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黄金时代永不落幕：下一站杭州

来源：经济观察网

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网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飞速提升，世界正在再平衡，正在回归到19世纪之前的状态，即东西方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均衡。而这样的再平衡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位者如何克服进取者可能取而代之所带来的心态失衡；二是转轨问题，即进取者从跟随到引领，需要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日本和欧洲都是前车之鉴；三是如何避免黄金时代的落幕。

麦克法兰在《宇宙观与现代世界》中提醒我们，西方世界基于技术、科学及军事领域的显著优势和胜利，形成了一种自视优越且认为代表进步的宇宙观。他也强调，西方一直是一个好斗、崇尚军事，在很多方面自以为是且自信满满的文明。以己度人，西方会认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在领先之后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上一次霸权衰落是出现在英美之间的霸权交替。这也是过去500年唯一一次相对和平的霸权交接，虽然英国人仍然酸酸地说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希腊和罗马”的关系。但如果我们从面对挑战者的在位者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大国博弈最不易管理的恰恰是心态。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的英国人对帝国和命运的自信已经不再那么容易维持，当时的挑战者是德国和美国，而几十年后又会加上日本和苏联。地理大发现时期和大帝国时期那个开放、扩张，不断发展的世界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封闭的时代，英联邦体系内部整合，对外则砌起关税的高墙。

麦克法兰慨叹历史的相似之处，我们是否将再次面对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尽管全球化仍然是大背景。西方的挑战是如何摒弃自己掌握所有答案的自负心态，转而接受可能从世界其他地区学到很多东西。在做好成为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时候，中国则需要传递出我们不会和西方一样的声音。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转轨，从一种发展模式到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切换，以及何时推进这种切换。政府与市场，官僚的计划与创新的混乱，本质上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相互侧重。在追赶阶段，中心化的计划和对执行力的强调很重要，可以推动弯道超车。相应的，当我们贴近高科技的核心地带，当我们要开始探索未知的时候，去中心化的努力，可能会更重要。

转轨需要推动从执行向创新的转变。创新需要打破规则，而高效执行却依赖于遵循规则。持续的进步取决于在这些力量之间取得平衡，在为探索而分散与为利用而集中之间灵活切换。

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破坏性，就是熊彼特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会引发人性中抱团排外的心态。《人类巅峰》特别强调人性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外向的，体现为贸易者（探索、交易、冒险）；另一种是内向的，体现为族群抱团（历史之所以会重复，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性）。诺伯格的研究发现，当一个文明拥抱贸易与创新时就会繁荣发展，失去文化自信时就会走向衰落。在当下，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受到这种外向和内向情绪的拉扯。恰如熊彼特所说，“技术动态性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障碍。”

最后，回到本文的母题：黄金时代结束了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似乎转瞬即逝。

那到底什么是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期，在短时间内，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时期与一种乐观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鼓励人们探索新知识、尝试新的方法与技术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黄金时代的典型特征包括文化创造力、科学发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黄金时代有各种可供借鉴的想法与方法，我们可以将它们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创新。

我们还可以梳理出一系列黄金时代的特质：科学、开放、多元、包容、知识无国界、智慧不分种族、贸易、法治与自治、文化和艺术成为炫耀消费的代表，当然还有阶层的变化——商人替代贵族、契约取代身份地位等。

如何避免黄金时代的落幕，有三点值得深思：

首先，对未来要乐观。乐观主义是一种态度。因为科技进步而自信，通过改革社会制度，可以促进理性、宽容和财富的发展，相信人们可以主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其次，理解推动技术的发展需要扫除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过去的进取者恰恰会成为当下阻碍进步的在位者。全球汽车行业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当中国的电动车快速发展且开始重新定义车和出行的时候，汽车行业作为一个传统且古老的行业，它们的既得利益就受到了冲击。

第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进步”。我们所熟悉的进步是物质条件和物理环境的改变，是更方便和更便捷。重新定义的进步可能是更好的成长，更清洁的环境，更包容的氛围以及更自由的多元空间。

在《人类巅峰》中一个章节特别提到了两宋的首都汴梁和杭州，尤其是杭州的繁华，背后是开放、多元、贸易和创新的融合。

或许下一站是杭州？