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该“坐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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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是否应实行“坐班制”？这一问题一再引发热议。支持方认为，教师坐班有助于规范管理、促进师生互动；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此举易导致科研时间碎片化，与学术工作所需的自主、弹性相悖。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校该如何构建既保障教学质量，又尊重学术规律的管理模式，如何在“有序管理”与“学术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点。

夜色深沉，时钟指针已滑过九点，江苏某高校校园重归寂静，人文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却依旧亮着灯。李老师关上电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对他而言，这种“早九晚九”的节奏，自学校推行教师“坐班制”以来已成为常态。除了备好课、做好研究，他还有填不完的表格、处理不完的学生事务，原本的整块时间被切碎了。“感觉自己越来越像行政管理人员，而教学科研好像变成了附属品。”

大学教师要不要“坐班”？高校又该如何更好地激发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内生动力？

高校教师坐班可“分类施策”

所谓“教师坐班”，指的是很多教学岗位的中青年老师，除了教学科研之外，也要像行政老师一样“朝九晚五”，形成事实上的“一人双岗”。一直以来，高校教师可以自主安排研究、教学与思考、写作的时间，是社会公众对其职业特征的普遍认知。当这一传统被打破，便引起了热议。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名梁发现，相较于“双一流”高校，采取教师“坐班制”的更多是新建院校、民办高校、专科院校与“双非”院校。此要求覆盖的教师群体，主要集中于中青年教师。

为何如此？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伟分析，这些高校推行教师“坐班制”，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现实考量。“首先，是规范过程管理。希望通过对教师固定的考勤规范工作流程，提升效率。其次，是控制管理成本。在当前高校管理人员不足、编制有限的背景下，让中青年教师‘双肩挑’，兼任行政事务，被视为一种降低成本的现实选择。再者，是为了强化师生互动，旨在解决‘课后失联’问题。希望通过制度引导教师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教学与学生指导，以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威注意到，从公开信息看，各校推行坐班的理由多样：对于“双肩挑”教师，是为了方便处理行政事务；对于未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可能是为了便于开展理论学习或教研活动；面向新进教师进行规定的，是为了培养这些老师的责任心、服务意识，帮助其快速熟悉工作、融入集体。他强调：“对不同岗位教师，应采取不同管理方式，如对于‘双肩挑’教师，适当‘坐班’显然必要，但是对于未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则应在管理上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在李名梁看来，站在高等教育管理角度，高校教师工作具有创新性、灵感驱动性，需要自主支配时间，如果将教师“坐班制”作为一项普遍、刚性制度加以推行，是管理思维的“懒政”，与高校教师工作本质规律相悖；但作为一种针对特定群体、特定阶段的弹性安排，则可以成为辅助教师发展和保障教学质量的工具。

知识生产、科技创新离不开“闲逸的好奇”

“热烈的讨论，正说明了这一制度本身利弊互见。”程伟告诉记者，有利的方面，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规范教学秩序，促进师生面对面交流，增加教师间的合作机会。然而，如果不顾教师实际情况“一刀切”推行，则忽视了高校教师工作需要自主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存在明显弊端：“有研究显示，坐班使得教师的有效科研时间减少，学术产出效率降低，并干扰了中青年教师的职业定位，可能会造成人才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李名梁将争议的焦点提炼为：究竟应如何定义、评价和保障高校教师的有效工作？他认为，用标准化、过程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去强行介入一个以创造力、自主性和不确定性为内核的学术生产活动，其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论证。

“这种管理可能初衷积极，但若忽视学术工作特殊性，极易引发新矛盾。”李名梁坦陈，对于新入职教师，适度“坐班”或许有助于其快速适应；对于需要紧密协作的团队，固定在校时间也可能促进交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刀切”还是“分类施策”。“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和深度思考，需要大块且不受干扰的‘沉浸时间’和因灵感而异的弹性作息，而坐班会导致时间碎片化，挤压核心教学与科研时间，长期持续必然会影响学校的学术竞争力。”

高等教育学奠基人、美国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在其名作《高等教育系统》中指出，由于发现知识是一项探索未知世界和不确定事务的工作，要通过常规组织机构对其加以系统化是很困难的……如果教授要独立思考和享有创造的自由，就无理由对他们实行必须定点定时坐班制。卢威引用观点和数据，进一步揭示出高校教师本就超负荷的工作现状：一项面向我国437名高校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周工作时间为52.3小时，教师平均每周深夜工作时间约11小时，占周工作时间的22%。

“知识生产、科技创新需要‘闲逸的好奇’，但繁重的‘杂活’却使不少教师疲于做‘仓皇的学问’。”卢威的总结，道出了一些教师的无奈与困境。

管理模式从“刚性管控”转向“精准服务”

坐班与否的表象之下，是高校管理模式如何更好地适配教师发展与学术生产规律的时代命题。“关键是构建一个‘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为核心，以发展为旨归’的高校管理模式，有效形成‘有力度’的绩效体系与‘有温度’的人文环境相融合的教育生态。”李名梁表示。

他指出，高校管理部门的角色应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协调者”，通过培养高效专业的行政团队、大力推动数字化建设，切实为教师减负。同时，高校可尝试推行“分类分层”的弹性工作制。“比如，按岗位分类管理，或者按职称、年龄、学科差异化管理。明确区分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型等不同岗位，制定差异化的工作时间要求。教学为主型可安排更多固定在校时间用于指导学生；科研为主型则应保障其自主科研的时间。”

程伟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应推动高校管理模式从“刚性管控”向“精准服务”转变，实施分流与差异化管理。比如，研究型大学应保障教师的学术自主时间；应用型、技能型大学可因校制宜，设定合理的在校时间，用以指导学生学习和实训。

“高校需建立一套契合知识活动内在逻辑与教师工作性质的管理方式。”卢威特别强调了高校内部学术与行政两种活动存在差异性，管理者应认识并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性，不能简单地用“一刀切”的行政逻辑限制学术活动。

“此外，当高校制定有关教师管理的制度和规则时，有必要充分征求教师的意见建议，这样制定出来的规则才能更加贴合实际、更具有可行性。”他还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应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引导教师回归主业。在我看来，理想的制度设计，旨在服务教学科研核心任务，考核应聚焦于教师的教学效果、科研成果等实际贡献，而非单纯地看‘在岗时长’。”李名梁说。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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