不愿频繁写折回京等批。

乾隆对他既倚重又有几分忌惮。

一方面，朝廷需要这样懂兵、肯冲锋的指挥官；另一方面，他所辖兵力在关键时刻往往超过十万人。

等到主要的对外战事在乾隆五十年前后逐步收尾，他的官位也连续提升。

先是武英殿大学士，再到首席军机大臣，最后大学士班列第一，几乎攀升到文官系统的顶点。

与他常被放在一起比较的，是仕途同样显赫的和珅。

后者在嘉庆四年被抄家，赐自尽，时年四十九，家中查抄银两折合数千万两。

和珅之所以能在乾隆后期权倾朝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揣摩”。

许多奏折都能替皇帝说出“心中那句”，哪怕这句话并不一定对。

乾隆当然知道他贪。

但从二十多岁起，和珅便承担了大量实际事务，包括军机处奏办、内务府采买，皇帝默许了其以权敛财的空间。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乾隆的纵容既是保护，也是伏笔。

等到嘉庆元年登基，几乎所有关于和珅的不法细节，都可以在短短三年内被翻出。

阿桂的路子截然不同。

他在几十年里多次负责军费、军粮与边疆经略，却很少被后人指摘贪污，连同僚笔记中也少见关于他“取一分不当之财”的记载。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私心，只是把边界画得更死。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十八世纪，敢在银两问题上谨慎行事，本身就是一种保命选择。

嘉庆二年，他八十二岁病逝，获得的谥号还算体面。

按清代惯例，一个人能活过七十就算高寿，而他经历了至少三十年高强度军务，最终仍算得上“善终”。

回看这一代人的命运，多少带点时代味道。

皇帝一人手握用人、夺权、定罪三道生杀大权，十全武功、吏治得失，都绕不开乾隆个人的喜恶与算计。

阿桂的经历让人看到，在同一套制度下，选择可以不完全一样。

有人靠逢迎积累权势，也有人试图用相对克制的方式穿过四十余年的风浪。

至于哪一种活法更接近那个时代多数官员的真实选择，或许需要更多史料与个案去比对。

后人读到这些年号和数字时，会怎么理解那段复杂的君臣关系，也许还会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