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和为何能够善终：发小情谊与为官智慧的双重庇佑

在明初洪武年间的血雨腥风中，开国功臣大多难逃朱元璋的猜忌屠刀，如李善长、蓝玉等皆身败名裂，唯有汤和以“信国公”之尊寿终正寝（1395年病逝，享年70岁，追封东瓯王）。其善终并非偶然，而是发小情谊、为官智慧与政治审时度势的综合结果，堪称明初功臣“生存教科书”。

汤和雕像

一、发小根基：同乡旧谊与早年恩情

汤和与朱元璋同为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自幼相识，是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引路人。早年间，汤和已投身郭子兴麾下，却主动写信邀朱元璋入伙，为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契机。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让朱元璋对汤和始终怀有特殊情感。

• 对比其他功臣：

  徐达、常遇春虽战功赫赫，但与朱元璋的“发小情分”远不及汤和。朱元璋称帝后，对汤和的信任基础（如允许汤和称呼其乳名“重八”，仅马皇后有此待遇），正是源于早年的深厚羁绊。

• 政治价值：

  汤和的“元老身份”既是资本，也是护身符。他见证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全过程，知根知底的关系使朱元璋对其“忠诚度”的猜忌成本更低——毕竟，汤和若有反心，早可在朱元璋微末时发难，无需等到皇权稳固后冒险。

朱元璋

二、为官智慧：低调、让利与急流勇退

1、不居功，忍辱负重

• 爵位之争的退让：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汤和战功本可封公，却因“征闽时私放陈友定余孽”（或朱元璋刻意打压）仅封中山侯（28侯之首）。他毫无怨言，坦然接受，甚至在伐蜀表现平平遭朱元璋数落时，“顿首谢罪”，尽显谦卑。

• 权力面前的克制：

  与蓝玉“居功自傲、蓄养私兵”不同，汤和不炫耀功勋，不结党营私。史载其“沉敏多智，颇有酒过”，但仅在守常州时“醉怨朱元璋”（唯一过失），此后终生谨守臣节，避免任何可能触怒皇权的言行。

2、主动交权，急流勇退

• 退休的艺术：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汤和敏锐察觉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猜忌（如胡惟庸案后清洗加剧），以“年事已高，愿归故乡”为由主动交还兵权。朱元璋大悦，不仅赏赐金银田宅，还为其在凤阳建府邸。此举既表忠心（“不恋权”），又彻底消除朱元璋对其“拥兵自重”的疑虑。

• 自污保身：

  退休后，汤和“嗜酒自秽”——索要百名美女，沉迷享乐，甚至遣散侍妾、散尽家财（“所得赏赐分送部属，对亲朋父老热情相待”）。这种“胸无大志、只图享乐”的形象，与萧何“自污名节以释君疑”异曲同工，让朱元璋确信：汤和已无政治野心，仅求安享晚年。

3、远离政治漩涡

汤和请辞

• 避祸于朝堂之外：

  汤和退休后定居凤阳，不参与京城纷争。当朱元璋清洗李善长、蓝玉集团时，他“避而远之”；太子朱标去世后，虽短暂“接掌兵权”，但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立即归还兵权，返回故乡。这种“政治敏感度”——在皇权交替的微妙时刻，迅速切割权力，确保自身不卷入储君之争，进一步巩固了朱元璋对其“无害”的判断。

三、朱元璋的“特殊对待”：旧情与现实的权衡

汤和善终

朱元璋对汤和的容忍，亦源于现实政治需求：

• 军事价值的剩余利用：

  汤和虽退隐，仍在倭寇犯边时被朱元璋“力主起复”。他仅用两年便构建浙闽沿海防御体系（如修建卫所、训练水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虽老仍有用，且无野心”，成为朱元璋“以功臣御边患”的典范，既利用其能力，又彰显皇权对功臣的“恩威并施”。

• 政治标杆的塑造：

  汤和善终的结局，可作为朱元璋“并非滥杀功臣”的舆论缓冲——若连最亲近的发小都容不下，其嗜杀之名更难洗白。汤和的存在，为洪武朝血腥清洗中的“人性化”一面提供了注脚，客观上也让其他功臣（如后期未遭清洗的耿炳文等）看到“低调保命”的希望。

四、历史启示：权力场中的“生存哲学”

汤和的善终，本质是“知进退、明得失、守本分”的官场智慧：

• 以旧情为基，而非恃宠而骄：

  他深知朱元璋的底线（皇权至上），即便有发小情谊，也绝不越界（如不干预朝政，不结党营私）。

• 以谦卑为盾，而非居功自傲：

  面对爵位不公、帝王斥责，他选择隐忍退让，将自身姿态放低，让朱元璋“挑不出错”。

• 以退为进，而非恋栈权位：

  在皇权最敏感的“收兵权”问题上，他主动交权，甚至自污名节，彻底打消帝王的猜忌。

对比之下，蓝玉“骄纵不法”、胡惟庸“擅权结党”，皆因触碰朱元璋“皇权独尊”的红线；李善长“明退暗留势力”，亦因未彻底斩断政治联系而遭清算。汤和的生存之道，恰似中国传统智慧中“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实践，在明初高压政治中，为自己赢得了“善终”的稀缺结局。

李善长和刘伯温

历史结语：汤和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体现，更是明初皇权与功臣关系的缩影

他以发小情谊为纽带，以低调让利为策略，以急流勇退为保障，在朱元璋的屠刀下“全身而退”，成为洪武朝功臣中罕见的“幸存者”。其经历警示后人：在权力的漩涡中，“明哲保身”需兼具对局势的判断、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自身欲望的克制——这正是中国古代官场“生存艺术”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