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再看贺建奎：论文非顶刊不发，被打后仍狂言，基因编辑的伦理红线不能碰

2026年，距离贺建奎刑满释放已过去近4年，距离那场震惊全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也已过去了8年。本以为这场跨越数年的舆论风暴会逐渐平息，可这位争议缠身的科学家，却再次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一边放言论文只配发《Nature》《Science》，一边爆料自己被不明人士当街殴打，网友们的争论也因此彻底炸翻。

有人骂他不知悔改、哗众取宠，也有人替他辩解“科研先锋难免被打压”；有人感慨“科技失控有多可怕”，也有人深思“伦理到底该如何约束创新”。而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从2018年的惊天丑闻，到2026年的闹剧频发，贺建奎的每一步，都踩在科学与伦理的刀尖上，也折射出人类在科技飞速发展中，始终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

闹剧升级：非顶刊不发论文，转头就被当街殴打

2024年，贺建奎在外网自媒体上发布的一条消息，再次点燃舆论。他声称，自己手中有两篇关于“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研究论文，愿意公之于众，但前提只有一个——必须发表在《Nature》或《Science》这两本全球顶刊上。

在他看来，自己2018年完成的这项研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打破了人类对艾滋病的防控局限，理应获得顶刊的认可与殊荣，甚至直言“普通期刊不配承载这项足以改变人类未来的研究”。这番狂妄言论，瞬间引发科研圈和网友的群嘲——要知道，当年他的实验被定性为“蓄意逃避监管、严重违逆伦理”，如今却还在执着于用顶刊“正名”，未免太过荒唐。

可更具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就在这条消息发布几天后，贺建奎再次更新自媒体，晒出自己受伤流血的照片，爆料称自己被不明身份人员蹲点殴打，身上多处受伤，甚至暗示“背后有人指使”。他在文中抱怨，自己掌握着基因编辑的核心技术，遭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嫉妒，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打压他，试图阻止他继续开展研究。

警方已初步确认殴打者受人指使，但幕后主使仍未浮出水面。消息一出，网友彻底吵翻了天：一派认为“打得好”，觉得他罔顾伦理、恶有恶报，被打不过是自食其果；另一派则表示“无论对错，暴力都不可取”，哪怕贺建奎有再多争议，也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非用暴力打压科研探索；还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是贺建奎自导自演的闹剧，目的就是博眼球、为自己的研究造势。

事实上，这并不是贺建奎刑满释放后第一次引发争议。从2022年4月出狱至今，他的每一次“尝试复出”，都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质疑和阻力，而这一切，都源于2018年那场改变他一生，也震惊全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回溯过往：一场震惊世界的实验，一段锒铛入狱的经历

贺建奎曾有着光鲜的履历，毕业于名校、深耕基因编辑领域，一度被视为科研圈的“潜力股”。但真正让他站在聚光灯下的，不是什么重大突破，而是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女孩——她们是世界上首例被基因编辑过的婴儿。

2018年11月底，香港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开幕前一天，贺建奎突然公布了一个爆炸性消息：他的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一对双胞胎胚胎阶段，对她们的CCR5基因进行了编辑，目的是让她们天生具备对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力——因为这对双胞胎的父亲患有艾滋病，贺建奎声称，自己的实验的是“为受艾滋病毒影响的夫妇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的孩子不再受HIV病毒的威胁”。

按照他的说法，团队先对精子进行“洗涤”，分离出单个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再用5微米粗的针，将Cas-9蛋白和特定引导序列注射进受精卵，编辑目标CCR5基因——这是HIV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门户”，北欧有一成人群天生存在这种基因缺失，对艾滋病天然免疫。编辑后的胚胎在体外发育3-5天后，经过基因检测确认编辑成功，再由受试夫妇选择是否用于怀孕。

可这番看似“人道主义”的辩解，并没有换来理解，反而引发了全球各界的强烈反对。首先是科研层面的质疑：不少科学家研究了他公开的材料后发现，这项实验的科学性严重不足，既无法证明基因编辑确实有效，也无法排除编辑行为对双胞胎未来健康的潜在危害，甚至有证据显示，双胞胎中至少有一个婴儿的基因编辑并不完整，像是“多种变化的细胞拼凑而成”。

而更多的反对声音，来自伦理层面——这也是贺建奎实验最受诟病的地方。要知道，当时我国明确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而贺建奎自筹资金、私自组织人员，蓄意逃避监管，将未经过充分验证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人类胚胎上，这不仅违背了科研伦理，更漠视了生命的尊严。

事件发酵后，贺建奎当时任职的南方科技大学迅速撇清关系，称其行为系校外私自进行，学校毫不知情，且明确表态“这类研究严重违逆学术伦理与规范”。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广东省也成立专门调查组，全面核查该事件。

2019年1月底，调查组给出明确结论：贺建奎的行为是“为追逐个人名利，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当年12月3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2022年4月，贺建奎刑满释放，但他的“科研梦”，早已被自己亲手击碎。

复出之路：屡战屡败，却仍执迷不悟

出狱后的贺建奎，始终没有放弃重返科研圈的想法，可现实却给了他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他先是四处求职，希望能回到学术圈，继续开展基因编辑研究，但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机构，都对他避之不及——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接纳一个违背伦理、有犯罪记录的科学家，毕竟科研的前提，是敬畏伦理、坚守底线。求职碰壁后，他试图在北京大兴注册一家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可最终也因各种阻力未能如愿。后来，他想移居香港，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却被怀疑以虚假陈述获得签注，最终也不了了之。

直到2023年，贺建奎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他从北京来到武汉，担任武昌理工大学附属医学研究所所长，总算有了一个能接触科研的岗位。可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因当年的负面报道持续发酵，加上公众的强烈质疑，学校在年底就以“舆论压力过大”为由，礼貌地将他辞退。

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让贺建奎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让他更加执着。就在近期，他终于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找到了落脚点，重新创立了与基因编辑研究相关的实验室。据他自己透露，他已经获得了某资本5000万元的投资，还有美国某企业家100万美元的投资，外加总值250万元的科研捐助。

手握资金和实验室，贺建奎的底气再次“爆棚”。他不仅再次鼓吹基因编辑技术的“美好未来”，甚至放出狂言，称“基因编辑不仅代表着医学的未来，更是下次世界大战的核心武器”，还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公众终将接受这项技术”。

可在2026年的今天，随着《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即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我国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监管愈发严格，贺建奎的这番狂言，显得格外苍白。

该条例明确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经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并备案，强化受试者权益保护，对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像2018年那样“逃避监管、违背伦理”的实验，再也没有可乘之机。

同类镜像：除了贺建奎，还有一场“换头术”的伦理之争

其实，在贺建奎之前，早已有人因为一项“惊世骇俗”的研究，站在了科学与伦理的十字路口——那就是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与我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团队合作的“换头术”。

2017年11月，卡纳韦罗宣布，他与任晓平教授团队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部，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及神经接驳，历时18小时完成了这场被外界称为“全球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的实验。

但任晓平教授随后强调，这只是“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只是将两具正常死亡的尸体进行头身接驳，并非外界宣传的“换头术”，核心目的是验证“异体头身重建”的可行性，为未来研究积累数据。

可这番解释，并没有平息质疑。早在2013年，卡纳韦罗就曾发表论文，提出“换头术”的设想，并预测人类终将实现这一技术；2015年，他更是详细列出了“换头术”的关键步骤，甚至预测自己会在2017年开展首例人类活体“换头术”，还找到了一位患有遗传性肌肉萎缩疾病的俄罗斯工程师作为志愿者，可最终这位志愿者临时变卦，活体手术至今未能开展。

作为合作方，任晓平教授团队此前也开展过动物实验：2016年，他们对一只猴子进行了头部移植，成功连接了头部与新身体的血液供应，但并未尝试连接脊髓，实验表明，在15度低温环境下，猴子可在手术中幸存且不遭受脑损伤。此外，卡纳韦罗的韩国合作者也曾用老鼠做过实验，通过注射聚乙二醇（PEG），成功让切断脊髓的老鼠重新恢复部分肢体活动。

对于尸体“换头”实验的伦理问题，任晓平教授表示，实验所用的两具新鲜男性遗体来自哈医大解剖学研究所，获得了伦理专家委员会的批准和家属的同意。从法律层面来说，遗体捐献后，家属已认可全权交由医院处置，院方无需每次使用都通知家属，这一点在遗体捐献条例中也有明确规定。

可即便如此，外界的质疑依然铺天盖地。世界神经外科协会发表反对声明，明确表示“在人类有能力实现离断脊髓神经完整再生之前，头颅移植不仅在伦理学上不可接受，在科学层面也毫无意义”，还强调“任何外科医生都应拒绝进行对患者无益的手术操作”。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也明确反对，认为哪怕是遗体“换头”实验也毫无意义，甚至要求追究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责任，直言“头移植在伦理上本就不允许，根本没有开展模型实验的必要”。

最终，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原本支持该实验的哈医大，迅速叫停了“换头术”的后续研究和相关报道，这场持续数年的“换头术”争议，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截至2026年，全球范围内，人类活体“换头术”依旧停留在设想阶段，有专家明确表示，短期（数十年内）绝无可能实现，其终极实现仍处于科幻边界，还要跨过脊髓再生等多重“死亡线”。

深度思考：科技无错，但伦理不能缺位

贺建奎的执着与狂言，任晓平团队的“换头术”争议，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当科学技术的发展，超出了现有伦理和法律的约束，我们该如何抉择？

不可否认，科技本身是无罪的。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从基因测序到器官移植，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本质上是为了造福全人类。就像基因编辑技术，合理运用可以治疗多种遗传性疾病，为无数患病家庭带来希望；“换头术”的探索，如果能突破技术瓶颈，也可能为瘫痪患者等特殊群体带来新生。

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伦理的约束、法律的监管，就可能沦为“伤人的利器”。翻看人类科技史，我们不难看到科研伦理缺失带来的惨痛教训：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海拉细胞活体注射试验、人体放射性试验、人猿杂交实验，还有日本731部队在战争中开展的恐怖人体实验，每一个都充满了残忍与黑暗，无数人因此遭受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有人说，“伦理是科技的紧箍咒，会阻碍创新的步伐”，但事实上，伦理从来都不是创新的绊脚石，而是科技健康发展的“护身符”。就像贺建奎，如果他能坚守伦理底线，不急于求成、不追逐名利，不将未成熟的技术贸然应用在人类胚胎上，或许他真的能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如果卡纳韦罗和任晓平教授团队，能充分考虑“换头术”的伦理争议，不盲目推进超出技术和伦理边界的实验，也不会陷入舆论的漩涡。

其实，科技挑战伦理，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日心说的提出，打破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传统认知，被视为对宗教伦理的挑战；如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公民隐私泄露等伦理难题。但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科技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平衡中实现的——科技推动社会发展，伦理规范科技方向，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026年，随着《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的施行，我国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监管将更加完善，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科研创新，必须在伦理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贺建奎的闹剧，或许还会继续，但他的经历，应该成为所有科研工作者的“警钟”：科研的初心是造福人类，而不是追逐名利、突破底线；技术的价值在于向善，而不是肆无忌惮、罔顾伦理。

我们期待科技的每一次突破，期待基因编辑、器官移植等技术能为人类带来更多希望，但我们更坚守一个底线：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伦理都不能缺位，生命都必须被敬畏。因为只有这样，科技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引发灾难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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