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立春前夕,北京气温寒意未散,能源圈却已掀起一股“核”作热潮。短短三天内,中国广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长利亲自带队,接连拜访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三大发电央企,与三家集团主要领导分别举行高层会谈。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礼节性走访。在“十五五”开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背景下,这场密集的“核能外交”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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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现在?时间点耐人寻味。1月26日至28日,正值春节前夕,各大央企本应进入年度收尾节奏。但中广核却选择此时高调出击,且由“一把手”亲自带队,足见其对合作升级的迫切。
更关键的是,当前正是“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阶段。三大发电集团均在调整能源结构、加码核电与新能源布局。而中广核作为国内两大核电运营商之一,手握红沿河、陆丰、宁德、石岛湾等多个在建或运营项目,在技术、供应链、数字化仪控等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协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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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时代生态重构
外界常将中广核视为“核电公司”,但此次会谈释放的信号远超单一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华能早已不是核电领域的“旁观者”——早在2021年,华能便正式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核电厂运行许可证》,成为继中核、中广核、国家电投之后第四家拥有核电牌照的央企。其控股建设的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已于2023年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华能正式跻身核电“持牌玩家”行列。
这意味着,中广核与华能的对话,不再是“运营商与潜在用户”的关系,而是两个持牌主体之间的深度协同。双方在会谈中特别提到“数字化仪控”合作——这指向的是核电站核心控制系统国产化,也是当前卡脖子技术攻坚的重点。
去年12月,华能核能技术研究院已与中广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在高温气冷堆与压水堆数字化仪控系统设计、运维保障及数字化业务等领域持续加强协同。数字化仪控系统是中广核数科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但在底层技术研发方面仍需要华能核能院提供更多专业支撑。目前双方已有多个项目完成前期对接,此次交流无疑将进一步加强优势互补。
而在与大唐的交流中,“宁德核电”被反复提及。双方在该项目合作已有20年。对宁德、阳江等核电站的参股模式是大唐在尚未获得核电运营牌照的情况下,进入并发展核电业务的主要途径。
大唐在核电领域的“阳谋”由来已久。一个重要动态是,大唐于2025年将小型堆综合利用和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列为其重要研发方向,并与中广核在相关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协作,寻求未来发展的新切入点和实现核电弯道超车的契机。
至于国家电投,作为“国和一号”(CAP1400)技术路线的主导方,与中广核在“华龙一号”技术体系上虽路径不同,但在标准统一、审批协同、国际出口等方面存在巨大合作空间。此前不久,国家电投旗下上市平台电投产融刚刚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成为国家电投核能发电业务唯一整合平台,同时也是A股第三大核电巨头。因此,双方正在从业务竞合携手走向生态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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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的“默契”从何而来?
表面看,这是中广核主动出击;实则,三大发电集团同样有强烈动机。
华能手握核电牌照,正全力推进石岛湾后续机组及沿海新址开发,亟需中广核在工程管理与规模化运维上的支持;大唐虽非核电主力玩家,但在沿海省份布局新能源时,常需与核电基地协同开发“风光核储一体化”项目;国家电投则面临三代核电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压力,与中广核联手可摊薄研发成本、加快审批节奏。
但更深层的推力,或是来自一场全球范围内由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点燃的核电复兴浪潮。
在美国,微软、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正疯狂扩张AI算力基础设施。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据,2025年美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同比增长近35%,预计到2030年将占全国用电量的8%以上。面对如此高密度、高稳定性的负荷需求,传统电网难以支撑,天然气发电又受制于碳约束,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成为科技公司眼中的“理想电源”。微软已与多家核电开发商签署购电协议,计划为数据中心配套部署SMR;亚马逊则投资超10亿美元入股核能初创企业,目标直指“零碳算力”。
这股风潮迅速传导至政策层面。拜登政府2025年推出的《先进核能加速法案》大幅简化SMR审批流程,并设立500亿美元专项基金。欧洲多国亦重启核电评估,法国宣布新建6台EPR2机组,英国加速推进Sizewell C项目。国际能源署(IEA)在2026年初报告中明确指出:“核电正从‘基荷电源’转向‘高价值负荷支撑者’,其战略地位被重新定义。”
中国电力央企显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一方面,国内AI算力中心建设同样提速——北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纷纷规划“智算集群”,对7×24小时零碳电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若要在未来参与全球清洁能源基建竞争(如“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必须提前构建完整的先进核能产业链能力。
在此背景下,国家电投、华能、大唐与中广核的密集互动,便不再是简单的内部资源调配,或是对全球能源-科技范式转移的一次自发的集体响应。换句话说,他们的“默契”,也许既源于内生转型压力,也来自外生趋势倒逼——当硅谷开始拥抱原子能,中国的能源央企自然要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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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静悄悄的“合纵”?值得注意的是,三次会谈均由中广核多位高管协同参与,包括该集团负责战略规划与新兴产业布局的副总经理李亦伦。李亦伦的核心职责并非传统核电项目协调,而是聚焦氢能、先进核能(如小型堆、四代堆)、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业务。他的出席,恰恰说明此轮会谈不仅着眼于现有核电资产的合作,更意在探索下一代核能技术与多能互补系统的融合路径。中广核自身也正在从“核电运营商”转型为“综合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提供者”。
由此,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内部转型压力陡增的双重挑战下,电力央企之间似乎正从“竞合”走向“深度绑定”。与其各自为战,不如抱团取暖——尤其是在技术门槛高、投资周期长的先进核能领域。
或许,这轮密集会晤只是序幕和信号。接下来,我们或将看到更多跨集团联合体出现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国际核电出口、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等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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